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她并不像有些人显然说过的那样聪颖和富有魅力……她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神情（当她厌倦时，她的确很忧郁，而且愿意流露出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返回中国为她带来了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相信她和子文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回国后将面临一个对她已经变得陌生起来的世界和她已不适应的国内生活水准，面对前面的困难，她感到困惑。尽管她善于交际，颇受欢迎，可是她的态度仍然有点冷漠，总是注视着我们，总是在询问、批评或表示自己的爱好，她觉得自己有点像陌路人。她尤其觉得这里的东方学生的整个生活不自然，他们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人的旧道德规范，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确实是美国大千世界中的一群外来人，这些青年男女又不自然地凑拢到一起。
当然，她是很受倾慕的，并不是因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有激情，待人真诚，始终具有内在的力量。
他们（与子文）之间有一条真正的纽带。美龄听他的话，他是兄长，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美龄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有着强烈的家庭自豪感和相当浓厚的服从家庭的意识（只要不涉及任何具体行动）。她每每谈起她的两个姐姐和她的父亲，经常谈到子文，有时谈到她的妈妈，但她从未提到过那两个弟弟。
从1908年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近10年。这10年是她从童年进入青春期的黄金时代，是她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她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课程，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美龄所受的教育是全盘的美国教育。宋美龄初到美国时，还是个小姑娘，正是学习和模仿力最强的时期，因此，她在生活习惯、举止言谈等各方面都美国化了，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甚至说，从一张照片上看来，连她的脸也不太像东方人了。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数典忘祖的人，她对东方文明及其文化遗产仍怀着深厚的感情。在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时，她的宿舍的墙壁上挂着一把东方大宝剑，她经常把这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抽出剑鞘，把玩一番。一个对“异教的中国人”抱有成见的一年级女生，竟被这件武器吓坏了，一走过宋美龄的房门时便拔腿跑开。
作为一个美国学校的女学生，宋美龄脚登结实的美国鞋，身穿和其他同学一样的美国裙，这与当时中国的小脚女人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她经常用一些色泽明快的丝绸在自己宽大的短外套或茄克衫上做点缀，使其保留一点中国人的特色，当她们姐妹自己在一起时还往往穿上中国旗袍，她们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顽强地保留、表现了中国人固有的特性。
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音乐教师感觉到宋美龄对中国文化及其遗产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且这种感情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浓厚。这位教师逐渐发现，宋美龄越来越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感到自豪。有一次，宋美龄在与英语系的一位教师谈话时，口若悬河地谈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并为西方世界对此竟然如此漠视而表示遗憾。
当然，宋美龄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和旧传统是不满意的，并且怀有某种担心和恐惧。
宋美龄是宋氏兄妹中在美国受教育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也是对美国社会了解最深的一个人。除了接受学校教育，她还注重在游历和交往中学习。宋美龄曾自豪地说：“我游遍了整个美国，实际上，美国的每一个州我都去过。每年暑假，要么就是同我父亲的朋友们在一起，要么就是去拜访我的同学。”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没有几个敢说像她那样了解美国。这对她以后数十年间，帮助蒋介石制定联美抗日和联美反共的政策，成为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穿线人物，有着重大影响。
宋耀如送子女出国学习，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振兴有用的人才，他常给在美国求学的子女写长信，寄剪报，使他们了解国内的形势。父亲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深深触动着子女们报效祖国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动荡的时代背景，让宋美龄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大姐、二姐相继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她开始关注中国政局的发展。
民初的中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取代孙中山，成了民国总统。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刺杀了宋教仁，罢免国民党人所任都督的职务。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公开谴责袁世凯，说：“敢称帝者全国共诛之。”袁世凯残酷镇压了二次革命，又公开称帝，在一片讨袁声中一命呜呼，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
一个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的青年学生，其思想情感往往是十分复杂的。面对国内如此动荡的时局，一方面他会有搏击风浪的激情，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产生对落后和混乱环境的恐惧。总之，临近毕业时，当美国同学在准备欢庆时，宋美龄同哥哥子文都不禁忧虑回国后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他们甚至产生了延期回国的念头。
1917年，宋美龄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学业。7月，在父亲的催促下，她操着一口纯熟的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回到了上海。此时，宋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一栋新买的小楼里。
不久前，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事曾引起了轩然大波，令宋耀如夫妇十分难堪，并为此一度长吁短叹。由于同心爱的长子、幼女久别重逢，宋家才又恢复了往日欢乐和谐的气氛。
在这个家庭大团圆中，最高兴的还要数母亲倪桂珍，她不顾自己身体不佳，坚持要亲自上灶掌勺，中西餐兼有，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以招待远归的子女。
这是举家团聚的日子，全家人都陆续落坐，唯有宋庆龄不在。事情发生都快两年了，父母依然没有原谅二姐。宋美龄心底泛起几许莫名的不安。饭后，宋耀如又邀请了一些社会名流，为女儿举行了一个接风舞会。宋家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宋美龄也深深地沉浸在家族团圆的幸福之中。
2．感到中国处处不方便
十年的美国生活，使宋美龄几乎成了只有东方肤色和脸型的美国人。刚回到上海时，她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总是以挑剔的眼光指责中国的种种落后，同胞的种种愚昧。“噢，在美国可不是这样的。”这是她经常重复的一句口头禅。她甚至对家里的房子也不满意，说房子太小，不适合开派对，还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有买一栋更排场的大房子。在看了宋耀如的办公室后，她说：“和美国家庭比起来，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应该有一间现代化的办公室和浴室。”
宋耀如对女儿的态度感到震惊和痛心，他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完全以一个美国人的口气来指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但对此，他又无计可施，只能以劝诫的口吻告诉宋美龄要爱祖国、爱同胞。后来有一位朋友问宋耀如，要不要送他的女儿去美国留学？他半真半假地说：“不要送你的孩子出国，不然他们回国后会觉得什么都不够好，他们想把一切都翻个个儿。”
回国初期，宋美龄确实对一切都感到不习惯，不过她还足努力丢适应这个环境。起初，她仍然喜欢穿西式服装，对于中式服装，她总是穿不惯，觉得有些怪怪的。慢慢地，她才脱下西式衣服，穿上中式的。她穿的是中式服装，一般不沿袭陈旧式样，始终带有西方的风格，她参照西装的某些特点对中国服装进行改造，看上去非常洋气。在当时，中国青年女子只能穿筒式上衣，连旗袍也是筒式的，宋美龄按照西方的习惯，将腰部剪裁得很合体。她喜欢带帽子，尤其是穿一身摩登的骑装时，总是配上一顶风致秀雅的宽檐帽，她还是中国第一个在公开场合穿短上衣和便裤的妇女，十分引人注目。
宋美龄也逐渐地意识到了她与别人的隔阂，尤其在语言交流方面，因为她自幼旅居国外，一住就是十年，对汉语难免会有些生疏。于是，回国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中国老师，帮助她补习汉语和中国历史。凭借孩提时代的记忆和聪颖的天资，宋美龄很快就恢复了上海方言，但是对汉语的理解力和读、写能力却不尽人意，于是，她让老师主要培养她的汉语读写能力。
宋美龄请的老师是位老学究，他在教宋美龄吟诵中国古典诗词时，总是摇头晃脑，就像孩子们在私塾里念书一样。在他的影响下，宋美龄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时，总是一边反复吟诵，一边有节奏地摇晃身体。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宋美龄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而且可以以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公开演说和谈话。这使她免受不少守旧分子对她“西化”的批评，并为此赢得了敬佩和称赞。从宋美龄日后的发展道路和成就看，补习中文毫无疑问是个十分正确的决定，而敦促她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宋家两位老人。抗战期间访美时，宋美龄在一次演讲中曾回顾过这段经历。
她说：
余系幼年来美十载，大学毕业，始返祖国。时余正年富力强，切盼对国家有所贡献。不意余父母坚持余既离国甚久，应先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学，谓若不更进一步，通晓中国之历史文化，将不能明了中国各问题之错综复杂，且不论余愿致力于任何事业，或盼作任何贡献，势将不能认识中国社会之基本组织与需要，此致徒劳无功。
宋美龄应该感激父母的及时指点和谆谆教悔，也要庆幸自己的勤奋努力。她日后能用中英文发表流利演说，庞征博引，口若悬河，与宋耀如夫妇从小刻意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回国后，宋美龄以其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积极踊跃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赞赏。
当时，上海的好几所学校曾邀请宋美龄前去任教，但她都予以了谢绝，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和自己喜爱的工作上。她积极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还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以直言不讳而著称。上海市参议会还邀请她参加童工委员会，她是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妇女，而且也是第一位中国人。
对于这位未见过生活黑暗面的年轻女子来说，这项工作使她对中国童工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童工们营养不良、目光呆滞、紧张得体力不支，这种种情景以及她所从事的在该委员会的工作，对她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
宋美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从事社会活动上，并很快成了上海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活跃分子。
在挥霍无度的社交聚会上，她往往是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她天生丽质，举止优雅大方，又有钱盛装打扮，无论是在宋家主持的聚会上，还是她出席朋友的聚会，她总是能成为该晚会的一个亮点。
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她的政治气质、社交才干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她甚至在父亲面前直言不讳地发表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宋美龄主张实行强权政治，她认为：现在民心涣散，各行其是，必须有铁腕人物出来实行强权政治！要有强大的政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才能凝集全社会的精英；要有强大的军队，军人要纪律严明，才能所向披靡；还要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才能攻无不克。这一些同宋耀如所主张的民主理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宋耀如觉得：“他的三女儿是个比男子汉还要有胆有识的杰出女性，但也令人恐惧和不安。”
3．告别父亲
宋耀如和宋美龄父女两人虽然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但是父女感情甚笃，一家生活得也是其乐融融。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18年初，宋耀如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疾病使他骨瘦如柴，胃痛常折磨得他在床上打滚。宋美龄摒弃了一切社交活动，守候在父亲身边，尽到了一个做女儿的孝道。宋家同外国人的友好关系很早就引人注目，这次，宋耀如的病情又牵动了美国友人的心。1918年春天，朱利安·卡尔将军访问上海，特意看望了病中的宋耀如。宋美龄帮助父亲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友人兼恩人。
卡尔是美国退役将军，纺织业界的巨富，又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宋耀如早年进圣三一学院念书就是卡尔资助的，此后他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05年至1906年，宋耀如曾到北美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筹募得200万美元的经费，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卡尔。所以，他的来访，不仅得到了宋氏家人的热烈欢迎，还得到了革命党人的欢迎。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法租界的住宅接见了卡尔将军，两次亲自主持宴会招待他，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所有这些活动，宋美龄都陪同父亲的老朋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不少革命党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交际活动也促使宋美龄重新思考事业和家庭的问题，她曾对二姐宋庆龄表示“非英雄不嫁”。
得知父亲身染重病，宋庆龄也多次打来电话表示要来看看父亲，都遭到了宋耀如的拒绝，宋美龄在中间周旋也无济于事。老夫人倪桂珍看着病魔缠身的丈夫，倍感酸楚。相濡以沫数十年的丈夫，说不定哪天就要撒手而去，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同最亲近的人生离死别更令人感到痛苦的呢？想到这些，倪桂珍对二女儿庆龄的怒气也渐渐地散去了。
宋耀如又何尝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见见所有的孩子？事实上，他心中早就原谅了这个女儿，只是碍于面子问题而不愿见她罢了。据说，这种微妙态势一直持续到这年春天朱利安·卡尔到上海探望宋耀如的时候才改变。在老朋友的劝说下，宋耀如终于心软了下来，父女俩隔离以久的心又重新聚到了一起，三姐妹经常一起在宋耀如的病床前守护。
可惜，无不怜人，宋耀如的病很快就被确诊为胃癌，而且已到了晚期。1918年5月3日，对于宋家来说，是一个阴霾的日子，在弥留之际，宋耀如异常清醒，他最放不下的有两件事：一是两个幼子子良、子安还未成人，再就是宋美龄的婚姻。他对从小娇宠的小女儿期望很高，认为她天资好，应该对社会有所作为，因此选择朋友要慎重。宋耀如就在妻子和孩子们的悲泣声中走完了传奇的一生。
大家长宋耀如辞世而去，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宋氏家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宋家已有4个孩子学有所成，有的在事业上甚至已有了良好开端，情感上的巨大打击反而激励了他们奋发向上的决心。葬礼结束后，三姐妹各奔东西，独立迎接生活挑战。当时，全国性护法运动已经掀起，孙中山在广州主事，宋庆龄就南下随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同去的还有宋子文。宋霭龄也随着孔祥熙回到天津，只有宋美龄在家陪伴劝慰母亲。
父亲去世后，宋美龄经过一段时间的情感调适，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自己喜爱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当孙中山在广州终于立足了脚以后，宋美龄每年总是平均安排自己在南方和北方的逗留时间。当时南北不同天，虽然各自都有攻杀，但南方生机勃勃，北方则阴云密布。正是在这种鲜明对照中，宋美龄的政治见解进一步成熟，到与蒋介石结婚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定见，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发展要效法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