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年，就是个吃。
生活好了，光吃反而觉得没味儿了。年轻时吃的有味儿，现在呢，没味儿了。其实，味儿还是有的，仅仅是少了饥迫之感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吃不是为了嘴，而是为了胃的需求，不为不行。中国人是只会吃的民众，这话不敢说。就会吃，那不成了吃货了吗？吃货一词在陕西方言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食品，别于不能吃的东西；二是说人，猪八戒就是个吃货。要说呢，猪八戒比你我能干得多，上天入地的，但比起孙悟空来，他就是个吃货了。我们凡事都有“悠久”垫着，现在更是吃出花儿来了，这就成了“文化”，于是大而圣。
胃的要求不高，只要装满就有幸福之感。食品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眼睛、鼻子、嘴，遂有了“色、香、味”之说，但嘴却很刁，它要分个什么“酸、甜、苦、辣、辛、膻、麻、鲜”等味，还有所谓的“滑、脆、嫩、黏、软、凉、烫”的各种口感。当然还少不了一个“臭”，臭豆腐、臭咸鱼、臭冬瓜甚至有死尸的腐臭之味。外国人也吃臭，奶制品中有种译成叫“起士”或“忌司”的东西，中国人一闻就会呕吐的臭味儿。植物蛋白或动物蛋白腐败发酵之后，当然数动物蛋白脂肪腐败味最臭，是恶臭！吃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为了臭，而是为了臭味之后的那点“鲜”，就是老百姓说的“臭鲜臭鲜”。
汉字中的“鲜”字，是“鱼”和“羊”的组合，会意字，鱼腥羊膻，以我猜度，此字的造定大约是渔猎时代，等到了后来的农耕时代，无论有了怎样鲜美的食物，已是不能改变鱼与羊的鲜美垄断地位。晚了，就不够“鲜”了，譬如植物中的菌菇之类，水中除了鱼，还有河豚，其鲜能诱人食之而甘于“冒死”，因其有毒，会置人于死命，但无论怎样鲜美，“鲜”字中的“鱼”或“羊”都不能让位给河豚，这就叫正统地位。据说，日本的饭店中有专门整治河豚的厨师，领有执照，进店坐下之前，先估算你口袋中的钞票，因为要价会很贵。你可以点带微毒的河豚菜，厨师便会按你的要求做出带微毒的河豚菜上桌，你吃时会感到极为鲜美，吃后全身麻麻的（中毒征兆），这时候你如果做诗，绝对会出口惊人，才气不凡哪！
再说“鲜”字中的“羊”，羊肉为畜中最鲜。猪肉浊腻，于穷人而言，它的好处是很“解馋”而已；牛肉粗重，即便是轻微生烤的牛排。羊肉乃肉中之健朗君子。人吐雅言，脏话里带不上羊，却张口会说蠢猪笨牛。羊肉常用清炖，前胛子二刀肉最好，只放生姜和花椒、葱、蒜，别的作料全免，调料太多则味易浊重，一入浊重，就难说是清炖了，不是清炖，哪里还会有羊肉的健朗清香？后腿肉宜于爆炒，再就是“涮”了。咱们宁夏人对“涮”的羊肉没有特别部位的要求，只说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就好！北京人讲究的是“后脑”，羊脖子肉，也是肥瘦相间，筷子夹了，入微滚的水中一顿（大滚的水会使肉滞），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入口即化，咀嚼只是为了搅拌肉与作料的混合。宁夏人对羊肉的说法是羯羊的脖子和腰窝子大补，有沁血的羊脂玉，吃法是清炖或清蒸。“涮”羊肉讲究调料，据说，马连良先生当年到馆子吃涮羊肉是自带调料，是些什么？不知道，只说他将羊肉只是在锅里一涮就好了，省去了一顿的动作。名人轶事，不足为凭，讹传的成分太大。又据到内蒙古插过队的老知青说，蒙古人有一种涮法是“生涮”，把羊肉在白醋里一涮就吃了。白醋有人称为“醋精”，极酸，羊肉一涮就发白，被醋“杀”熟了。说是从成吉思汗的军中遗留下的一种吃法，这犹如现代机械化快速部队攻击前的快速加油法。这可归于“军涮”。仿佛日本人吃“刺身”，一定要醋好才行。“刺身”就是生鱼片，鱼肉去皮后难以辨认分类，渔民便在肉上插上竹签标志，故而称生鱼片为“刺身”。
古书中有“生刳驴肉”“活烤鹅掌”的吃法，在满座食客的店堂中，牵进驴去，捆绑于木桩上，把食客指定部位，滚水烫毛，快刀片肉。极残忍的吃法。“活烤鹅掌”是将活鹅吊起，两足正好踩在铁板上，板下升火，铁板烧热，鹅将两掌不停地提起放下，至肿胀，至烤干，之后取掌食用。说法是动物会调动全身的精华到受侵害的部位，专吃这一部位“补得很”！
调动对手的精锐，一口吃掉，这样的吃法已是“兵法”了。当然这种吃法是极凶残而暴虐的，但中国人视之平常。
还有，中国人的哲学意识，把吃上升到意识形态，简捷地说，就是常说的“吃什么补什么”。中国古人的自我评价是：“人为百虫之长，裸虫三百，人为最劣”，又说“人是苦虫、贱虫”，其实以我看也是“****”，所以，虎、鹿之类动物的生殖器，就成了中国人的最佳补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科学之说岂不成了虚妄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