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办事一丝不苟。他已经计算出从宿舍到学校的精确距离：费时16分钟，跨1920步，折合1俄里300俄丈（1俄丈等于2. 134米）。比在萨拉托夫时，从家里到教会中学稍远一点。这不光是个习惯问题，而是那种思考专注、心无旁骛者的共同特点。和在萨拉托夫时一样，他在这里也经常走错家门。
他在日记里如是纪录：
“我一出门，走的总是戈罗赫大街或涅瓦大街，经过海军部大厦，然后到达学校。除了版画和石印画商店墙上不断更换的图画，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
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安排那每月20卢布的生活开支。确定吃饭、买蜡烛、文具、日用品、乃至洗澡等，各要多少钱。还为自己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小时乃至每一分钟，都有条不紊地去生活
他的心情很兴奋、愉快；不过很快就被对事物的清醒估计所取代了。开学没几天，他给父亲写信提到：
“这里的课似乎不值一提。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写。怕您要为我担心了。不过，我以前不也是这样谈论教会中学的功课吗？但我何尝旷过一次课？还得公事公办嘛。怎么想都可以，但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听课这里多少有点像萨拉托夫的情形，谢天谢地，也还有点儿不同。”
就这样，他坐在课堂里听啊听啊。内心却认为，教授讲课的方法很落后。不如某些大学，教授讲得不多，只限于评述本门学科的参考书目。因为教育的真正手段，是阅读图书，而不是听演讲。没有阅读能力，学生只跟着阿贝拉尔（法国烦琐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荒漠中瞎转，是没多少用的。
几乎上课不久他就这样设想。在一周的21堂课中，只有5堂课值得注意：两堂库托尔加上的通史，两堂菲舍尔上的心理学，和一堂卡斯托尔斯基上的斯拉夫方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内容太简单，他已掌握的比这多得多。他也瞧不起赖科夫斯基上的神学课。在这个具有丰富神学知识的教会中学学生看来，赖科夫斯基对神学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
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若正义得不到伸张就让苍穹倒塌让正义得胜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 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他无时不感到缺钱。为了勉强度日，他处处紧缩开支，节省每一个戈比。他不仅为几个钱而操心，还想到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心里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和多子女的佩平家是分不开的。所有沉重的生活负担，历来都由两家平均承受。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挣钱，哪怕是当家教给人上课也行。
冬天快到了，他打算不购置皮大衣——好在寓所离学校只有走15分钟的路程。去浴室可以穿光板皮袍；不过没有礼服和制服大衣怎么行呢？他本来想向一个枢密官的儿子，用半价买一件旧礼服。可是这件礼服的领子是舞会式的，绣着金色花边，不好意思穿上身，只好去订做一件。
哎呀，这里生活花消太大，东西贵得吓人，白面包比萨拉托夫的贵两倍半。看戏要雇车——他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他只在星期天喝一次茶，或者根本不喝。
表面上，他的生活过得平淡清苦；不过内在的精神生活，确是丰富极了。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平常的心态，忍受生活中各种贫困、痛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