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训队我干不了重活，就蹲在地上捡垃圾、废料。有一天，我因双脚发肿高烧，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警官们很快赶来，把我扶起来，还亲自带我去医院打针、取药、理疗，安排他休息，并派同改陪护我。警官的关心，对新入监的我来说实在过意不去，休了三天，我就背着警官跑到车间参加劳动。20天后，车间黑板报上出现了大版的表扬，号召新犯向他我这种抗病的精神学习。不久，心理矫治中心也找我了解情况，并请来监狱法律顾问为我的案子申诉指点迷津，我的第一封申诉状就此飞出高墙，转眼又是3个月过去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好转，空余时间我积极写稿，鉴于我在集训队表现好，下队时破例给了一个表扬。”下队后，他的改造热情非常高，下队3个月，他又拿到了第二个表扬。
入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他向警官建议春节监区自己扎一只狮子，一只彩龙船，排练他创作的一个快板，一个表演节目，春节期间到监狱各科室、各监区、巡回表演。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监区的支持，并报监狱批准实施。后来，这项活动成了监狱每年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2003年，他的稿件刊登了14篇，广播稿采用30多篇。2004年3月，他减刑11个月。
2004年5月监区改为编织毛线衣。他对这项工作不适应，警官叫就安排他写点稿子。他想，如果放弃了劳动，身体也像缺少点什么，恰在此时，监区成立了菜业队，于是他申请出工种菜，并得到批准。在高温季节，由于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加之行动不便，几次病倒在现场。从此，警官让他全休，写作就成了他服刑生活中的主要劳动和精神支撑。当年8月，他向监狱心理健康矫治中心写出书面建议，建议在监狱服刑人员中选拔能歌善舞的人员，组成业余文艺宣传队，利用晚间和星期天集中排练他编写的一台节目，然后到各监区演出。在矫治中心老师专家们的指导下，很快相声《搭档》、表演唱《四老汉探监》、小品《母子会》、歌舞《我想妈妈》等在二个多月里脱稿。2005年春节业余宣传队在各监区及学校团体等演出10多场次，深受好评。心理矫治中心吸收他为协会会员，并负责监区同改的心理辅导。当年他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2006年12月又获减刑9个月。
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九，人们正准备过春节，监区警官通知他调岳阳监狱服刑，一时间他的心几乎要蹦出来，泪水潸然而下。在投改前，他曾在看守所墙壁上写下“泪水涟涟含冤去，苍海茫茫何日归”两句话。今天囚禁了七年的浪子总算又离回家乡近了一步。由于心情过份激动，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警官跑了几家才帮他买来了救心丸，降血压药。晚上10点到达岳阳监狱九监区，在张灯结彩过大年的氛围中，黄指导员带他进了分监区。指令分监区事务犯帮他将床铺整理好，当晚他彻夜未眼，深深感到一种力量在激励着他。
在新的环境下，监区警官非常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多次找他谈心，鼓励他安心改造，继续发扬自身的特长。
2007年监狱《春风》报连续刊登了他的稿件。6月份，监区连续在广东、上海调进二批新犯，他写出“安置调犯，民警情深”的文章，分监区立即组织在全体服刑人员中宣读并加以点评，他写的“服刑一百句——携手奔前程”，在各分监区黑板报上刊登，变成了同犯们的顺口溜，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为了缓解疲劳，调整心态，推动劳动竞赛，他创作了一首“服刑歌”，监区立即安排在全监区学唱，活跃了改造氛围。“6S”管理进入车间后，为了加深对“6S”管理的理解，他马上写出了加深对“6S”管理认识的文章，提高了同改们的认识。国际禁毒日，他赶写出快板“禁毒”刊发在《春风》报上，“一个贩毒罪犯的醒悟”刊发在《湖南育新报》上。
由于高血压、神经炎、视力低下，他每写一篇稿件都是很难很难的，他只能趴在床边上摸着进行写作。写出初稿后，请同改抄正，抄完后再读给他听，每篇稿子都要反复五、六次修改、抄正。在改造中，他先后从自己节约的生活费中，解决三无人员蚊帐16床，解决中队凉晒衣服架子，挡蚊蝇的纱窗，帮助困难同改达20多人次，得到了政府干部的充分肯定，年终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
在2008年，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众志成城、抗击冰雪”，“2008为奥运放歌”，“光荣榜——火红的激情”等文章，写出了38幅春联，歌颂文明监狱的大好形势。2008年5月，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时他背着警官医生，趴在病床上写稿子，先后写出了“我的家人为奥运而忙”、“留下医院一段情”、“写稿读报促改造”等文章刊发在《春风》报和《育新报》上，还创作了湖南地方花鼓戏《爱心曲》。在住院期间，他在病犯中第一个带头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捐款。他创作的诗歌“高歌时代乐章阔步向前”由警官排练，在中秋演出比赛中获三等奖。2008年6月，他第三次获得减刑1年3个月，这是他在新环境下改造的新收获。
追求清白、依法维权
62岁的他，囚禁高墙已经九年，是监狱警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使他从死亡的边缘获得了新的生机。更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他将案子的冤情向陈家山监狱警官汇报后，不仅引起了高度重视，还得到了法律上的援助，多次义务联系派律师给他指点。2002年6月，他向宜昌市中院发出第一封申诉状，2003年4月，他向宜昌市委、市政法委、市人大、市中院、市检察院发出长达4000余字的控告书；2003年10月，他向宜昌各债务单位发出追债通知书；2004年2月，他向湖北省政法委、省人大、省高院发出投诉书，向宜昌市中院审判监督庭、中院院长发出再申诉状；2004年7月，收到宜昌市中院来函，函中写道：“范依然，你的来信收到，你应该将申诉状和两院判决书一同寄给我们，我院才能将案件复查。”7月15日，警官帮他复印了全部资料，重新写了刑事申诉状寄出……2007年12月，他再次向西陵区检察院寄出刑事再申诉状。
2007年8月15日，岳阳监狱法制办送来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对他贷款案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书中对原案件的主体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2007年9月，他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向宜昌西陵区检察院、宜昌市检察院、市中院、市委、市政法委发出紧急公开信，刑事再申诉状；2008年7月他再次向湖北省政法委、省检察院，省高院发出投诉书并附“不起诉决定书”。
一位60多岁的病残犯人，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中，在威严的法律面前，不是悲观、消极、对抗，而是自觉遵守监规纪律，在不影响自身改造的同时，写出、发出如此多的申诉材料，并取得一定收效。这一切力量来自何处？非常明确，来自监狱的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来自监狱警官的人文关怀；来自自身的正确改造态度和行为；来自为了自己不留遗憾，子孙后代心灵不留创伤的精神支柱。他的案虽然至今没有改判，剩下还有8年多的余刑，但他感到非常坦然，非常自信，因为在监狱这块土地上，有监狱警察的辛勤耕耘，他有信心找回原属于他的一切。
入狱九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家庭也不例外，他给妻子写信，叫她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多参加社区活动，结果她成了街道居民腰鼓队的骨干，2004年11月，为了她的生活，他提出离婚，几次相劝，她只是口头答应，结果她中离婚不离家。每逢国家大事，他给儿女、女婿写信，叫儿女拿出自己的本领为社会多做贡献。“非典”时期、抗洪时期、抗震时期、奥运期间，他再三嘱咐儿子，要为国增光，为党尽忠，今天儿子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队高科技人才。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他写信要小女儿自学成材，从一名电大毕业生很快成为了一名房地产评估师；他在给新疆军区的女婿的信中，要求女婿多学习，提高工程组织施工能力，为今后转业创业打基础，现在女婿代表部队出国承包公路施工工程。9年来，多少封家书承载着他狱中的希望，在儿女中产生了的反响。他把过去已经刊发的每一篇文章都寄回家，叫儿女看他的心态，看他的思维。“我要用长辈在特殊环境下的为人去感化儿女，儿女们用不断进取的好成绩激发我的热情，提供我精神的食粮，这种人生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不会只是一种失败。”
他的一生起伏不定，但他坚信一个人只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不管身处任何逆境，都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不言放弃、不怕失败，写好自己的人生篇章。
心理医生点评：人格是一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也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行。
一个人犯了罪，投入监狱改造，接受惩罚与改造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必经之路。面对漫长的改造道路，服刑人员中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迅速调整心态，深刻忏悔、积极劳动，用汗水洗刷心灵的污垢，重获新生的机会；有的人格和心灵严重扭曲，消极对抗、抗拒改造，最终使自己的刑期越来越长。服刑人员范依然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他认为是错判，是无罪，因此当初其内心感受比认为有罪之人的痛苦显而要大得多，深得多，然而这这么一个主观上始终认为无罪之人，感到自己的案情有天大的冤情的人，却又反常的与其它一些不认罪服判的罪犯有着截然不同的改造态度——他选择的不是与人民政府对抗，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监狱的改造中去。用他的话说判处的错误不是监狱的事，监狱只能按照一视同仁对待每一个罪犯来管理教育挽救。在监狱我是罪犯，这是法律给我裁定的身份，我没有任何权力不以这种身份来好好改造度过我的每一天。我最主要的是，任何时候，我做人的人格不能丢，我要任何时候追求做一个好点的人来影响周围的人，是人就得讲人格。范依然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也正因如此他更多得到干警、同犯们的理解、尊重、关心。虽然他年龄大、身体患有严重的疾病，但他从不放松自己的改造，在监狱充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尽最大的努力为监狱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用独特的改造成果回报帮助教育他的监狱人民警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不忘自己的身份，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采取正当的方式和程序维护合法权益，这是那些不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应该采取的正确选择。他积极调整心态，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化教育子女成材，感化教育同改新生，更是他不断进行思想改造的力量源泉。
谁说犯人不讲人格，不要人格，人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身上其力量作用都是伟大的，范依然就是凭借的一个人在何时何地何身份都要保持良好的人格——都要力争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己家庭的好人。这样才使他在认为重大冤案冤情下而超然痛苦地走好每一步改造的路，也使他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因痛苦而沉沦，反而从痛苦中崛起，这些，很值得服刑人员反思、学习。
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不同寻常的少年
我叫傅林林，1980年出生在湘水河畔怀化市洪江区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三代单传的我，从小一直听话，深得父母与长辈的宠爱，在关爱与鼓励中渡过了我的小学时代。
进入了初中后，父母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辞职下海经商了。原本每天守着我完成作业、亲自批改的父母便没了从前的时间来看管教育我，我也更像一只关养在笼中的小鸟，突然得到了自由，再也不愿在家中围着书本、作业转了。于是，我成天与学校一些当时所谓混得好的同学，进出录像厅、舞厅、游戏厅，旷课、逃学、打架成了我的强项。
初二时，殴打同学，被老师骂了之后，我便心有不甘，与苦心教育我的班主任打了起来，之后被学校勒令退学。退学后，我没有反省自己的过错，也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去学习一技之长，而是与社会上一些无业青年，继续出入录像厅、舞厅等娱乐场所，喝酒、抽烟、赌博，在我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身上一应俱全。一开始，因为当时家庭条件相对宽松，父母对我只要不去违法犯罪，还会给我一点零用钱。但是，这点零用钱又怎容我在外面花天酒地，灯红酒绿呢？于是我便开始想办法挣钱，
一次在街头闲逛时，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大大方方将手伸进了一个正在行走中的中年妇女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迅速反身走到一个小巷子里。当时我出于好奇，也跟着走了进去。他打开皮夹，清理中的钱物，我看到了少也有四五千元的百元大钞。我一时惊呆了。当时我想：就主这样伸手，便是父母一二年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对扒手的鄙视和厌恶感，相反，更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羡慕与向往。他可能是清点刚才的收获太专注沉迷的原因，以至于我的走近，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当走到他身边时，才警觉地马上将手中的东西一收。见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才轻松的松了一口气，并恶狠狠的向我叫嚷起来：“你到这里搞什么，滚开点，不然老子一脚踢死你。”也许我是被他手中刚得到的钱所吸引，不但没对他的威胁感到害怕，还说出一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收我做徒弟好吗？”当时他听到我的话也很是吃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只是用那双贼溜溜的三角眼把我从上到下的打量起来，然后转身离去。
见他离去，我竟然鬼使神差的跟着他走。他见我跟着他，七弯八拐地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的，后沿着大街走到街道派出所门口前的几米终于停下来反身着看我，并挥手叫我走近，我见他叫我过去，三步并做两步便来到了他面前，这时他手指派出所大门：“你想进那里边去？”一开始，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了想后，知道他所言所语是何意思，毅然地讲：“我不怕，我是想跟你学挣钱。”“你不怕，你就跟我来吧？”就这样，我又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小酒楼，他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包房，开始询问起我的情况，我一一问答了他。问完后，他开始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足足有十几分钟，直到服务员过来才打破这沉静。服务员走后，他讲到：“自己点菜，想吃什么点什么，这顿便算你拜师宴，钱我先付上，以后你找到了再还我。”听到这句话，顿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子拉近了许多，我心理很是感激他，感谢他收我为学徒。
在那饭的席间，我得知他叫王运喜，别人都叫他喜伢子。我则在公共场所称他喜哥，在人少或是熟人的地方称他师傅。就这样，我开始跟着他在车站、菜市场、步行街等人多的地方干起了扒窃的勾当。也许是我被金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成天只关注在扒钱这方面，对师傅的技术的领会也就更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