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到城里这两天，娥眉家中仅剩下我奶奶，我有点不放心，打了电话回去，可是，电话响了又响，没人接起。又打，再打，还是没有。我紧张起来，打算暂不告诉我母亲，自己悄然去娥眉一趟。但是，第二天电话再拨去时，我奶奶接起来了。她一拿起听筒就放声大笑，她说：“凯歌啊凯歌啊！”
我说奶奶你没事吧？
我奶奶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凯歌啊凯歌啊！”她还是一声接一声地叫。
我被叫得哭笑不得，心里痒痒的，又好笑又好奇。我说：“奶奶，什么事你好好说。”
我奶奶停顿了片刻，话筒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这声音是我熟悉的，猜得出来，是黄豆在响，我奶奶抓起黄豆扔进她那没有一牙颗的嘴里。“凯歌啊凯歌啊，我昨天去城里，我看见看见……”突然没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静寂，接着，怦怦，是话筒丢落的声音。
“奶奶奶奶！”我叫起来。但那边没有回应。
我算一下时间，如果此时我马上叫一部车去娥眉，也得开上一个多小时。我奶奶出事了，这一个多小时也许就能决定她的生死。我翻开本子，找到秦三毛留下的那串号码，我把电话打到秦多尿家，我说：“求你了，到我家看看，看看我奶奶。”
我和我母亲以及许盼望在浓浓的夜色中向娥眉赶去。
有星光，有月光。路两旁的树木与房屋在月光下居然有一种魔幻色彩，幽幽的，怪怪的。我让司机快一点快一点。司机是我们报社的，我打电话给主任，主任把我们社会新闻部唯一的面包车调来，他本来还热心地要陪我一同去，我都不免感动了，觉得自己以前亏待了他，有点内疚。但也仅是一闪而过罢了。我急着走，心里累得很，有个主任在一旁，还得礼貌地招呼着，平添了几分累，叫人怎么受得了。我就让主任别去，我说谢谢了，有事我再叫你。主任刚刚代表报社参加过我外公的葬礼，连他这样各种怪事见多的人都不相信我家会这么倒霉，会紧接着再死一个，连这样想一下都觉得是罪过哩。
事实怎么样呢？我们到娥眉时，我奶奶已经被送进镇医院，插着氧气，一息尚存，居然是被黄豆给噎的。医生说危险期没过，能不能救活，难说，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我说，要不转院吧，到城里的大医院。医生的脸马上黑了。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一个人如果不被别人信任，他还怎么拿得出一张笑脸，又怎么会竭尽全力贡献聪明智慧为你救死扶伤？医生是知道我身份的，镇上就这么些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大约可知。医生瞥我一眼，他说：“我的意见是不宜转院，她经不起路上颠簸。这是我的意见。要不要转院，你们自己定。你是大记者，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可不要乱写一气。”
我奶奶最终没有转院，来不及转，她没有被救活，咽气了。她只跟我们说了一句话：“鹦鹉，鹦鹉，看见鹦鹉了。”
秦多尿一直蹲在急救室一角的阴影里，不说话，不挪动。刚开始我们都没有发现他，他低着头也不看别人，眼睛盯着地上的某块水泥，好像那块水泥是电视屏幕，正上演精彩连续剧。后来我看到他，过去对他说谢谢。他还是不动。我仔细一瞧，发现他的胸前有一片蓝色溢出来，蓝色的毛衣，我奶奶织的那件蓝色毛衣，秦多尿把它抱着。
手机短讯一条，嘀嘀，嘀嘀，接连两声。又有人在发无聊的黄段子吧？我现在真的没心事看。嘀嘀，嘀嘀，又响了一次。他妈的，真有闲功夫啊，我操！我仍然不理它。
因为参加我奶奶的丧礼，我伯父从北京回来了，带着他的生殖泌尿科副主任医生。我注意到，我伯父始终没有正眼看我母亲，他总是一下子就把眼睛闪开了。
我母亲却是有理有节的，她对我伯母十分客气，相当关照。我伯母一点都不像是来参加婚礼的，她初来南方，初到娥眉，初见许家大小，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要她绑起脸装严肃是困难的，她可没法做到。看样子我母亲的热情照顾让她挺受用的，她指着我母亲问我伯父：“你嫂子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吧？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
我伯父好像没听见，他转开脸，不答。
这个问题在我奶奶的丧礼上提出来的确不太合适，我伯母自己也猛地意识到了，她伸伸舌头，偷笑了一下，像个知错愿改的好学生。
但是她毕竟憋不住，我奶奶又不是她奶奶或者母亲，她第一次来娥眉，就只见到一个不会说话不会睁眼的死婆婆，叫人怎么能有切肤之感。所以，找了个缝隙，她拉拉我的胳膊，兴奋地低声说道：“你伯父开始吃中药了，他肯吃药了，还有救哩凯歌。”
也许我该祝贺一下她吧，可是，此时如果一定要我祝贺她什么的话，我宁愿说一声她妆化得很漂亮，不艳也不素，与葬礼没有太大冲突。
我以前对死亡是陌生的，它只是世间与我无关的一个事物。尽管清楚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报纸每天都在登这里死多少人那里死多少人，我也经常写类似的消息。但是，两回事呀，登归登写归写，它们仍然遥不可及。就好像到处有别墅有轿车，我们每天都看得到它们，常常还从它们旁边经过，甚至偶尔还沾光享受享受，可是你能说它们就跟你紧密相连了吗？终究有种与我何干的感觉。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秦三毛，我外公，我奶奶，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接二连三地进行一场关于“死亡”的演出。
“接二连三”这个词用在这里真是再准确不过了，我的亲人和旧日的朋友，他们好像约好了，有过预谋，纷纷倒下。
我伯母凑近我耳边说：“记住了，别去洗桑拿！”
他们在娥眉仅呆了一天，第二天就走了。是我伯父要走，我伯母倒有留下来玩几天的意思，但我伯父不肯，沉着脸对她硬梆梆地说：“走！”我伯母马上乖巧地顺从了他：“好好好，走就走，你这个老坏蛋。”我伯父在别人面前与在我伯母面前判若两人，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伯母这一角是供他强硬霸道的，甚至可以为非作歹。
我母亲让我叫一部车把他们送到机场。在临登机前，我伯母对我充满了慈爱。她还只是从理论上说有做母亲的可能，却已经提前蓄满了一腔母爱，急于抒发给我。
“如果你有毛病，”她用肩膀碰碰我，又指了指我的裤裆间，“就来北京找我，听到没？”
我心里划过一个想法：要不要把张记者介绍到她那儿，让她一展才华呢？
我对她扬扬手，这手也是扬给我伯父看的。我说：“再见！”
我伯父走了几步，想想又回过头来，欲说还休地犹豫片刻。我问他什么事。他不看我，看机票检票口那位穿制服的地勤人员，像是自言自语地问道：“有你爸的消息吗？”
我说没有。
我伯父就说：“我也没有。如果有他消息，你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我点点头。我听出他这话说得有些动情，可他的表情竟很羞涩，像个少年，仿佛我父亲是他的初恋情人。
从机场返回的路上，我整个人摊手摊脚地靠在座位上，累了，死居然也会死得让别人累得不想活。拿出手机，调看昨天的短讯。竟然是沙佳邦发来的。一共两条。第一条：“你父亲出事了。”第二条：“给我电话：010-85133333。”
这是沙佳邦离去后第一次给我发短讯，她终于发来了。我手压在按键上，拼命往下按。手机按键音发出嘀嘀的声响，宛若马蹄的奔腾。这次她的手机号码隐藏不了了，我胜券在握，她的号码全部显示。马上回拨过去，通了。但断断续续，都是杂音。喂，喂，喂，喂喂！听不见啊。停车！快快停车！我跳到马路上。机场通往城里的高速公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一条路了，铺着优质沥青，比女人的皮肤还细腻光滑。两旁高耸的挡音板把汽车声音都截住了，整条路成了一个大音箱，每一辆车飞过，都嗡嗡作响。我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喊道：喂，喂喂喂喂喂！
沙佳邦慢吞吞地说：“我听到了。”
“你还在北京吗？”
“不在，我在外地。”
“我去找你。”
“现在不行，我太忙了，赶书稿。说说你父亲吧凯歌。”
我有不祥的感觉，这一阵我心老悬着，草木皆兵。“我父亲怎么了？”
“他出事了。”
“什么事？”
“大事。”
“你直说吧，我受不了了。”
电话里很长一段时间静默。沙佳邦叹了口气，她说：“他被公安抓了。”
这时有一辆集装箱大货车驰过，司机从驾驶室大玻璃后对我做个鬼脸，然后使劲地、长久地把喇叭按动，尖利的声音像雷一样炸开，甚至造出一股惊人的气浪，要把我掀翻。那个浑蛋得意极了，他从后窥镜中看着我，笑得脸都变形了。严格地说，我刚刚遭受到一个陌生人无端的伤害，虽然高速公路按规定是不该停车下来的，但是，交通并没因此而受阻，车流没有因此而中断，我不招谁不惹谁，伤害却横空降临。我无心搭理，在这个世上活着，伤害其实无处不在。我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话筒上，我问：“为什么？”
沙佳邦说：“他组织偷渡，蛇头。”
“你说什么？”我希望自己听错了。
“我正在采访，回头再说。”
沙佳邦后来仔细跟我说了我父亲。真的不敢相信，我父亲许鹦鹉在日本时就已经开始了组织偷渡的生涯，刚开始只是当马仔，后来心大了，自己回国当蛇头，落脚在北京，在朝阳公园附近开了一家极不起眼的百货商店。商店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做的，是撒下网，打捞急于“出去”的人。这个网太大了，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替他卖命的小蛇头，手下多达160人。他至自己购买了轮船，比如“樱花浴”，都弄到造船厂改制了暗舱，一批批往外运人。
我父亲的确已经是百万富翁，甚至不止。他的理想是成为中国首富，然后衣锦还乡，让我母亲以及所有的娥眉人都看看，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就不如他的哥哥许喜鹊？那将是一个礼花齐爆、惊雷炸响的盛大场面吧？所有的娥眉人都目瞪口呆。在这之前，我父亲决意低调行事，他真的一直小心翼翼，每次行事都深思熟虑推敲再三。他共有三艘船，但每一艘船船东代表都不是他，所登记的船务公司也子虚乌有。除此以外，他还从船务公司租借了好几艘远洋轮。这么多年，他一直很顺，小麻烦不断但大麻烦从来没有。但正如那句老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樱花浴”出事了，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他。
风头正紧时，他已感不妙，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没有回娥眉，而是打了电话，叫我奶奶去城里。整整二十年了，我父亲抱着我奶奶，对我奶奶说很好我过得很好我现在有钱了我是个大富翁了。但他又叮嘱我奶奶别到处张扬，不能说见到他，不能说他回来过，不能说！我可以想象我父亲当时的心情，他脸上堆满了笑，可是心里，他太难受了。一切到头来都成空，人生不可捉摸与难以把握一定让他百感交集。据说他一分钱都没给我奶奶，这似乎有些不近常理，但我觉得这正是我父亲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在劫难逃，所以不愿把家人也牵进来，他腰缠万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这一次，他听到了关于他哥哥许喜鹊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的消息，如果不是他母亲亲口告诉他的，他不会相信。二十年啊，他绕了一个大圈，竟然到今天才明白过来。本来憋着一股劲要把拳头砸出去，最后猛一抬头，却发现，这一拳其实是结结实实地砸在自己身上。原来人与人竟有着这么大的区别，有人不遗余力为自己制造幸福，而有的人，比如他以及我母亲，都傻里傻气地自己替自己把悲剧制造出来。
我父亲匆匆地回来，又匆匆地走了。这座城已经不能承载他，就是娥眉，他也无法再回去看一眼了。走之前，他到那棵我外公在我母亲出生那天种的榕树前，拍下了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张照片。第二天，他被捕了。
一年后，他被枪决。
刑法规定，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最高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是指没有血债的。而我的父亲，他做马仔时，曾在蛇头的指使下亲手把送达彼国后耍赖不交钱的人大棍打死，他难逃一命。
一年后，沙佳邦的书《偷渡》正畅销全国，重印到第三版。用书的稿费，她为许盼望办妥了赴日留学的手续。我的妹妹许盼望，她终于还是踏上那个国度。总之她是要去的，谁也没办法。
公安通知我去把我父亲的遗物收回。是一个小包，翻开来看，几件衣裳，这不值一提。另有三张照片和一本诗集。诗集是《双桅船》，我母亲当年送给他的，扉页上用蓝色钢笔水写的几行字已经洇开了，显得有些朦胧。“榕树下，大桥旁/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漂泊在茫茫的江天上……”
三张照片分别是：
白毛女姜榕树翘着腿昂着头和大春哥许鹦鹉一起向往着山洞外的曙光；
姜榕树入学时握着辫子歪着头笑吟吟地站在师大门口；
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表情复杂地站在榕树前。
最后这张照片就是他被捕前一天拍的，这是我父亲二十年后的形象。
在他被枪决前我见过他，二十年没见，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的模样，可是一看到，我脱口叫道：“父亲！”
这个称呼显然太书面化了，别人听起来都别扭，我看到一旁威风地站着的狱警就忍不住一愣又一笑，他都算得上见多识广的人了，还是被我吓了一跳。
我不是蓄意的，毫无准备，一开口，就这么叫出去了。二十年前，我肯定像所有人一样使用着通俗的称呼，叫他“爸爸”。可是，突然中断了，断了二十年，这个称呼它变得陌生，从我的生活中完全退走，我把它忘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关于“父亲”的概念，我只能叫他“父亲”。
许鹦鹉好像不相信，他眉头皱着，歪着头打量我。我说：“我是凯歌啊，许凯歌！”
我父亲抿紧嘴沉默着，上了手铐的手毫无意义地往前举了举，右手的五个指头快速拨动，似乎有一把琴立在那儿，急需弹动。很久，他才说：“对不起。”这是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说得很轻，声音像是从鼻孔中发出来的。我把家中的事挑几件告诉他，还特地带来一张许盼望的照片。他看了很久，还是说对不起。
我奶奶的去世，我将它瞒下来了，说也无益。
他留下的那个小包，我带回娥眉，摊开来，一一摆在我母亲眼前。我母亲看得很仔细，每一样都拿起来，凑到鼻子前，好像在嗅，又好像在看。我心里有个预感，我想我母亲日后将不会再跟娥眉连在一起了，她肯定要离开。
娥眉将从我的生活中剥离，再想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在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