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孙中山于10月30日谢绝宾客，挑灯夜战，致函吴敬恒，说明问题缘由：
吴先生鉴：
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
以我为攫利。
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乎哉？若谓以十余年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极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一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湖（州）黄岗，以期而动，事遂不成。惠（州）七女湖仓猝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越）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领令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
我到新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陆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至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投及办械运动各费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集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款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一万四千元，河内欠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时期内，我名下之花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事实胜于雄辩。孙中山以自身的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革命领袖的高尚情怀。
孙中山写完这封信，又收到了法国巴黎张继劝其辞职隐退的信。想不到多年的战友也这样看待自己，使他深感遗憾。他把信置于案头。半个月后，等张继在报刊上看到吴敬恒的文章后，又大为惊叹，很快又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认错信。
在此基础上，东京同盟总部，也与此同时（10月中下旬），由黄兴主持，致函美洲各埠，消除流毒。原函如下：
敬启者：
同盟会总理孙君今春由南洋起程赴欧，将由欧来美，想各位同志已有所闻。本处风闻于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阴毒，殊为可愤，故特飞函奉白：
一、按本会章程，如总理他适，所有事务由庶务代理。故凡公函，必须有庶务签名，及盖有同盟会之印者方可认为公函。
二、如非公函，而函中有多数会员签名者，则作为会员之函件，请将其姓名及所陈之事实，附录一通寄来敝处，俾得调查考核，以明是非曲直之所在。
三、如系匿中之函，则其为清政府侦探奸细之所为，毫无意义。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欲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
以上三条，尚祈各同志留意。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挤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是所盼祷。
中国同盟会庶务签名
此次风波算是平息了，但陶成章、章太炎的分裂活动和保皇党的反扑无疑给孙中山在各地开展活动和筹款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这种反清革命团体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一直没停息过。
52、汪精卫北京什刹海银锭桥下埋好地雷
1910年3月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
这天，无月无星，伸手不见五指。
隐在夜幕下的北京什刹后海的银锭桥，是摄政王载沣出门上朝的必经之道，此时却像吃人的恶狮，横卧在夜色中。
桥洞下，几个幽灵似的黑影在紧张地行动，他们将炸弹埋好，引出导线……只待雄鸡一唱天下白。
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骨干会员汪精卫及其同伴。汪精卫本名汪兆铭。为表示反清献身的信念，改名汪精卫，其意在以精卫填海之气势推翻清廷。
汪精卫正值当年，血气方刚，为何要当拼命三郎？事情得从头说起……
1910年前后的满清政权，已经处在一座火山口上。阶级、民族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撒手归西。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换汤不换药的皇朝尽管完成了政权转移，但丝毫没改变它行将灭亡的命运。
为加速清王朝的灭亡，革命党人在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也组织了多次暗杀活动。从1904年起至武昌起义爆发，共发生十次革命党人起义，其间有六次暗杀活动也在悄悄进行：
1904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未遂，万被捕入狱。
1905年王汉枪击铁良于河南彰德，未遂，王投井死。
1905年吴樾炸出洋五大臣于北京前门车站，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伤，吴当场殉难。
1907年刘思复谋炸水师提督李准，未遂，思复受伤。
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等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于北京，未遂，汪被捕入狱。
1911年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事成，但温遭捕杀。
在历次暗杀活动中，唯有汪精卫等谋炸摄政王一事为同盟会党人所非议。孙中山也说汪系失望而为之。他感慨地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人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这个评说，确实道出了汪当时的心态。而汪坚决不听从同志劝告，不愿留港参加统筹部筹备大规模的广州起义，执意行恐怖手段，更使人怀疑他的动机。
1909年初，汪精卫秘密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实行暗杀计划。孙中山知道后，与刚到新加坡的黄兴联电劝阻，并电香港冯自由，告知汪已乘法轮来港，令冯堵截，并阻其暗杀计划。冯即于码头守候，将汪接到住处。汪见已为同志所知，暂时停止了在广东进行暗杀活动。
1909年春，汪精卫因富于三才而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器重。所谓三才，即口才、文才和诗才。中山先生知人善任，便派他去南洋筹款和宣传革命。汪的这些才干在南洋时，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每到一处，必发表讲演。汪讲起来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抑扬顿挫，极为感人。他那富于鼓动性的言辞，赢得了在场的所有听众。连华侨领袖陈嘉庚也不禁为之击掌称绝。胡汉民对汪的口才钦佩之致，称其：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公演说过于精卫者。凡演讲无不令人为之感动。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听众之中，有一女子，听得如醉如痴。这女子回家以后，一再向父母夸赞汪的口才，并拉着母亲一起去听。这女子便是陈璧君。汪的口才，汪的清秀相貌、匀称身材，以及潇洒倜傥的风度，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心。从此，陈璧君便极力设法接近汪精卫，而感情也由钦佩、仰慕渐而变成了爱慕。对于陈的感情，比陈年长八九岁的汪自然不会不知。但此时，他一来家里的婚约还没解除，二来忙于革命活动，无暇顾及私情，于是对陈璧君抛来的绣球，始终未置一辞。血气方刚的汪精卫，暗杀之心不死，到了东京后，继续筹划此事。
在东京，汪又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组成一个暗杀团体，共七人。黄复生、喻培伦专制炸药，因于日本试验不方便，汪乃与黎、陈、黄、方等又回香港，设秘密机关于黄泥甬道。经过李纪堂介绍，于邓三伯农场进行诸种发火试验，如电气发火法、化学法、钟表法等。忽然听说清廷大吏端方将于京汉路南下，黄复生、喻培伦等便到汉口守候，准备在车站狙击，但因错过机会，即将炸弹壳和炸药留于同志孙武处保存。
汪精卫又从日本到香港购制炸药，正在香港的黄兴极力劝阻，但汪无论如何听不进去。汪临行，于1910年1月11日留书中山先生，说明暗杀的目的与意义。
又有致南洋同志书，词情亦慷慨。
两信所言，均是为打击敌酋，求得实效，而亦欲振兴革命意志，巩固团体。其对未来之革命成功，仍抱有热烈的希望。至于其为革命而甘心早赴菜市、献出头颅之壮志，当时，也是真实的。
1910年初，汪等人北上行刺摄政王载沣，陈璧君奋然随行。
汪正颜厉色地对陈璧君说：既然要想和我们一起干，都要死的。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
陈璧君说：我不是为了刺杀摄政王而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这是我在母亲处求得的八千元款也交给你吧。汪被她的情义所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汪精卫于1910年1月11日留书中山先生后，即行返国。1月13日左右先抵奉天（沈阳）。陈璧君来奉接头。次日晚抵达山海关，汪于旅店料理发辫。次晨，乘汽车赴北京。到北京时，已是晚上7时许。车站略作检查，因炸药均装于身上未查出来。在北京，为遮人耳目，汪、陈两人假作夫妇，从事谋刺的准备工作。其间情感日益发展。他们在和平门外琉璃厂东门内火神高西夹道（即太平桥）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些青年革命党人热情有余，似乎是忘了这是清政府统治中心地北京。他们在装束上也未改变，几个没辫子的青年在这里出入，有时还聚会畅饮，欢声且达户外，引起了当地巡警和居民的注意。因没有事发，不便追究。
汪等于北京住十余天，到1月30日汪、陈即至车站守候，准备用手榴弹实行暗杀。但因车站戴红顶花翎者遍地皆是，无从下手，二人怅怅而归。又待十余日，查清摄政王状貌和上朝必由之路，便迁居东北园。2月28日，汪、陈二人又至地安门守候，准备在摄政王上朝时以手榴弹炸杀之，但等到10点半，仍未见人，汪、陈重返寓所。后知摄政王所经之路，均有警察、禁卫军布满大街两旁，到时各店均需关门，行人尽驱之于小胡同之中，不准出来，且每店门均有一人把守。某日才找到一处可埋地雷，又因恰逢修路，摄政王改道而行，此计又落空。
3月30日，黄复生找到一座石桥，离摄政王府很近。桥为什刹海侧之银锭桥，为摄政王必经之路，桥下无水。汪和黄即于石桥下掘坑，当下埋好地雷。但引火电线不够长，遂于4月2日又购电线再到桥下掩埋，并准备当晚隐匿于桥畔古渠内，待次日晨摄政王上朝时引爆。
汪精卫自告奋勇引爆。因是烈性炸弹，威力很大，一旦爆炸，注定无生还的可能。这实在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谋刺方案。一切就绪，只待天明。
此时，浓云重叠，北风怒号。汪与同伴正暗自叫好：老天助我成功。忽然有一男子行至桥边，而且四处寻查，寻到桥下发现了电线等物，旋即报告了警察。警察从桥下查获了地雷，此事遂暴露。
原来，那男子是个车夫。其妻颇不安分，离家已三日不归。车夫当夜查访发现桥下有人影，以为抓住了奸夫淫妇，结果却使汪精卫的搏浪一击付诸东流了。
4月5日，陈璧君乘洋车过石桥时，仍有三名清军守桥。当晚，黄复生从友人处知道地雷之事已暴露。后又派喻培伦、陈璧君二人返日购买炸药，谋第二次行刺。喻、陈于4月15日抵达东京。
此时，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得肃亲王善耆信任的程家柽，到守真照相馆劝黄逃走，黄则绝口否认与此事有关，也不逃走。清吏从地雷铁壳上发现为北京骡马市大街鸿泰永所制，即拘捕审讯主事人，因而审出系守真照相馆所定制。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罗世勋（守真照相馆司事）均被逮捕。当时，按律当斩，但因清廷已非昔日之强大，慑于革命党人之声威，未敢论律处刑。汪深知此罪必死无疑，但被捕之时颇为从容、凛然，且口占一绝：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人传诵一时。
当临近斩首的时候，程家柽受中山先生指示，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条命吧。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改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的解决，必无振起之望……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而牺牲自己。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入狱，如撕心裂肺一般，表示愿为汪而与清廷拼与俱烬。不久，陈又得知汪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于是星夜兼程，千里迢迢赶到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变卖私产，筹集资金，以图营救。又只身赴京，向狱中传送纸条，夹在鸡蛋中。口书忍死须臾，嘱咐汪不要自戕，外面的同志正设法营救他。汪见到陈的手迹后，大喜。这段患难的经历，使两人的心终于贴在一起了。
正在纽约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痛惜，对党人说：汪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又说：汪先生今下正如身探虎穴地狱而超众苦，所做去的难，留回易的于我做矣！此后惟有希望你等继汪先生未竟之志。可见孙中山早年对汪精卫的才干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肃亲王爱汪精卫之才，未忍行刑，将他们投入监狱。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慑于革命形势高涨，为笼络人心，实行开放党禁政策，释放政治犯，才于当年11月6月将汪、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