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着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
杨绍明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1988年第32届荷兰新闻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最着名的新闻摄影比赛，差不多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中获得系列人物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却是中国大陆作品在这个领域零的突破。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作品问世，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杨绍明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文章，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和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随即拍摄了大量的领导人照片，尤其是邓小平在家中的照片。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照片就越发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照片一共4幅，其获奖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频繁出现，成为了邓小平“打破终身制”理论的形象注解。
在荷兰获奖的共有4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在出席中共十三大时的半身像；一张是邓小平在打桥牌的；一张是邓在家中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最后一张是邓在院子里双手要抱孙子的照片。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照片，怎么会得世界大奖呢？评委的评语是这样的：“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领袖照片都是高大威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且不是招手就是握手、讲话，人们很难知道领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吗？且听绍明慢慢讲来。
先说第一张，邓小平在1987年出席十三大会议上。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实际上是邓小平要退下来的宣言。
那是1986年，美国着名记者华莱士获准采访邓小平，规定只有一个小时。快结束时，老练的华莱士又提出一个问题，邓耐心地回答完这个问题，起身要走。这时华莱士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华莱士问：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这是邓小平又一次“言退”。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席了大会，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邓说：“今天是党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这一届将有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来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他这样一说，大家就纷纷往后退，给让出一片空间来，记者们也都往后退，这时邓的情绪最好，我就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拍了这张照片。所以说，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里，这是第一张。
但是这张照片的命运却是和另外三张不同。同为一组照片，在荷兰也获奖了，可是在当地展览时却不见了。原因是照片上邓小平戴着中共十三大代表的出席证，而西方人始终对“共产党”这个词是能不提就不提，能反对就反对，能回避就回避。结果只展出了另外三张，后来国内一些媒体在刊登时也只登三张，让大家误以为获奖的只有三张。
再说沙发上看报这张。在这一组之中，这一张的使用率比较高，因为它太家庭化了。
我在拍华莱士访邓小平时（这张照片获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就知道了邓要退的事，也就想到了要拍一组退下来以后的生活照片。这时的拍摄目的就十分清晰。
1987年我到了邓家，正好是白天，邓在沙发上看报，是大字版的《参考消息》。虽然退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我看这个镜头好，像“退下来”的样子，就想拍。邓知道我来了，但是我常去，就像他们家人一样，所以他也不在意我什么时候出现，照样看他的报纸。我正要拍，邓质方的儿子小弟开始闹了，要找爷爷玩，马上就要破坏这个景象了，卓琳就赶紧抓了一本书拉着小弟哄着说：奶奶给你讲故事。这才让小弟安静下来，我就赶快装上闪光灯朝屋顶打光，用反射光拍了这张。等于是卓琳妈妈帮了我的忙。也仅此一张。
从画面上看，邓的家很朴素，家具都是过去单位里常见的那种。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搭在沙发上的双腿十分悠闲，身边有老伴儿，子孙绕膝，典型的幸福的中式家庭。
再看《抱孙子》这幅。邓小平家是个两进的大院子。第一进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第二进才是他住的地方。邓小平十分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对小孙子更是疼爱有加。
我知道他这个习惯，就想拍这样的画面。1987年的冬天，这一天，邓伯伯正好散步回来，小弟就一边喊着“爷爷”跑过去了，邓高兴地伸开双手，要抱住孙子。我也正好在院子里，一听到喊声，我就跑过去拍了这一幅。你看，画面上邓伯伯的一只脚微微抬了起来，小弟的两只脚都抬起来了！邓后面的那个人是301医院的护士。邓伯伯和他孙子在一起的照片我拍得相当多，那种情感是谁见了都会动情的。
邓认为打桥牌是锻炼大脑的好办法。邓从来不为钱打牌，但喜欢有刺激性。一次聂卫平和邓搭档，故意给人家放水，输了很多分，邓不高兴了。后来捎话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
新时期的日子好过了，加上邓又率先退了下来，自然有兴趣打桥牌。牌友包括一些领导人和“棋圣”聂卫平和一些桥牌协会的人。他到人民大会堂打，也在家里打，“文革”前在中南海里打。聂卫平曾回忆说，邓老爷子打牌水平非常高，这并非是恭维。也并非因为他是邓小平，人们就让他。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也曾说邓小平的打牌水平非常高。由于邓的影响，中国桥牌协会于1980年成立，邓任荣誉主席，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牌联合会荣誉金奖”。邓认为，打桥牌是世界语言，像音乐一样，是交流和友谊的桥梁。
这一张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拍的。大会堂里的灯很高，脸部有点暗，我就加了一个分灯在侧面，这样可以把有烟的气氛表现出来，因为邓爱抽烟。旁边是邓楠，前景是聂卫平。我总共拍了三四次他打桥牌。至于说那么大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有时间打桥牌，还真是个谜。
因为桥牌在国际上很通行，所以这样的照片容易被认可。打桥牌的人也被认为是智者。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的英语翻译还下了功夫。送去以后没有消息，突然通知我说得奖了，我还在外地。后来我就和香港的曾家杰（他英语法语都好）去领奖，他们管机票，但是没有奖金。我顺道去了法国，见了着名摄影家布列松。回来后出版了画册《荷兰·法国》。
再说《乡情》这幅作品。
1980年的夏天，我正好去成都随我妈妈（李伯钊，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北上》剧组拍照，这个剧是我妈妈写的，要到川西北去体验生活。那时我已经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了，因为我妈妈那里借用我，就到了成都，拍摄跟这个剧有关的照片，同时拍摄《雪山草地行》画册。
有一天在杜甫草堂突然看见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画家）。我们自从“文革”后一直没见面，互相都很关心挂念，这样的时候见了面自然很高兴。她说是“陪老爷子来的，明天要去峨眉山，你也去吧，小二也不容易，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我当然也很想见见邓伯伯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金牛坝邓的驻地，随后登上了邓小平的专列，进了车厢我才看见了邓小平。老人家见了我也很高兴，第一句就说：“小二又照相了。”接着问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我就一一介绍。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13年没见过邓小平了，早就想拍一些能够表现他真正风采的照片，这次绝对是个机会。
邓小平复出后有两个愿望：一是登黄山，二是登峨眉山。这就像毛泽东游泳一样，既是锻炼身体，又有象征意义。那年他都76岁了，四川省的领导劝他坐车子上，他说坐车子没意思，要走路。最后只好折中只走一段。
一路上，庄稼绿油油的，正是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大好形势。老爷子兴致勃勃，东张西望，加上政治上的解放，心情无比好。一行人马在一个拐弯处遇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土路边的石头上，手里摇着蒲扇，一身的布衣，原来是位到万年寺上香的老人，大概是走累了，坐下来休息。见到这位老人，邓小平就问：老乡，万年寺还有多远？老太太回答：不远了，前面就是（画面上老太太的手在摆动）。
老太太根本就没认出前面这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老太太更没想到，这一瞬间早被眼疾手快的杨绍明拍了下来，使这几秒钟成为了永恒。
我知道，邓小平有个特点，就是和你握手时是看着你的，但马上眼神就转向别处了，这个瞬间很短，所以很难抓住恰到好处的画面。上山时我在前面，边走边回头看，突然看到这个老太太时，我就预感到要有我期望的画面了，因为经过了“文革”后，我对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有了重新认识，所以我就希望有个他和百姓交流的画面。那天有点阴，玉米地里又有点暗，是逆光，我就预先准备了闪光灯，他一问话，我就按下了快门！而且就这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