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1900—1990），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是近代闺秀派代表作家和文人画家。
9岁那年随父旅居日本，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父亲到天津就职，于是举家居津。请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辅导，半年后，通过了该校三年级考试，1918年秋，插班到第十学级学习，与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蒋云、梁岫尘等成为同班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凌叔华是班里中文最好的，被选为女师学生会的秘书，在学生上街游行和演讲时，她负责写计划、标语和演讲词，并为蒋云、许广平主编的《醒世》周刊撰稿。
1920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5年初，她的成名小说《酒后》在陈西滢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
1926年6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审查书画专门委员；1927年，与陈西滢结婚；1928年在日本研究日本书画；1929年起，任职于武汉大学；1935年应邀为《武汉日报》创办《现代文艺》副刊；1946年，定居欧洲。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讲授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后定居英国。
凌叔华的创作，长于对女性的描写，善于表现心理，亦真亦幻的情感时在心中流淌，时又随风飘逸，令读者酣迷；语言清新隽秀、温婉细腻、妩媚浪漫，独具“闺秀派”之风。她的绘画起步早于文学，也很有成就，曾多次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
文学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散文集《爱山卢梦影》，自传体小说《古韵》等。
六岁的时候，凌叔华在自家的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为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七八岁时，她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美丽的燕大校园，一年四季洋溢着诗情画意，创作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她的灵感，于是她常挥笔作画，让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笔之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熟稔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凌叔华将绘画当做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上世纪50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先后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30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让洋人一睹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最令凌叔华难忘的是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作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俶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朦胧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美学家朱光潜1945年在《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一文中对凌叔华的画，做过精到的论述：“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多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谧静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用。……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齐白石也十分欣赏凌叔华的绘画，他在看过她的《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凌叔华虽然爱画，但“文学”也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就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
1929年，凌叔华随丈夫陈源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努力创作，还主编《武汉文艺》。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凌叔华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成就，是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或《古韵》AncientMelodies）。这本书是在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指导下写成的，于1953年由伍尔芙和她丈夫创办的霍加斯书屋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为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其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
凌叔华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外，还有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1960年，马来亚青年书局）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英文系教授。陈西滢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了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
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尔访华，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俩人就此相识。
此时，陈西滢在教课之余，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并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他以精准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此时，文才出众的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很有分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是北大教授，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陈西滢对凌叔华，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
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中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一定会气得坚决拆散这对鸳鸯，于是打算等到自己大学毕业后再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商量，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
这位说客果然了得，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风头正健的教授，他对陈并无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出发，不愿与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合流，但经不住世交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终于达成姻缘。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筵上，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出身于英国文学世家，姨妈是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母亲瓦内萨?培尔是一位著名美术家，父亲克立夫?培尔是戏剧批评家，培尔本人来华前是英国成名诗人。1935年，年仅27岁的他就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邀请，来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朱利安和学校约定任期三年，七百英镑的年薪，武汉大学和庚子赔款基金会各付一半。朱利安担任了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每周十六个课时，课务很重。朱利安初到武汉大学时，经常光顾陈西滢家，从而与女主人凌叔华相识，朱利安与凌叔华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话题，相识仅一个多月，朱利安即写信向母亲宣布，他已经狂热地爱上凌叔华：“亲爱的瓦内萨，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对俩人的关系，凌叔华一个字也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在给母亲信中的“一面之词”。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想取得好的结果很难，两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最后因被陈西滢知道而终结，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朋友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身负重伤，他在临死的时候喃喃自语，像是在告诉救护人员：“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死亡往往造就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与朱利安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经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