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雍正对治水的复杂性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很少轻易发表先人为主的意见，而是多方考察、多方听取不同说法；而密折正是他进行考虑判断的材料。
由于这些臣下的密折多是个人的意见总结，因此可以反映对一些政策的不同看法，从而了解到一些事情的实际情况，而对这些个人见解加以汇总，就能比较全面的认识到存在的各种矛盾，对事务有一个较全方位的认识。
聪明的决策者之所以聪明，不在于他事先有特别好的主张，而在于他善于倾听多种意见并给出恰如其分的总结。在强制推行“改土归流”这件事上，雍正表现出了一个明智的决策者的风范。开始时他不持用武力解决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慢慢地想办法，教育引导这些人”，但他也没有把这种方式作为不可变更的确定了的大政方针，他要求大臣们“不要勉强地去遵命执行”，应该“慢慢地反复思考，在详细协商后再具体上奏”。这就是说要再协商再考虑。
在君臣间商量了几年后，雍正也对苗疆的事务从不熟悉、拿不定主意到逐渐熟悉，掌握了实际情况，形成了完善的政策，这就是一个充分吸收不同意见的结果。
雍正年间的天文地理、风土民俗，都在密折中有十分丰富的反映。
雍正帝在宁夏道鄂昌上奏叩谢“允许他上奏折汇报情况”的折子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上谕，很详细地讲明了他的目的，这一段话很能表现雍正要独揽天下事的雄心大志。他写道：“现在允许你们这些下级官员也能上密折言事，只不过是想扩大耳目所能得到的消息。在你的职责之外，一切地方上存在的利与弊，全省官员们是否勤于职守，上司谁公正谁徇私，下属官员谁优秀谁不合格，军备是否整治，雨水是否充足，百姓的生活怎么样，风土人情是否淳朴，即使是邻近的省份，或是京城内外，凡是令人惊奇的事，不必一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都可以告诉朕。只要在奏折中将有没有确切的根据，或者仅仅是道听途说，将这些地方都加以分析说明，便于朕进一步查访，能够得到实际情况就行。这些事既然不是你们职责所管辖的范围，即使想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也不可能得到，所以即使在奏报中有错误不切实际的地方，也不会加以责备。”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雍正要了解的事情很多。有地方政事的好坏；有地方官的勤惰优劣；有上司待属员的公正与否；有军队的训练和纪律情况；有水旱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有百姓的生活和风俗等。这些内容，事无大小，均可在密折中上报。为了提高官员们递密折的积极性和胆量，雍正不强求所报的事情每一件必须属实，即使事情不太确定，只要详细注明出处、能够加以调查就行。雍正还要求地方官，不但可以汇报本地发生和听说的事情，就是风闻到的外省、京城内外的消息不论真伪都可上报。
就这样，雍正形成了一张包罗一切、不分远近、没有界限的情报网！
对地方官吏的考察审核，是雍正密折政治中另一重要内容，而指示考察的方式、内容、角度则变化多端。
当年的争立太子斗争延续到雍正初年，这使雍正对官员和百姓的动向很重视。奏折制度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官僚在职责范围以外，互相告密，互相监督，互相戒备，不敢擅自专权，对雍正更是心存畏惧。雍正可以从奏折中观察、分析臣下的思想动态、心术及隐衷，然后分别按照情况予以鼓励、开导，这样通过多方联络，上下互通情况，从而更好地控制臣下。当李卫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在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的奏折上批道：“最近听说李卫行为放纵张狂，操守也不大如以前好了，确实是这样吗？一点也不要顾及谁的面子，也不要有报答恩惠或报复积怨的心理，按照实际情况汇报。”这是调查李卫的品质。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对新会黄岩镇总兵董一隆的品行优劣了解不多，叫李卫“仔细地加以观察寻访，秘密地汇报上来”。这又是叫李卫去调查他人。
雍正派大理寺卿性桂去浙江清点调查地方国库里的钱粮情况，并让他到浙江听到什么情况就上密折汇报。性桂到浙江后，马上就汇报说杭州将军鄂弥达和李卫之间有一定的隔阂。
田文镜曾密奏，李卫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当代贤良的官员，但他“管理下属官员的标准不免稍微宽松了点，整顿吏冶不够，对于一个地方大员来讲是一个缺点，对皇上任用他的意图不能全面实施”。
看来，李卫虽是雍正年间的“模范督抚”，而雍正也要时时派人探听他的动向，决不轻易相信。
雍正高高在上，却能通过各方视角，不断洞察着所有方面。
在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广东，雍正也通过那里官员的相互监督，牢牢地控制着那里的封疆大吏的每一个行动。
广东提督王绍绪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举荐的，雍正觉得王思路敏捷，办事可靠，但好像爱搞小恩小惠，作风也有些拖泥带水，因此在给广东将军（王的上司）石礼哈的密折中朱批指示他注意观察打听，然后根据实情汇报。
石后来密奏说：王绍绪为官做事虽然稍嫌琐细，但是对皇上很忠心，而且他不贪污受贿，工作上也很勤勉。雍正还是不放心，又秘密询问两广总督孙毓珣对王绍绪的评价，还密令广东巡抚傅泰直接到基层调查王的行为。
傅泰向雍正汇报说：王绍绪品行十分端正，也不贪污受贿，只是办事不够果断，显然是性格上的懦弱造成的。这些都验证了雍正对王绍绪的第一印象。
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同时受命监视同僚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他密报王士俊有办事才能，也很勤于政事，是个称职的官员，但在他的言行中透露着一些自鸣得意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说楼俨对审案判案不十分在行，而且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精力不济，做起事来也难以周到全面。
但是，傅泰监视着众人，同样也在雍正的监控下。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就是受命反过来监视傅泰的人。王士俊向雍正报告说，傅泰心里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也根本看不出一个封疆大吏的智慧来，偶尔发一番议论，也没有任何出色之处。近来还听说，广东海关有5个文书职员，这五个人都被傅泰各勒索了三百两银子，才得了这个职位。所以傅泰的人品，十分值得怀疑。雍正看了王士俊的密报，觉得很有道理，就严厉地申斥了傅泰，并把他降级调回京城任职。
在现在的清官密折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雍正对官员的考察，精细到了何种程度！雍正曾要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文武官员的“声名”。任于七年（1729年）六月上奏：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而且廉明，有很好的声名”。川东道陆赐书“办事谨慎小心，还过得去”。永宁道刘嵩龄“是个明白人，就是身体太弱”。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一般”。漳腊营游击张朝良“为官清廉，很熟悉行军打仗的事务，就是没文化”。就连下属小官们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都反映上去，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份十分细致的人才档案了！
雍正看完，给这五个人分别做了如下评价：
“小心以自保，只是具有点小才能。”
“办事老练，没有什么出色的才气。”
“看他的外表很精干，在引见他时不像有病，怎么能这样呢？”
“原来就是很平常的人，而且有莽撞、好生事的缺点。”
“这个人的好坏，以前不知道。”
由此可以看出，从大小官员的政绩到品质，事无巨细，雍正都十分关注，而且对很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这是从古到今所罕见的。
关于地方上的士绅百姓的情况如何，雍正也十分关心，他希望从奏折中得到一些真实情况。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折苏州春雨调和，油菜、小麦长势良好，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雍正批道：“看到这些风调雨顺的情况我深感宽心，凡是这样的奏报，一定要一件一件如实禀报，不要有一点隐瞒伪装。苏州地处交通要道，是四方交通汇集的地方，在那里来往的官员和来往的商人，如果碰到有关系的事，也要留心察访明白，用密折汇报给朕。”
一折之中，既要求官员注意天气、农业，又要求官员注意民情。同年，雍正在广西学政卫昌绩的奏折上批示：“你在地方上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为什么不顺便上奏给朕听呢？”
卫昌绩随即应诏上奏说粤西民风凶恶，土豪劣绅很多！卫昌绩还列举民谣“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指出当地人民怕官员，更怕这些土豪劣绅！
凭着对这些密折的细致批阅，雍正对各地方的民风习俗、生产生活和吏治情况有了非常及时、准确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