张琴秋大姐见万曼琳哭了，心痛地把她拉进怀里，安慰她说，小鬼，你的情况康克清大姐都跟我说了，还特别嘱咐我们要好好关心和照顾你的生活和学习。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也都是你的亲人……要勇敢起来，向你哥哥学习，做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乔凌：“只要不挨打就行！”
乔凌（原武汉床单总厂领导）只知道自己的生日——1923年1月4日，那是上海一家养生堂（当时由外国人开办的慈善机构）给她记录下来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姓甚名谁。显然因为家境过于贫苦，父母养不活她，把她送进了养生堂。小乔凌在养生堂长到两三岁时，上海市郊一位姓乔的爷爷花了三块大洋把她买回了家。
乔家其实也过着清寒的生活，乔爷爷是个烧茶水的，开个小小的茶馆，早起晚睡的很辛苦，街坊邻居遇有红白喜事，他就去脚前脚后地帮忙，从中赚几个铜角子。乔爷爷有一个成年儿子，经常在汉口和上海之间跑买卖，风里雨里奔波忙碌了几年，不仅没赚着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债主，一连几年音讯皆无。幸而他已经娶妻生子，算是延续了乔家香火，乔爷爷看儿子已经没啥指望，就早早地为孙子买回一个童养媳，并为她取了名字叫乔凌。
从乔凌记事时候开始，她的记忆中就充满了毒打、欺辱和眼泪，没有一丝丝童年的快乐。从小小的5岁起，乔凌就开始在家里学纺纱，从早到晚，手脚不能停，累得腰酸腿痛，还要收拾家务，洗一家人的衣服，稍有不满，爷爷就会给她一顿暴骂和痛打，还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有时打处小乔凌屁股肿得老高，晚上睡觉时不敢沾床。7岁时，爷爷不让乔凌在家“白吃饭”，把她送到市郊一个地主家帮着伺弄庄稼，烈日之下，风里雨里，小乔凌像个小长工忙在田间地头，只有汗水，没有玩伴。有一次干活时突然天降暴雨，小乔凌急忙跑到附近一个瓜棚里躲雨，刚巧地主家的小儿子也在那里，那个地主崽子比乔凌大不了几岁，却心生歹意，恶狠狠朝小乔凌扑过来，把她按倒在地。小乔凌已经干了好几年力气活，身上有了些劲道，于是拼命反抗，反而把地主崽子推翻在瓜棚角落，弄了一身泥水。地主崽子恼羞成怒，掏出一把刀子猛地向乔凌刺来，乔凌背转身一躲，刀锋刺进她的后背，乔凌逃出瓜棚，一路飞奔，流出的鲜血把裤管都染红了，而身后，传来地主崽子狂傲的笑声……
背上的伤口，成了苦难生活留在她身上的第一道伤疤。
乔凌10岁时，家里突然发生大变故，半个月之内，乔爷爷和乔奶奶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养母、乔凌和她的“小丈夫”。有人把事情传告给在汉口躲债的养父，一个漆黑的夜晚，养父突然出现在家里，因为怕债主找上门来，养父白天不敢出门，整天小心翼翼，走路都怕声音重了，全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久，养父带上儿子和乔凌，又悄悄逃出上海，潜入汉口。已经破产的养父没本钱做生意，只好把儿子送去学钳工，把乔凌送到申新纱厂当童工。乔凌被分配到细纱车间，这项劳动要求眼快、手快、脚快，做工质量要求高。车间是两班倒，12小时一个班，小小的年纪，一个班做下来，累得全身骨头仿佛散了架，走路两腿发抖，身子直打晃。回到家里，还要挺着身子烧火做饭，洗衣服，真忙到深夜才可上床睡觉。凌晨3时又得赶紧起床，做好一家的早饭，5时之前再赶到工厂，开始12小时的繁重劳动……
刚刚10岁的孩子，怎么挺得住这样的劳累！有一次因为特别疲劳，眼皮沉重得怎么也睁不开，小乔凌像个机器人似的，只是下意识地在机器之间奔跑着，分理着细密的纱线，终于她挺不住了，意识朦胧之间，细纱终于“开花”了（细纱一处断了就会断一大片，拧成一团如同开花），这时一个凶恶的工头吼叫着跑过来，一把揪住小乔凌的头发，抄起一根尖利的钢管就往乔凌头上扎，嘴里叫着“看你还困不困！”额角上流下汩汩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脖颈和衣襟。因为没钱治疗，伤口发了炎，整整3个月后才完全愈合，额上却留下永远的伤痕。
这是苦难生活留给她的第二个伤疤。
1934年，申新纱厂失火，主要车间几乎全被烧毁了，工厂只好宣布倒闭破产。失业在家的乔凌又成了“白吃饭”的，天天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与其在家当受气包，不如出去找工做。一天大清早，12岁的乔凌偷偷从家里溜出去，跑到汉口第一纱厂找工做，一个40多岁的工头答应给她介绍工作，却把她哄骗到郊外一处农村，卖给一家农民当童养媳。几天之后，养父找到了她，花钱把她赎回家。一时家门，气急的养父用绳子把她的手脚死死捆住，然后用皮鞭没头没脑地猛抽，嘴里叫骂着，死丫头，看你还跑不跑！
这场毒打，在小乔凌身上又留下几道伤疤！
几个月后，申新纱厂恢复了生产，乔凌又回到那里继续做工。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申新纱厂也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这时已经在工厂住宿的乔凌有了一些人身自由，在工厂业余学习文化的活动中很活跃。一天，那位叫毛真的文化教员找到乔凌——他本来是按照蒋委员长的要求，到工厂来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毛真问乔凌，小鬼愿不愿意离开家，到一个新地方去学文化？
乔凌说，当然愿意！你说吧，去哪里？
毛真说，那地方你想做工就有工做，想读书就有书读……
乔凌一听，高兴极了，读书是她梦牵魂绕的奢望啊！不过这位毛先生是不是骗人的，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地方吗？在黑暗的旧中国，乔凌挨打的记忆太深太痛了，她脱口问道，那里挨不挨打？
毛真笑着说，那里怎么会挨打？在那里人人平等！
乔凌立马说，只要不挨打，我去！
几天后，毛真和另外几位姐妹一起，从各自的家里偷跑出来，由毛真带队，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然后坐上脏乎乎的运煤车，北上西安。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的路上，带队的邓队长为大家做动员，说，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一定要做好吃苦耐劳、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激动万分的乔凌脱口说道：只要不挨打就行了，大家哄地笑起来。
伍良素：跟随百名壮士奔延安
1935年初，一支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开进贵州遵义市，正是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深入到遵义高坪乡的一支红军队伍，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一位女性的一生。
伍良素（原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的家是高坪乡的大户，她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和大伯做盐业生意，家境富裕，日子安稳。遵义一带有钱有势的人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关门歇业，跑到外地躲避。伍良素的父亲和大伯虽然躲了，但母亲宋玉兰为照看家业，没走。
十几位红军战士住进伍家，他们不仅没有没收伍家财产，还热心地帮母亲出售食盐。伍良素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们每天挑水、扫院子，和妈妈一同煮饭、洗衣服，在乡里不欺压老百姓，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价赔偿，这一切都给伍良素留下深刻印象。红军第二次经过遵义时，有一个红军战士受伤未能跟上队伍，跑到伍家躲藏，母亲二话未说，就把他收留下来。母亲给他上药，缠绷带，又换上伍家帮工的旧衣，到傍晚时，母亲让战士挑着煤篮子，亲自带他从小路出城去追赶红军队伍，避开了白军的追杀。母亲的大义之举吓坏了父亲，父亲大骂母亲，怎么可以干这种“满门抄斩”的事情！母亲镇静地说，我不明白什么世事道理，人家红军帮过咱，咱就得帮人家！
红军的行为一直深深影响着伍良素。1939年春，在遍及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伍良素与遵义女子中学的同学杜奇结伴离家，共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她们的第一站是重庆，然后徒步转移到成都。成都是大后方，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比较集中，中共在这里的活动相当活跃。一到成都，伍良素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群力社”，很快又秘密入党。她与大批青年同学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宣传、游行、募捐，大唱救亡歌曲，到医院慰问被日冠飞机炸杀的群众。她和同学们的热血在胸中沸腾，她和同学们的激情在街头激荡……
1939年10月，伍良素在成都结识了《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当光未然得知伍良素想去延安的心愿后，便告诉她和同学黄颖说，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派人入川招生。这里的热血儿女们群起响应，呵气成云，我们党决定趁这个机会，把大批需要撤退和要求去前方的党员和青年骨干送到前方去，这样既可保存干部力量，又可增强前方抗战力量。
伍良素和黄颖立即报了名。
1939年12月8日，参加“民大”的学员按军事组织编成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徒步向第二战区出发了。队伍告别成都时，全市各界举行了盛大欢送会。
这支队伍上路走了没几天，伍良素脚上就起了大泡，而且发了炎，站立都很困难，简直痛苦不堪。正是隆冬严寒季节，队伍从四川到陕西，要翻巴山，越秦岭。队伍一路奋勇前行，一边向民众宣传抗日，自称是“小长征”。途中，有一天忽然来了13个男女青年。一问，他们都是来自海外和广东的爱国青年，满怀赤子之心来到重庆找国民党政府，要求去前线抗日，想不到竟无人理睬。听说这支学生军之后，他们在后面悄悄跟了数天，经观察证实这是真正去抗日的队伍，便要求加入。双方热烈拥抱，群情激奋，这13人被大家誉为“十三勇士”。
队伍行进途中，得知阎锡山背信弃义，公然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仅“民大”学生就牺牲了数十人，二战区的新军（中共领导的部队）与旧军（顽固派领导的部队）正打得不可开交。这支“民大”学生队伍义愤填膺，决意改变路线，不去给阎锡山“壮门面”了。几位领导者都是地下党员，经报请党组织同意后，他们一边与阎锡山派来的接收人牛队长等人斗智斗勇，假意周旋，一边秘密准备转道奔赴延安。
一天深夜，牛队长被灌得酩酊大醉，队伍悄悄集结起来，领导人王怀安站在队前，神情严峻地征求大家意见：同志们，闫锡山现在反共了，我们是到反动黑暗的地方去，还是到进步光明的延安去？
大家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去延安，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
当夜，这支近二百人的青年队伍于洛川突然转道奔向延安。党中央派冯文彬、徐一新、柯仲平、韩天石等人到三十里堡迎接这支年轻的队伍，欢呼声、口号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从1939年12月8日自成都出发，到1940年2月2日胜利到达延安，这支150多人的队伍徒步行军57天，行程3000多里，大家浑身上下衣裤鞋袜都破烂不堪，还长了虱子，好像一群流浪者，但到了梦想已久的革命圣地，每个人都情绪高昂，歌声不断……
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久后，阎锡山向毛泽东发电抗议，称共产党劫走了他的学生，要求把人送回。毛泽东笑着说。共产党是从不抓壮丁的，这次我也不开先例。他要人把电报送给大家，说去者欢送，留者欢迎，由学生自己决定去留。
数天后，150多人联合签名的致阎锡山的公开信在《新中华报》上刊出，信中申明大义，称“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不得不离开你们。阎先生如能改弦更张，坚持抗日，我们会回到先生身边的。”
阎锡山再无反应。
廖冰：南洋小姐跨海抗日
身材娇小玲珑，谈吐轻缓从容，一副金丝边眼镜，尽管已是夕阳暮年，但内在优雅而文静的气质是你迎面就能感觉到的，这就是廖冰（原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谈到当年，她笑着对我们说，我是穿着高跟鞋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
1917年，廖冰生于广东省大埔县平原乡的一个医生之家。在她的少女时代，大革命如烈火怒潮，席卷整个广东省，中共在大埔县建立了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许多村镇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组织。革命的浪潮也波及到廖家所在的平原乡，平原公学成为革命者最为活跃的地方，那里的老师也受到新思潮影响，带领学生四出宣传进步思想，还排演了表现苏联革命成功的白话戏剧，演员都装扮成俄国人模样，各乡各村的老百姓何曾见过这么新鲜时尚、洋里洋气的演出？人山人海地围着看。
廖家人世代学医，家风忠厚正直、乐施好善，深得村民的尊重和爱戴。廖冰的大哥廖优健是平原公学的教师，一向热心进步活动，革命者连半天先生是他的结拜弟兄。这样，在廖家的药铺里，常有平原公学的老师和革命者来喝茶聊天，研究革命斗争。就在这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廖冰常听到一些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论，什么“阶级斗争”啊，“压迫剥削”啊，“西方列强”啊，虽然这些词汇对于少女廖冰来说还有些费解，但她记住了男女要平等、男人不能打女人、女人也能和男人一样去上学……
9岁那年，廖冰眼见表弟进了学堂，便也哭闹着要去念书，在大哥和连半天先生的支持下，她成了平原乡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学堂念书的女孩，而且回回考试全班第一，还从一年级一下跳到了三年级。才女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村，廖冰竟然成了学习的榜样，很多人家受廖冰的启发，都送自己的女儿上学了。
1927年春，正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国民革命进入高潮之际，老师每天都给学生们介绍和讲解国内局势和每天各地发生的事情，放学的归途中，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然而，白色恐怖却裹挟着血雨腥风突袭而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很快，平原公学被查封，连半天等许多革命者被迫转移，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捕被杀，廖冰的一位参加农村暴动的堂兄也未能幸免。她亲眼看到一批批青年被捆绑着从自己家门前的大路上走过，在死亡面前，他们毫无惧色，个个昂着头，大义凛然，一路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
廖冰的心灵被如此惨烈的场景猛烈地撞击着，崇敬、恐惧、无奈、仇恨、难过、思索，久久地交织在一起。
父母和哥哥常在家关起门来大骂国民党当局，盼着红军早日胜利。小廖冰就坐在床边，竖着耳朵听他们谈话。一个狂风呼啸的深夜，廖冰发现大哥悄悄回来了。他告诉母亲，自己前几天被抓了起来，在押解途中他设法贿赂了押送的大兵才逃了回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大哥决定逃往南洋。慌乱中，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些银元交给他，什么也来不及说，大哥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了。从那天起，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小廖冰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