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吕蒙周密安排，攻打关羽后方时，毫不知情的关羽仍在樊城酣战。此时，吕蒙悄然而至关羽的要塞，在守城兵士还来不及抵抗时，占领了关羽设置的烽火台，抓获了关羽的驻军和探子。
然后，吕蒙的大军又直奔南郡，当时驻守公安的将领傅士仁和驻守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全部投降了东吴。吕蒙占领了荆州后，对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一律加以抚慰，而且禁止军中士兵到各家各户中去抢劫财物。吕蒙这种笼络人心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关羽部队的凝聚力。在关羽得到消息，回撤荆州时，半路上有不少士兵都纷纷逃了回去。
关羽回来以后，与吕蒙交战几次，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深感自己孤立无援，已经到了绝境，就向麦城逃跑。在西奔漳乡时，士兵都抛弃了关羽，而投降了孙权。最后的关头，关羽只有十余骑亲兵跟随。孙权派朱然、潘璋截断了关羽的去路，关羽父子都被抓住，后被东吴杀害。
【智慧金言】
关羽留给世人一个惨痛的教训：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原因，即，目空一切、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及自己手下的将士，过分轻视敌人，认为不知名的陆逊胆小怕事，根本不敢攻打荆州，自己当然没有后顾之忧了；另一方面，关羽面临的敌人谋略过人，把关羽看得十分透彻，并且擅于拢络人心。关羽最大的失误是，他最后很轻敌，放心大胆地撤走他布置在各关卡的重兵，否则，荆州也不会那么容易地被吕蒙拿下。
高见来自低处，决策导致成功
公元198年，袁绍亲率大军，击败了公孙瓒，占据了青、幽、冀、并四州之地。
建安元年，曹操将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从而取得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公元197年春，袁术于寿春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将袁术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扬部内讧夺得河内郡。到那时，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形成了与袁绍沿黄河下游南北相峙的局面。
那时，袁绍的兵力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高下。公元199年六月，袁绍挑选十万精兵，万匹战马，试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从此开始了。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很快便传到许昌，曹操的部将很多都认为袁军强大，抵挡不了。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寡恩薄义，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他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曹操做出了这样的部署：派臧霸率精兵入青州，占领齐、北海、东安等地，以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曹操率军进据冀州黎阳，令于禁率两千步骑，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协助扼守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防止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附近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派人安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从这样的部署来看，曹操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后发制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这样的部署，从当时情势看来是很合适的。
首先，袁绍兵力多于曹操，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不能阻止袁军南下，且更加分散了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
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与虎牢、巩、洛要隘相连，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袁绍进攻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
加之官渡靠近许昌，后勤补给也便于袁军。
公元199年12月，曹操正在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操，攻占下邳，屯据沛县。刘备的军队迅速增至数万人，并希望与袁绍联手攻曹。
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曹操于次年2月，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攻下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得投奔袁绍去了。
曹操和刘备作战时，有人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借儿子有病为由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专心布属。
公元200年1月，袁绍向天下发布讨曹檄文，2月向黎阳进军，想要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确保主力渡河。
同年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告捷，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这时候，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假装渡河攻袁后方，令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攻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大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袁绍分兵延津。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逼近颜良军，颜良仓促应战被其斩杀，袁军大败而逃。
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和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只有骑兵六百，驻于南阪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面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将辎重弃于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击败了袁军，杀了文丑，顺利回师到了官渡。
袁军虽然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
七月，袁军进军阳武，打算南下进攻许昌。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约数十里宽。曹操也立营与袁军相峙。九月，曹军初战失利，不得不退回营垒坚守。袁绍构筑楼橹，堆土成山，用箭俯射曹营。袁军所筑的楼橹被曹军制作了一种抛石用的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又掘地道进攻，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抗。双方相持了三个月，曹操处境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安稳，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荀或力主坚持，于是，曹操一方面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命负责后勤补给的任峻采用十路纵队为一部，缩短运输队之间的距离，并用复阵，加强护卫，防止袁军偷袭；另一方面，曹操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击败袁军，不久后，他派徐晃、史涣截击、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有力的打击了袁军。
十月，袁绍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粮车，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二十公里的故市、乌巢。袁绍谋士许攸就在这时候投降了曹操。他建议曹操轻兵奇袭鸟巢，烧其辎重。曹操当即听从了他的建议，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率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衔枚缚马口，每人带一束柴草，连夜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马上围攻放火。
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又作出错误决定，只派一部兵力救援乌巢，用主力猛攻官渡曹军营垒。谁料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
曹操以不可阻挡之势，大破袁军，杀淳于琼，并烧毁其所有粮草。袁军前线传来鸟巢粮草被烧的消息，袁军军心涣散，内部分裂。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袁绍带八百骑仓惶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官渡之战，以曹操最后打败袁绍而告结束。
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实力转变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趋于统一，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智慧金言】
曹操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袁曹间的兼并战争，虽为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但形成地区性的统一，也是当时劳苦大众的意愿所在。
曹操在政治上打击豪强，得到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重视人才，得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经济上实行屯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后勤供应的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生活，赢得了民心。
除此之外，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也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曹操根据双方力量不均的具体情况，采取后退一步，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在防御作战中，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指挥灵活；面临危局，坚定沉着；曹操还很善于捕捉战机，当机立断；善于听取部属意见，紧紧抓住奇袭乌巢这一关键环节，最终取得胜利。
察纳雅言，方能高瞻远瞩
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控制全局，而并非那些细枝末节。所以，你只要告诉你的下属去做什么，而由他自己去思考怎么做，千万不要独断专行。要知道，员工被剥夺了应该具备的思考能力，他就成了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一位具有可开发性的人才了。
要记住，你只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头脑，你不可能帮助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每个人自己都有不同的方法、主意，你想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每一个具体操作人员，那一定会失败的。
个人的力量很微弱，只有大家的合力才是巨大的，如果仅以个人的意愿去办集体的大事，往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懂得发挥你的下属的作用，让他们提出好的构想，在某些具体操作过程中，给他们思考的机会，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一样地，人多智囊全，众人的想法一定要比一个人的主意要全面得多。按照一个人的想法去办事，多有偏颇之处，如果一个管理者如果忽略了集体的力量和才智，那损失将是巨大的。
所以，领导者必须要给下属一个足够的思考空间，给下属有更多思考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善不善于纳谏，是决定一位管理者是否会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会决定管理者一生中领导事业的高度。
可惜的是，诸葛亮作为政军统帅，他不善于纳谏，一也不能正确对待不同的意见，以致于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
平定南中时，诸葛亮一开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采用武力镇压的方法，待遇到严重阻力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北伐中，有人曾经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并说“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
而诸葛亮宁可对国内有才之人弃之不用，却把希望寄托在叛将地身上，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而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这让诸葛很无奈。
魏延“数有战功”，北伐时亦提出过自带五千精兵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争长安、占关中的绝佳建议，诸葛亮却以“危计”拒绝了他，之后也一直没有采纳魏延的提议。
马谡是诸葛亮一手提拔，并十分器重的青年将领，刘备生前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第一次北伐时，“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魏延、吴懿等将领，而诸葛亮独断专行，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失守，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
我们从诸葛亮的错误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
表达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向管理者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计划，如诸葛亮可选择对南王“兵战”、“心战”或“两者结合”，选择“立即北伐”、“不北伐”或“蓄势而发”。
表达不同意见，有利于各计划之间互相比较，显出优劣，取长补短。就像魏延提出的北伐战略，虽显得草率了些，但在当初蜀魏实力相差太大情况下，只有采取险招才可能取胜。
讨论不同意见，有利于给下属提供更多锻炼机会，培养人才，统一认识，这样做出的最后决定，上下就众志诚成，共同实施计划，诸葛亮北伐有谯周、李严等人反对，他在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执意北伐，结果均无功而返，又劳民伤财。
讨论不同意见，还能提高决策的可行性，当第一方案行不通时，可用第二方案，如平南时，“兵战”不行，而用“心战”。
讨论不同意见，还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比如，怒斩马谡，诸葛亮曾因“华容”一案放过关羽，曹操也曾割发代首，为何就不能放过马谡，让马谡戴罪立功，况且马谡虽说带兵不行，却是一位难得的谋士。
讨论不同意见，还能避免管理者自己受人愚弄，通过讨论，可以使管理者全面了解情况，周密分析，从而正确的策略，也有利于管理者自身知识和管理者能力的提高。
诗圣杜甫在《蜀相》中称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诸葛亮领导方式上的失误，也为蜀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平衡。荆州丢失，关羽丧命，刘备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为关羽报仇，终致全军覆没，病死白帝城。诸葛亮临危受托，开始执政，也只西南一隅，且南中反叛，国内矛盾加剧，面临“民穷兵疲”的困境。
除此之外，不满百万人口的蜀汉，官僚机构极其臃肿，以致赋役繁重，百姓无法生活，三国蜀汉最短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智慧金言】
总之，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在蜀汉的建立中，功不可没。但因其自负专断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在用贤纳谏、南征平叛及挥师北伐上，都犯下了重大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重点没有放在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治国上，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突出，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蜀汉的命运，真可谓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