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先河的谈话--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间的谈话。
守常，你来得好哇！中山开门见山。
你是我的长辈，又是革命的先驱，理应早来拜访。李大钊儒雅谦恭。
我虽年长你二十岁，革命岂能分辈分？今后我们以兄弟相称。这里就是你的家，欢迎你常来常往。
今天午饭，就不要回去了，尝尝我的手艺。庆龄更是热情。
谢谢夫人！李大钊对庆龄早有几分敬意。
几句家常知心话，把他们谈话的气氛引得热烈起来。
他们首先讨论了国共合作的现实性、可行性和面对的困难……
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二十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中山同李大钊的谈话一直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吃便饭，饭后又继续谈了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中山、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孙中山、李大钊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了中国的上层建筑和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力量的聚合，以及他们的宏伟抱负。
他们都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共同的志向使他们的话兴更浓，一直持续到深夜。尤其谈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时，二人更是兴奋不已。李大钊当场对孙中山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我愿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
我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欢迎。当两双伟人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正式的协议算是达成了。于是，李大钊就成了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孙中山一旦做出决定，就决心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然后保护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这种决心是从他的全部革命经验中产生的。
在上海国民党本部，孙中山正在召开改组会议。
国民党在沪全体高级干部约一百人，分列长桌两旁聆听孙中山的讲演。他语气坚定地说：必须改组国民党，使之获得活力，以俄为师，联合共产党，唤起工农大众，国民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我辈的事业行将面目一新，再不会重蹈以前的覆辙……
与会者反应不一，神情各异。孙中山坚定地说：在南方，陈炯明部已被滇桂联军击败，退踞惠州。几天后我将与诸同志再返广东，消灭叛军，重树义旗！
会议后的当天晚上。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反对，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张继找到孙中山，申辩自己反对联共的理由。
孙中山十分生气地教训他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嘛！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张继不听，继续大吵大闹，被孙中山软禁了一个晚上，并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时儿子孙科也起来发难，中山先生气得拿起拐杖要棒打这个逆父犬子，并从中委名单里勾去了他的名字。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等我联共失败那天，再去请你们。接着，他指着那些反对派又道：谁反对三大政策，谁就回家，我发给路费。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任国民党的顾问。鲍于1923年10月间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鲍罗廷当时三十九岁，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苏联同时代人这样描写他。他活泼好动而又多才多艺，喜欢骑马，棋下得很好，读书很多而且懂多种语言。鲍罗廷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在20世纪初，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见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十多年里，他作为沙皇暴政下流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结识了许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会改良家、赫尔大厦的创办人简·亚当斯。他的英语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语，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两个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有了这个语言条件，他可以直接同孙中山交谈。他在来华前的几年里曾在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产国际特使，和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过一些交道，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触。他的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很感兴趣。
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客人，庆龄自然关怀备至。
庆龄常去鲍罗廷家拜访，问寒问暖。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共同的语言(英语)、共同的经历(都在美国住过)，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思想。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词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开阔了她的视野。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娅在回忆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儿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重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书交给了鲍罗廷。
91、孙中山追打孙科：我要枪毙你这个死野仔！
激战的东江前线。
道路泥泞。
隐约可闻远处的炮声和稀稀疏疏的枪声。
讨贼联军的一些伤兵和零星队伍，骂骂咧咧地往后撤退。廖仲恺领着秘书、卫士，骑马迎面赶来。
他拦住各联军军官：喂，你们退什么？孙大元帅在哪里？
军官答道：他在前面，第一线上！
廖仲恺一行策马往前冲去……
雨已经停了，溪水暴涨。
廖仲恺策马涉过溪水……他把马匹交给卫士看管，率领秘书登山。前面山坡上就是炮兵阵地。
暮色渐浓。孙中山在昏暗中点燃篝火，马湘忙乱地准备饮食。火光若明若暗，湿柴涌出股股浓烟。孙中山将一片大芭蕉叶砍削成蒲扇状，挥动它来扇火……
先生。
廖仲恺在他身后激动地叫了一声。
孙中山回头看看廖仲恺，一边招手，一边说道：嗯，柴枝太湿，太湿了……
廖仲恺也摘了一片芭蕉叶帮忙扇火，篝火渐渐旺起来。
夜色中，一堆堆篝火散布在丘陵地带。
孙中山和廖仲恺把食物放在铺着洁白台布的炮弹箱上，从副官随身带的皮箱中取出精致的西餐食具边吃边谈。
廖仲恺说：党务改组的筹备工作，目前已大体就绪。唯对容共一项，泽如、溥泉、懋龙、直勉等始终持有异议，表示难以附和。
孙中山停止进餐，将刀叉重重搁在盘子上。旋又克制自己，细心地叉住一块牛肉切开，然后专注地慢慢咀嚼……
他看着廖仲恺端起士兵用的铁饭盒喝汤，突然苦笑：你看，我年近花甲，须发已白，还不得不在这前线侦察敌情，指挥士兵，兼当一个小排长的职务。再不改弦易辙，怎么得了！
廖仲恺默然。
孙中山又指着围在一堆堆篝火边的滇桂军士兵说：像这样的军队，若不加强精神教育，从严训练，北伐只能是纸上宣言，就是广州也守不住。说不定哪天，我们又要被陈炯明赶回上海去！
孙中山感慨地放下刀叉：仲恺，不知为什么，近来我总是梦见皓东、士良，也常常想起克强来……
石龙。铁路沿线。
阳光下，尘土飞扬。
滇桂讨贼联军的败兵在溃退。喧嚷声、吵骂声混成一片。车马辎重拥塞于途……
一个年轻的军官匆匆跑过来：报告大元帅，陈炯明部已近石龙。前线讨贼联军仓皇溃退，败兵前锋已拥进大沙头。
孙中山问：杨希闵、刘震寰在哪里？
军官为难地无从回答。
败兵溃退如潮。
孙中山乘坐的铁甲列车迎面驶来。车上挂着一幅大白布横额：大元帅手谕--临阵脱逃，就地正法！
败兵视若不见，依旧蜂拥奔逃……
铁甲车上，卫士队朝天鸣枪警告。
败兵如潮，势难阻抑。
孙中山不顾随行的邓泽如等人劝阻，跳下刚刚停住的车。
他在人流中抓住一个败兵询问。败兵手指溃退方向，挣脱跑了。
孙中山又抓住一个军官，禁不住愤怒地咆哮。军官战战兢兢地几欲跪下。他们的对话全被一片嘈杂的人声所淹没……
孙中山转头高声命令随行的邓演达：邓团长，命令号兵吹集合号！八九个号兵一齐吹响集合号……
号声中，一个爬满了败兵的火车头高速退来，猛地冲撞在张挂着大白布横幅的铁甲车上。
铁甲车被迫倒行。
溃势愈不可收。孙中山和号兵也被挟裹进败兵的狂流中。
铁甲车上的邓泽如等人挤过来，奋力把孙中山拥上车梯……
铁甲车缓缓倒行。
孙中山沉默地坐在车上，盯视着身旁的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等人。败将们俯首无声。
孙中山向窗外望去，满目尽是败兵，如潮的败兵……
原来广州收复后，讨贼军各将领屡次致电或派人请孙中山回粤主持政局。孙中山于1917年2月15日偕陈友仁、谭延恺等由上海起程，21日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在农业试验场设大元帅府，并以大元帅的名义复职，不再称总统，3月1日，孙中山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谭延恺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与此同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协助孙中山谋划军事。
5月9日，被孙中山的讨贼军赶出广州的陈炯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乘孙中山忙于建立大元帅府之际，再次大举向广州进犯。叛军气势汹汹，于5月9日占领龙门，进犯石龙，窥伺广州。在此危急关头，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陪同孙中山亲赴前线督战。1917年，孙中山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
孙中山、蒋介石一行刚接近石龙时，他们碰到一群溃兵张皇失措地说石龙已经失陷。孙中山见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旁边的蒋介石查看地图，迅速判明，情况不至于坏到这种程度。因为陈炯明的叛军昨天刚占领博罗，一定要作短暂停留。而博罗离石龙将近五十公里，叛军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迅速迫近石龙。一定是军心浮动，散播着以讹传讹的谣言。
经与孙中山紧急磋商同意后，蒋介石想出一个稳定军心的办法。一方面，由孙中山率领部分卫队继续前进。另一方面，蒋介石亲自率领卫队200人，大张旗鼓地宣传陈炯明的叛军已被击溃，官兵们信心倍增，转退为进跟着大元帅孙中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敌军冲去。
蒋介石这一立竿见影的妙计，不仅稳定了军心，阻止了大批溃退的士兵，而且对整个战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危急时刻处变不惊、从容果断，使事情化险为夷的胆识十分称赞，从此以后对蒋介石更加器重了。
这年夏秋间，陈炯明败退东江，死守惠州城，投靠北方军阀，卖党求荣。社会各界一致请孙中山首先讨伐陈炯明，肃清其残余，安定后方，然后北伐。孙中山接受各方的请求，即以大元帅命令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计划东征，一定要攻下惠州城，砸烂陈炯明的巢穴。当时，李参谋长特向孙中山先生请派张猛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当中校主任参谋，主要是协助苏从山司令计划将长洲要塞总台的新西江炮台和白鹤炮台两门要塞重炮(一门十五生的口径，一门二十一生的口径)，搬到惠州城外飞鹅岭梅湖炮兵阵地安置好，请孙中山先生看试炮。
那天在轰击惠州城时，连发两炮都命中，城墙崩裂。但打不到敌人，反而把城墙边的茅棚、泥墙屋都烧毁了，有些倒塌了。
孙中山用望远镜一看，就马上制止，不准再开炮。孙中山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极为关心，对这样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极不赞同。他对张猛说：你们这样打法，打死了老百姓，烧毁了老百姓的房屋，只有增加老百姓对我们的憎恨，他们就会帮助敌人来打我们，正是上了敌人的大当。你们千万不要再开炮乱打，要想办法发动各村乡民组织十字会，由政府拨款去购买粮食、物资以及器材等，去救济因战祸而受害的老百姓。这样还可以挽回人心向我，也是一件爱民的策略。以后如有谁再损害到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要受到军法惩处。
为了要打进惠州城，孙中山命鱼雷局长谢铁良搬动十几个鱼雷去准备炸惠州城脚，为大部队打通进攻路线，不幸在飞鹅岭脚因雷管碰撞而失事。全部鱼雷爆炸，而殉难的有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队长杨仙逸等数十人。孙中山即以大元帅名义命令追赠谢铁良、杨仙逸、苏从山三人为中将。
那天，苏司令叫张猛留守司令部督促办理一些报销公事，故未同行而免于难。但要塞司令一时无人，孙中山便在博罗前线打电话给胡汉民秘书长，要张猛督行护理要塞事宜，等待新任司令马伯麟来接事。其后张猛办清移交手续，孙中山才调张猛回大本营任上校咨议，仍然和过去一样当副官，负责交际、联络各项任务。
孙中山为推行三大政策，发展新的三民主义，曾派张猛带信到惠州会馆(现越秀南路)彭湃同志初办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约毛泽东等几位委员到大本营开会。
由于孙中山急于攻破惠州城，将留在广州的滇、桂军开赴东江。陈炯明当然怕攻破惠州城瓦解了他的残余部队，但杨希闵、刘震寰也怕攻破惠州城要他们带部队去北伐，所以天天闹饷，借故不出发。
孙中山急于发饷要滇、桂军出发，便叫胡汉民秘书长以大元帅名义持手令到市政厅提取二十万元。
那天早晨8点钟，孙中山就叫张猛到秘书长室拿手令去取款。张猛到了市政厅，从8点半钟等到11点钟才见孙科市长上楼进办公室。张猛便将取款手令交给他。孙科一见手令就说：我不会印银纸，哪里有这么多钱？说完就将手令撕毁丢入纸篓，下楼坐汽车扬长而去。
原来，孙科有一间别墅小憩在南堤二马路博爱医院隔邻，每晚孙科在此打麻将、跳舞。那天因为前天晚上打麻将输了一千多元，就借故发脾气，弄得张猛无法回话。
下午，孙中山打电话问杨希闵、刘震寰两个滇、桂总司令的部队出发了没有，杨、刘说：还未领到饷，部队就不肯出发。
孙中山又问会计司长黄隆生为什么还不给滇、桂军发饷。
黄隆生说：会计司无钱。
孙中山又问：市政厅二十万元拨款来了没有？
黄隆生说：不知这回事。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右）与孙子孙治平
孙中山便亲自到二楼秘书室，问胡汉民有没有持手令到市政厅提款二十万元。胡汉民说：今早派张副官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