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江户城回到皇室手中，睦仁要借迁都之机，明明白白向国内外昭示：日本国的天皇重新君临天下。
三、维新时代
1．走出国门
在美国舰船叩开日本国门时，佩里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T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白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里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
他们的举动让佩里非常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
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
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副惟利是图的形象。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60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俾斯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2.变法维新
由京都迁到东京后，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以天皇宣誓的形式发布施政纲领。接着，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宣布“奉还版籍”，废藩置县。
1869年实行“版籍奉还”，取消大名对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大名被命名为藩知事，成为新政府的地方官。1871年“废藩置县”，打破藩界，重划全国行政区。全国划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管理，完全取消大名的封建领主权。大名离开藩国，迁居东京，从国家领取俸禄。
在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下，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将军）通过承认各个藩主（大名）的藩地所有权及其对藩民的统治，换取各藩主对幕府统治的顺从，从而在政治上建立起一种上下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
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允许土地买卖，改革地税制度。
1871年，取消种植商品作物的各种限制，允许作物栽培自由。1872年，解除买卖禁令，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并颁发土地执照。1873年，改革地税，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额和交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按地价的3%（后改2.5%）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货币地租的新税法。
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地税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及其税收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无论从维护政权的稳定还是从抵御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的任何角度出发，都必须建立稳固的财源，这种财源在当时的日本只能从土地中寻找。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生地主及豪商的要求，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力，又决定了明治政府不可能沿袭幕藩时代的土地政策，而是必然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土地制度及其地租形式进行近代化的改革。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地税改革使明治政府获得了统一稳定的货币地税，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收入是实物而支出是货币的矛盾，从而建立了正常的国家预算制度和稳定的财政基础。地税改革基本结束的1881年后，地税收人大体稳定在4000万日元左右。这笔收入对于担负着百废待兴任务的明治新政府来说意义重大。
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地税改革的成功成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保障，资金和劳动力的相对稳定保证了殖产兴业事业的展开，使日本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国家，逐跻身世界列强之林。
第三，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工业。
1870年设立工部省，掌管矿山、冶铁、铁路、通信等建设工作，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建立国营为主、铁路和矿业为重点的近代工矿企业，同时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 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七分之一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第四，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
提倡学习欧美资产阶级文明，吃西餐、穿燕尾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化风靡一时，但注意民族传统教育。1872年颁发“学制令”，建立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近代学校体制；规定送儿童人小学受教育是家长的义务，小学的建立和维持费用由居民担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