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住的职工宿舍也有几处。这些住过的和没有住过、却也有过干系的居所和屋宇，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触。世事沧桑，悲欢离合，一切都非常可贵，我来不及叙说，我只能借这几片纸，星星点点地勾画那散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认的雪泥鸿爪。
十六斋
十六斋在三角地西隅，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筒子楼。这原应是一般的宿舍楼，因为学校发展很快，单身职工结婚后没有住所，就临时成了双职工的宿舍。楼有三层，房间南北相对，一个房间住一家。60年代初，一下子搬进了几十对年轻夫妇，呼啦啦地把整座楼都占满了。我也是这时搬进十六斋的，住三楼的316号。
房间不大，大约十二米，除了安放一张双人床，余下的地面就很可怜了。好在那个年代奉行艰苦奋斗，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有一间安身立命的小房子，就已满足。楼里没有厨房，每层倒是有一个厕所，是公共的，男的在三层，女的在二层。初搬进十六斋，因为没有厨房，各家都把炉子放在各自的门口，加上置放一些必要的厨具，加上堆放煤饼（那时烧的是煤饼）的地方，那楼道就黑压压地成了“巷道”了。
后来学校给每层匀出两间空房，给各家做饭用——我们终于有“厨房”了，不过仍然是公共的。大家动手把楼道里的家伙，搬进了新的“厨房”，顷刻间，整个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炉子和煤饼，还有厨房的必备用具，油盐酱醋等等，仍然是挤得不留一点空隙。好在房客都是学校的职工，有的先前还认识，大家都彬彬有礼，也都能互相体谅，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有时还能互相照看，那家缺了葱啊蒜的，还能互通有无。
住进十六斋时，大家都是青年，事业学问都看不出端悅，但是那种邻里互助的精神，却是愈久愈显得香醇。住在十六斋的那些房客们，后来有的在“文革”中遭难，有的则是飞黄腾达成了各界的要人。
朗润园
朗润园在燕园西，是一座岛，四面环水，水中荷叶田田，水岸杨柳婆娑，是北大后湖风景佳丽的地方。岛中央有许多古建筑，多是清代王公贵族留下的府第，到了50年代，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剥蚀，已经显得苍老了，但那种不同凡响的恢弘气象还在。园中小山逶迤多姿，山巅有亭，亭隐约于树荫中。朗润园最美的是临水的那些建筑。北大许多名人都是朗润园的居民。50年代初期孙楷弟先生的住处是一座岛中岛，四面荷花环绕，古槐杨柳掩映其中，真是神仙洞府。从孙府沿溪向东，路旁竹林中数间矮房，就是温德先生的家了。温先生是美国人，终身独处，九十高龄还游泳骑车，也是一位活神仙。湖边盖起公寓之后，园中的居民就更多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陈占元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先后都在这里安了家。
说起临水而居，最有韵味的要数罗列先生的家。记得当年罗列先生住的，是一座水流婉转经过的旧式平房。房前是一条幽雅林荫小径，人了院子，后门即是小河，河边的美人靠被夕阳的余晖照着，更是引人遐想。这些临水的充满情趣的房舍，今已荡然无存，倒是那亭子还屹立着，见证着往昔的繁华。
朗润园的外圈盖起一批公寓，那是60年代初的事。学校发展得快，见缝插针地利用“空地”盖起了大批的公寓，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双职工的住房困难。朗润园周边的公寓就是这时盖的，在这些楼群间，还建了一座招待所——那是北大当年唯一的“宾馆”，因为位置在校园的北边，我们简称为“北招”。“北招”后来成了著名的“梁效”大批判组的住处。这些新的建筑破坏了这座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这种破坏在革命高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是在这时从十六斋的筒子楼迁居到朗润园的。当时住十二公寓三楼单元房中的一间。那套单元房面积总共约七十余米，有一个套间最大，三十多平方米住了化学系的三代人，其余两间，一家是地质系的，一家就是我住，总共算来，这小小的单元一下住进了三家、三代、十几号人口。厨房和卫生间是三家共用，做饭还好，用卫生间就要“排队”了。那时正值“文革”期间，外边口号声和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能有这样的一座“避风港”，也是万幸了。
蔚秀园
蔚秀园在北大西校门对过，前临通衢，由此向北，可达圆明园和颐和园。蔚秀园和北大西门之间的道路，是旧时从故宫通往颐和园的御道，现在也还是从内城通向西山的大路，去香山的，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的，再加上北大、清华和101中学这些学校都要通过这里，道路拥挤而繁忙，几乎时时都在塞车。
蔚秀园在海淀。海淀过去是万泉涌流的地方。这里的地名如万泉庄、万泉河、泉宗庙等都与泉水有关。蔚秀园置身于海淀的水网之中，这园林素以富于水乡特色名扬京师。园并不大，水面占了大部，河中水草芰荷丛生。旧式房舍，乌瓦粉墙掩映于粼粼波光之中，简朴而古雅。初进燕园，我们结伴步行去颐和园，常取道蔚秀园。当日的蔚秀园与四围西苑乡的稻田融为一体，令人恍若置身江南。
蔚秀园盖楼是70年代的事。楼高五层，约十余座，硬是把沿河那些小山脉全给铲平了。我刚搬进园子时，河道里水草依然丰茂，偶尔还能发现二三只野鸭从水泥涵洞中游出觅食。而如今，所有的水面都已干涸，昔日那种水乡风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70年代末，我在蔚秀园分得了两小间住房，总共约三十多平方米。这对于长期与人合住、没有独立住房的人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感觉，还能奢望些什么呢！当日在蔚秀园二十一公寓住的，各种人都有，有化学系的资深教授，也有食堂里的炊事员、校医院的护士，在特殊的年代，人们没有级别身份的差异，都相处得很融洽。
蔚秀园五层楼上居住的那些日子，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在那里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并开始了新的思考。我在那里完成的文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那是长久积蕴的喷发。这说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在蔚秀园居住的时候，南面的畅春园还是一片稻田和荷塘。从我的凉台南望，是一望无边的青翠！夏天的夜晚，蛙鸣惊天动地，使人终夜难眠。十里稻香，十里荷香，更是“扰”人清梦。那时望不到边的那些河网水面，如今已变成了同样望不到边的幢幢高楼：芙蓉里小区、稻香园小区、（这些命名，还留有旧日的残迹），加上北大的畅春园和承泽园小区，当日都是“未曾开发”的良田——这里原是供宫廷食用的上好的京西稻的产地，如今都在历史的风烟里消失了。
消失的不仅是蔚秀园周边的这一片，北京西直门外从往昔的蓟门烟树到如今的中关村开发区，那些直冲云天的由马赛克和玻璃墙堆积起来的楼群，都是以无边的稻田和荷塘的消失、以美丽的西郊的消失为代价换来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的“家”的获得，是以我们袓先留下的家园的丧失为代价换来的。
畅春园
畅春园的历史比圆明园要早，比颐和园更早。《日下尊闻考》说：此园“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仁皇帝改建，锡名畅春园。”据说，康熙皇帝曾经延请外国传教士在畅春园向他讲习西洋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现代知识。这里曾经是康熙、雍正、乾隆几代帝王留下足迹的地方，也是他们听政和休憩、避喧的场所。
畅春园的繁华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的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说：“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百丈有余。本前明戚畹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因故址改建，爰锡嘉名。皇上祗奉慈帷于此。园在圆明园之南，亦名前园。”此书对当时的畅春园有很多细致的记述，宫内四围有小河环绕，河水数道环流苑中，东西有堤，东曰丁香，西曰兰芝，西堤外别筑一堤，曰桃花。古人有诗云：“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可见当日园中水势之盛。
这些在今天当然是见不到了，那些新建的巍峨楼群吞噬了美妙的田园，连同旧日的山脉水系。倒是意外地留下了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山门，作为“幸存者”在这里守护着死去的宫苑，供后人凭吊那往昔的繁华。这两座山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北大的西门外，终日寂寞地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汽车的洪流。
从80年代末搬进此园，我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我住进畅春园后，手植了四棵石榴，园内两棵，园外两棵，现在还是年年开花结果。我家的对面，是北大二附中的操场，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给了我青春的感受。我在畅春园一住就是二十年光景，在这里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里接待过来自各地的朋友，这里凝聚了我对于人生和学术的诸多感悟。我现在的户口本上，依然写着畅春园这个居住地的地址。
勺园
勺园不是我曾经的住处，但却给我留下诸多记忆。当年的勺园是一个废园。这里原先河网遍布，地势低湿，适于植物种植。燕京大学把它辟为农学院的实验地，外建—个气象站。到了北大，菜圃依然保留，还成了后勤的养猪基地，即猪场了。我上大学时，常到那里参加劳动，摘蔬菜，种树、翻土什么的。后来这里就盖起了宾馆和公寓。现在的勺园，一派灯红酒绿，是看不到那些田园景色了。
勺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史书记载说：“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万钟）新筑也。取海淀一勺水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清代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此有传神的描画：“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垂柳掩之，一望无际。”现在的勺园宾馆就建在这座秀丽的园林上面。楼边的荷池年年新荷灿烂，柳岸摇曳多姿。宾馆落成后，修了一道长廊，形制如颐和园，但长度不及颐和园，宣统的弟弟溥杰先生题写匾额“勺园”二字。
现在的勺园当然是看不到上述这些景象了，现在也是毫无例外地矗立着连片的楼群，这里是北大现今接待宾客的宾馆区，楼房里住的是造访的内外宾客。勺园的多功能厅很有名，许多会议都在那里召开。我们在那里举行新年团拜，举行学术研讨，也举行过季羡林先生、林庚先生的庆祝会。特别要提及的是，我所属的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人学四十周年、毕业三十五周年的庆祝会——“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也是在勺园举行的。那时正值林庚先生九十华诞，我们向先生献了鲜花。
勺园，永远的记忆！
相聚在新时代
不仅仅是事关教育复兴，不仅仅是事关师生情谊，也不仅仅是事关知识传承或者文学发展，我此时提笔写这篇文字的缘由，都是，又都不仅仅是。命运安排我们相逢、相识，安排我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这是由于什么？不说社会盛衰，不说时代进退，甚至也不说众生哀乐，不说这些宏大的话题，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把我和77级这个集体的相遇和相知，看成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大的庆典——意味着新生、光明、希望，还有幸福的重大的庆典！
就在我们相遇的前一年，中国在十月的一声惊雷中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噩梦。在这之前，我和中国所有的民众，特别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曾经有过漫长的忍受和痛苦的等待。我们以近于绝望的心情，等待那灰暗、阴冷和暴虐的年代的终结。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目睹并亲历了过多的苦难。现在，我的等待结束了，那么，我所等待的将是什么？在1976年，我对此还是浑然不知的。
那是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都说77级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的一件大事，是的，但也不仅仅是。我更愿把它的出现看成是一个预言，一个象征，或者更是一个标志。一抹彩云在中国的天空升起，它划分了夜晚和黎明，停滞和进步，封闭和开放，愚昧和文明！77级，它就是披着那朵祥云降临人间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绝境中的希望和新生的福音。它告知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也就是祥云出现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国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开始迎接外面世界的明丽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从那时开始，中国真正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一个真正崭新的中国，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不能不感激那个时代，感激它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而夹在1976年和1978年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就是1977年！所以我们今天回望1977年，感到了它的内涵的丰富性，在谈论它的意义的时候，也因这种丰富而感到了言说的困难。
197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因为受北大的委派成为在北京地区招生的一员，而与77级的同学们相逢了！有趣的是，我们最初的“见面”是“书面”的，是在档案文件上。按照常规，北大是第一批进驻招生点的，而且有权从最高分开始录取。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是进了阿里巴巴的魔洞。一摞一摞的档案调来，挑得眼花，也挑得心跳！挑了一件，舍不得放下，再挑一件，又是如此。
不难想象，这一年我与77级的猝然相遇，曾经带给我多大的惊喜！所以，在这篇文字的开头，我不避讳一般为文的禁忌，劈头盖脸地用了一连串的“不仅仅是”。的确，一切都是，一切又不仅仅是。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和77级的相遇，不仅意味着我找到了他们，更意味着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我曾经的梦想，找到了与我的生命相伴随的我今后的学术道路、我的事业和幸福。
1977年的秋季对于学生来说是节日，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也是节日。这一个秋季，对于77级的学生来说是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则是向噩梦般的过去的真正告别，从此告别了歧视、凌辱和无边的阴影。这一切都像是梦境，我们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始做我们热爰的工作了。
长久的“革命”、“斗争”、“改造”，还有没完没了的惩罚式的劳动，荒废了我们的业务。我们从各个角落，把过去被迫扔掉的书本和资料找回来，如同拥抱曾经的弃儿，我们重新抚摩着我们的至爱。77级的同学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他们久经饥渴，更像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一切的知识。老师无私地贡献，学生认真虔诚地学习，那时的北大校园，弥漫着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
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77级的学生们很快适应了校园的生活。他们向我们展示了青春、勤奋、创造，特别是思考的活力。77级毕竟是曾经经受过折磨和锻炼，他们深知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他们懂得珍惜。所以他们不仅学习用功，而且敢于承当，勇于实践，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无不紧紧地维系着时代和社会。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是能行动的一代人。在校期间，他们除了认真听课，完成作业，业余时间他们组织社团，开展课外活动，办讲座，开讨论会，他们关心文学界的动态，而且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