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过这句话没有，就算说过，又有什么关系？别人认为他说这话，就说明他想当官。我说，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当官，如果一个人适合当官，那么，他想当官有什么错？他可以自荐么！我看宋老师就有当官的才能！至于家庭有问题，难道他就该一辈子抬不起头么？我家庭是地主。我是不到二十岁就离开了家庭，带着人到我家抄家的，从此和老家没有写过一封信。可是从“镇反”、“三反”、“肃反”，一直到“文革”，没有一次运动放过我的。“镇反”的时候，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领导，整了我七八页纸的材料，叫我在上边按手印。材料上写了我些什么，是不让我本人看的，不知道的。我妻子也因为我的家庭问题，一直跟着我受审。“三反”时把我和我的妻子隔离了斗，中间隔一假墙。我~边挨斗，一边听见隔壁多少人吼着逼问她。我们两人在食堂打饭时碰到都不敢说一句话。她只是埋着头，我也最多只能偷偷看她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她还不到二十！到了“肃反”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路边看见了我妻子的书包。我想，她的书包怎么会掉在这儿的？这条路是通向浑河的，不好了！我拔腿就往浑河跑。她果然在河边站着，大雨把她浇得浑身湿透……我一把抓住她，我说你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她说，谁了解我们呢？如果有个干部对我们讲两句温暖的话，我就不会想到死是这样的。我们能熬过这一次一次的挨整，毕竟还是因为总有些干部给了我们温暖。譬如我前边说过的那个县委宣传部长。还有“文革”时，我一直游街、挨打。有个军代表对我妻子说：你别着急，你每天多煮几个鸡蛋给他吃。运动后期会有政策的。就这一句话啊，我们就觉得不是一片漆黑，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对党的热爱，正是从一个个我们接触到的党员干部身上，从一个个具体的党的形象身上建立起来的。现在我是个党员干部，我就要把党的政策形象化，要用我这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给人温暖，给人希望。
我把宋老师提升为学生科的科长，最近又把他提升为教务处的副主任。宋老师说，你让我这样的人当干部，你可真敢。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人年轻的时候不挑重担，什么时候挑？
学生科就是管学生的。要管住我们这帮学生，真得有点马卡连柯的胆略。有一回，宋老师发现学生和社会上的一帮待业青年约好了要打一场一百人的群架。宋老师要去找待业青年做工作。
我说你一人去危险，这事得报公安局。可是他偏去了。他约了那帮青年在渡口茶馆会谈。一进去，二十多个青年袒着胸，露着背心卜的大龙。有的还把脚搁在桌上，给他一个下马威看。宋老师掏出两包烟，一撤，说：我校的学生先骂了你们，这是不对的。我是管学生的，今天我代他们来检讨。我们的学生也愿意找你们赔礼道歉。你们想打群架，我们没报公安局，我这次来也没有带便衣。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打架。
宋老师是抓住了这帮青年讲义气的特点。青年看他挺讲情义，特别是敢孤身和他们谈判。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他们说，行了，不打了。我们这也是不打不成交啊！
还有一回，我们的学生让一两百入围住了。那一两百人眼看就要打我们的学生，宋老师赶到了，对那一两百人说，我是学生的负责人。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让学生都回去，我一人留下！他就一个人和那一两百人辩论上了宋老师这类事多了！所以他也很危险呢。好几次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威胁他。有人向他家里扔石头。还有人说要把菜刀插到他家的桌子上！你不知道，他家里全是病人--母亲是食道癌，父亲是老矽肺，妹妹是骨结核，就他这一个独子！他母亲吓得要求别让他干了。可是宋老师说：我为学校卖命了！
（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的话：爱的力量大于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怖。宋老师爱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爱他。人们往往是从自己周围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身上来感受党的形象的。那些惯于整人的干部，无情地离间了党群关系。他们给党造成的困难，大于一切物质的困难。战争时期那么艰苦，老百姓愿意为党卖命。那么现在呢？现在也能卖命。只要能得到一点温暖，一片光明。宋老师就是一个证明。）现在我们的老师没有想调走的了！是我调走了四不称职的老师。我在教师会上说，‘别以为什么人往讲台旁一站就是老师了！老师就得有个为人师表的样子。过去谁都不愿上技校，那时我是饥不择食。现在我得挑挑选选了！现在还有人不想调到技校来。我说，我们技校是很有前途的。现在你不来，有朝一日你想来我们还不一定要呢，走后门都不要！
现在谈谈学生吧。
教育应该有个系统性。譬如在幼儿园里应该教孩子们讲卫生啊，爱祖国啊。小学时应该教他们爱科学啊，爱劳动啊。中学时应该让学生开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可是技校这一代孩子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倒学上了。
譬如抽烟。学校里三令五申不让抽，可是那天放露天电影，我看见黑暗中有一点小火星，我走过去一把抓住那只手。那学生准是个老烟鬼，把烟一转就灭了。说：我没抽，我哪儿抽？我说：你给我讲实话，你到底抽了没抽？一个人如果连抽根烟都不敢承认，别的事还敢承认？我气得手直抖--我在“文革”时得了心脏病，一生气手就抖。你想想，这学生是当面撒谎呀！撒谎的人可悲啊！
不光是别人不信任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信任别人。这些学生就不信我们会在抽烟问题上一管到底，以为总会有机可乘的。有一阵，我发现课间操后好多男生拼命往宿舍跑。为什么往宿舍跑而不往教室跑呢？很快就要上第三节课了呀！这里准有鬼！我就跟着进了男生宿舍楼。好，那过道里全是从两边宿舍里飘出来的烟！我走进一间宿舍，那屋的四个男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会来。一个学生坐在那儿，手里夹着抽了半截的烟，不知是该扔还是该抽，还是怎么样，反正他的手夹着烟就举在那儿不动了。另一个站着的男生把烟扔了，但吓得不敢用脚去踩。还有一个男生扔了烟，用脚踩住后也不敢动了。总之，我一出现，好像有魔法似的，把这几个学生全定住了！我问其中一个：有几年烟瘾了？那学生吓得发抖了。我真想狠狠勊他们！这么不诚实、不争气啊！可是，我看见学生已经在发抖了，我要是太凶，只能使他们怕我，不能使他们服我。我就笑着问：抓个空就抽烟呀？这些孩子啊，可会察貌辨色了。只要一看见我的脸阴转晴了，他们话就多了。一个个说：校长，我们这是耍着玩呢！有的还说：我们哪会抽呵？我说你把脚拿开！你脚下不是烟是什么？你们还要我老盯着你们啊？他们说，校长，我们也知道不好，可是确实是到时候嗓子难受啊！唉，这些孩子！你们嗓子难受，我就不难受？你们大概以为我不会抽烟吧？我还不是为了不让你们抽，所以在学生面前从来不抽。我半天半天地开学生大会不是也没抽过吗？其实我的烟瘾有几。十年了！你们有什么资格说嗓子难受？好吧，我给你们买戒烟糖。他们笑了，说：校长，别买糖了，我们改得了，好不好？
还是诚则灵啊！以后果然有些人与烟告别了。
不过，一个人想坚持原则往往就得罪人。“文革”以前，开除个学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现在，立刻就会有各种人来找你说情，甚至威胁你。有一次我走在路口，两个小伙子围上来，说，如果你不收下我们，有你好瞧的，非得把你孩子的腿打断了！这种事也不足一次了。我妻了可担心了，说，你瞧着吧，迟早得在我们孩子身上看结果！唉，搞教育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
有的学生说，看你们老头还能坚持多久？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我想，是啊，我还能坚持多久？我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将来不是你们这种人的天下！我只能管你们一阵子，但我要管得你们一辈子都能记住，我不仅要把你们教育成不招灾惹祸的人，而且要把你们造就成社会的积极分子。攀枝花是个小城市。技校一年毕业五百人的话，十年就是五千。如果这五千人教育好了，那是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素质的。你们烦我，骂我，我也得管！这个家是我当啊！再说，我要的不就是工作吗？不就是放开手来工作吗？在我三十六岁到四十六岁这最好的年华里，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时我只希望能信任我，能让我随便干什么工作。记得有一阵让我在农村挖沟，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啊！可是我下得那叫来劲！因为农民不歧视我！现在我这么忙，还老得走那四百级石阶上山、下山的，可是我那么多年的心脏病反而好了。以前我每年都因为心脏病发作要住院。从我来技校后，一次也没发过。毕竟现在心情舒畅了！我们也是在写教育的诗篇呵！
（是诗篇，是一首怎样为人的诗篇！惟有关心，才会痛心；惟有深爱，才会深惜。惟有出于尊重，才会严于要求；惟有寄予希望，才会给予压力。惟有提高人的品格，才能提高社会的素质；惟有提高人的价值，才能促使社会的前进。黄校长快活地弹了弹烟灰。我简直觉得他那弹着烟灰的手指头都透着一种快活的劲头呢！）我们技校有十四名最调皮的学生，学校一出事就准有他们。
这些人大都受过这样那样的处分。根据我们学校的规定，受过这些处分的就不能毕业，不能到攀钢工作。他们的家长对我们说：你们怎么骂怎么打都可以，我们管不了了。
不过，马卡连柯说过的，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记得我在“文革”中游街时，我在卡车上一站就是一天，头一直被人按着。我既不知道卡车开了多远，也不知道时间。我只能看见我脚边的阳光。我只能从阳光的移动来判断时间。我知道阳光移动到一个什么位置的时候，就是傍晚了，我一天的苦刑就可以结束了，我就有了盼头了。是的，就是我脚边的哪一点阳光，给了我希望……
我想，应该让那十四名学生感到有希望，有奔头，从此走上正轨，那么其他学生也就打不起、闹不起来了。我们就跟这十四名学生说，表现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毕业。现在把你们集中起来，由两名老师组织你们在课余时间复习、劳动。再掺进四名优秀生，成立团小组，你们表现好了一样可以入团。
这十八个人成立一个什么队呢？开始有人建议，叫“向昨天告别队”。可是这容易造成自卑感，毕竟他们又不是工读学校的学生。后来我们说，就叫“青年突击队”！还是从正面引导。
开始让他们冲学校水泥路上的灰渣。他们一见有同学走过，就埋下了头，不好意思了。可是，就像马克思说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知道羞耻就是知道好歹了。我们两名老师就和他们一起干，这下他们不觉得低人一头了。我过去一看，干得太猛啦！我赶紧喊：适当一点！适当一点！你知道吗，那水泥地当初没整平，尽是一个个水泥的鼓包。这些学生就用镐刨，从下午干到傍晚。老师说：吃晚饭去吧。他们说，已经干了一半，干脆干完了！他们饿着肚子一直干到七点多，完了痛痛快快地说：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罪，还没这么累过！
我看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我这一辈子还没这么痛快过！
人有奔头、有追求、有理想的时候，就会达到自觉、自制、自尊的境界。我跟你讲一个笑话。1952年，我们那部队从外地回老家。
当晚我们上剧场看戏，我知道我妻子那军区医院当晚也去看戏。
我们已经分别半年了，我就在剧场门口等她。你不知道，那时她才十八岁，可漂亮了！我一见她就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只跟我点点头，笑一笑，握了下手就跟着队伍走进剧场了。连一句话，一个字都不好意思跟我说。连我们哪天再见也没说啊！难道我们就不见面了？她这么绷着，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她什么，就这么分手了。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快一周了，可是我们要面子啊，好强啊！简直希望达到一种没有个人需要、个人感情、个人欲望的“理想”境界。
我终于在我们的学生身上看到了理想之光。
前些天，我们在市体育馆开一个全校运动会。我们有点担心这些学生会不会因为输赢起哄、打架。所以我们把公司保卫部门和市公安局的人也请来了。我早上七点半按时到了体育馆，啊，学生们全到了，都一行行地按着班级坐着呢。远远看去，纹丝不动。
我简直想，这是我的学生吗？比赛开始了，每一个项目都是准确地按着规定的时间进行的。有个学生那天高烧三十九度，早饭也没吃，照样按时站到起跑线上，跑完了一百米。有个女同学正好不舒服，叫她别跑，她还是跑。跑到终点就跪在那儿起不来了。一会儿，她又按时站在接力赛的起跑线上了。在一千五百米长跑中，教工落在最后。他们本来怕同学嘲笑、起哄，但同学们一个劲儿为跑在最后的老师鼓掌！不参加比赛的老师给学生们冲奶粉、买冰棍的，紧张得不知该干什么才好了。我不禁看着现在老老实实地坐着的，而原先是最闹的管工班。有一次上课，有个学生把膝盖顶在桌上。老师说，这是课堂还是茶馆？学生一齐拉长声音喊：“是--茶--馆--！”把老师气得跑到走廊上哭去了！我再看炼铁班，这是一个开除、处分学生最多的班。他们以前总认为是班主任黄老师整人。谁要是想接近黄老师就会挨大伙的骂。有一个学生纠合外边的人把老师打了。其他班的学生都集体去看黄老师。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却一个个悄悄地去--还是怕别人说啊。虽然实际上他们是都去了。就是这么两个班，在这次运动会上得了纪律奖和风格奖！其实也不是他们表现得特别突出。问题是那天的纪律和风格全都没说的。没法评了！所以决定奖给原先最闹的几个班。这次运动会，激发了上进心和集体荣誉感。不久全公司开了公司所属的包括三十二个厂矿的运动会，我校得了第一。当大会主席宣布第一名是攀钢技校时，站在场地里的我校的运动员全高高地举起双手使劲鼓掌。奖杯拿到后，运动员这下可憋不住了，在场地里就把奖杯传开了，一个拿一下。有人还说：我们给黄校长夺了个大奖杯！
我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这时体育场的一个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
天已经漆黑了。我的视象里却充满了那个阳光灿烂的运动会。
我和黄校长又坐上小车上了盘山路。对了，黄校长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传美。名字不好，像个女的。”
“传--美！很好！”只有美才能唤醒美，只有爱才能感受爱，只有信任才能换得信任，只有真诚才能培育真诚！
“黄校长，你看技校的夜景多好看啊！啊呀真好看啊！”
黄校长微笑着。哦，他当然不知看了多少回这个夜景了。这回轮到我一迭声地夸起技校来了。
“学生们在上晚自习呢。从黄校长的声音里，我觉得他的神还在技校里，我们有些班主任一直陪着学生到晚自习结束！这些老师里真有一批卖命的！”
黑魃魃的群峰中，技校灯火通明，真像一座教育圣殿，闪烁着精神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