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范依然，男，汉族，岳阳市人，现年62岁，2000年2月因涉嫌诈骗被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逮捕，2001年10月，由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由于本人不服，上诉至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3月，该院直接裁定维持原判。2002年4月，投入湖北沙洋陈家山监狱服刑，2007年2月，调岳阳监狱九监区服刑。
自立自强 跳出农门
1947年7月19日，范出生在岳阳县黄秀乡，他父亲旧社会读过书，教过私塾，母亲勤劳俭朴，温顺善良，他曾记得父亲说：“给你起名依然，就是生命长存，永远如故的意思。”
他6岁开始读书，刚满13岁，因成绩优异，被原岳阳县茶叶干部学校录取。他父亲因病去世早，在60年代那吃不饱的日子里，母亲带着他和一个哥哥相依为命。他捧着母亲给的10元钱，几件粗棉布衣，只身一人来到岳阳。第一次出远门，看见繁华县城，分不清东南西北。在学校100多名学生中他最小。大哥大姐们见他比较活泼，会打乒乓球、篮球，加之入校的第一篇作文“我的未来”又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大家都喜欢他。谁知好景不长，开学不到一个月，国家下令支援农业，全国这次完小升中专的学生全部返回老家。他没有多想，为节约一点钱，独自一人步行40多公里回到了老家。由于家里困难，他失去了再去读普通中学的希望，13岁就在生产队里放牛。每天看10多头牛，他边放牛，边拾柴火采野菜。15岁时，他下地学耕作，不到17岁就扶犁掌耙，精通各种农活，家里有了劳力，日子慢慢好起来。
1963年秋，县文化馆在他村办起了农村第一批文艺宣传队，很快他成了一名出众的业余小演员。上级提倡要自编自演，他自学创作的热情很高，关门脱产写节目，自编节目演出。1964年冬季，县里举办文艺汇演，他创作的《喜观公社新面貌》被评为优秀创作节目，后发表在地区洞庭文艺刊物上。从此，引导他走上业余文艺创作之路。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他老家办起了一所半耕半读中学。开学不到一年，母亲就劝他去读书，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读书成绩优异，他还加入了共青团，挂着鲜艳的团徽，村上人为之赞许，他开始有了要求进步的念头。
1967年农业中学停办，区政府将他推荐到国营茶场工作。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时被拒之门外。同年冬季，他报名参军，又因同样的问题不能入伍。1968年公社负责教育的专干推荐他当民办老师，区教育组政审时被否决了，只好回家当农民。
1969年结婚他后相继生育了一男二女。望着三个可爱的儿女，为了他们以后不再因爷爷的历史问题而遭受连累，为了给母亲争光，他暗下决心，一要入党，二要进城，三要干一番事业，四要培养儿女成才。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坚持自己的业余文艺创作。1972年，他将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演出之前》寄给了县文化馆。没想到三个月后成了剧团的演出节目。1973年，他创作的小型花鼓戏《这样做不行》在春节文艺演唱中演出。同年，他又参加了地区文化局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那时，他一年在外好几个月，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在家庭生活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实现理想的决心和信念。
1974年春，全省各区乡建立农村文化站，聘用不脱产的辅导员，他终于当上了公社文化站辅导员，并担任副站长。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坚持创作，组织宣传队，赛诗会，图书室，婆婆老倌演唱队等等以点带面的文化活动，得到了地委点名表扬。一时间，地区文化局、文化馆、歌舞团等都把农村文化工作的点办到了他们公社，各地来参观的人川流不息，他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他创作的曲艺《老俩口参加劳模会》被评为湖南省创作二等奖、花鼓戏《遍地银》发表在省文艺刊物上，他所在的村文艺宣传队特邀出席地区文化工作会议并作专场演出。他被评为文化工作先进个人，出席了湖南省文化工作积代会，被授予先进文化站长光荣称号，197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县文教局破格招工，他又一次拿着户口迁移证进了城，分到县花鼓戏剧团，从事专业编剧。1981年他当选为县花鼓戏剧团副团长，1982年当选市文联第一届文联戏剧协会理事，湖南曲艺家协会岳阳分会理事长，组织上解决了他一家的户口。1985年他创作的大型古装儿童幻想剧，被市委宣传部指定为代表市赴全国分片调演剧目，被评为二等奖，这年他调到市花鼓戏剧一团担任副团长。但随后的花鼓戏被越来越丰富的影视文化所取代。
1985年，党政事业单位可以兴办公司做生意，市文化局将他调到所属劳动服务公司任副经理，兼书店经理。为尝试一下经济大潮的滋味，他开始学习经营之道。不久书店开张，生意十分红火，解决了文化系统家属子女30多人就业，他妻子也到书店上班了，夫妻每月收近2000元，生活比以前有了明显改善，他开始感到经济工作的重要。
1987年8月，通过竞聘他正式担任了湘北水运公司的经理。1988年当选为该公司总支书记兼经理，同年10月，当选为郊区第三届人大代表。在任职期间他努力工作，为公司解决了200多农村农民性质的招工转体，解决了74户农转非，修建了办公楼，自筹资金100余万元，在洞庭湖湾打井引水上山，修建过滤池，让每户渔民吃上干净的自来水。当年，省、市记者采访了他并以“为人民办实事的共产党员”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为了拓宽企业生存门路，他主动向郊区交通局党委提出了水运公司改革的方案。旧体制下的“土皇帝”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以一张下属办事处700多元的虚假发票为由，说他明知有假而同意签字报销定为变相贪污，上报郊区纪委，要对他作出开除党籍处分，他一气之下辞职，离开了水运公司。
下海淘金 梦断三峡
1990年，好强的他产生了经商求财的强烈欲望，先后办起了舞厅、录相厅，做起了水泥生意。两年时间，就有了20多万元的存款，修建了小楼房，初尝到了赚钱的乐趣。
1993年，为了扩大经营，他瞄准国家修建三峡电站这一历史机遇，毅然把家里的生意交由妻子打理，独自一人来到湖北宜昌市，几经周折，与中国三峡经济发展总公司宜昌建筑工程公司以交纳信誉保证金10万元为担保，签订了三峡库区秭归县新滩镇移民工程总承包施工合同。随后，他又联合6名岳阳朋友，以每人出资6万成立了依然公司。
1993年冬季，他承包的工程在大三峡库民率先开工。三峡总公司宣布任命他为新滩移民工程常务副总指挥。随着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收入增大，开始承接宜昌市政府的三峡配套工程。凭着他的努力和知名度，与宜昌市西陵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6000万元的土石方开挖施工合同。为实施这一合同，成立了宜昌建设工程经理部，办理了工商登记，并动员他承包该经理部。他同意后，铁十三局三峡工程指挥部下文，任命他为宜昌建设经理部经理，并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书，规定他每年上缴管理费30万元。1994年7月，他承包的经理部正式运营。根据政府和银行的委托，他跑遍五省多市，为宜昌市融资1.8亿元，先后和宜昌市区政府、开发区签订了3亿元的工程施工合同，并且自筹865万元，分别以保证金的形式，汇入各级政府作为前期启动资金。
1994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开工建设，他承包的工程相继全线开工。在铁十三局三峡工程指挥部的指挥下，经理部下属共有民工400多人，高峰期达到800多人，200多台施工机械设备，并与20多支施工队发生了业务往来，三年内共计开挖土石方200多万立方米，平整土地300多亩，挖了40多年的宜昌老大难工程黄河大道被拉通，修建了三峡安旺大酒店，设计建设了开发区地下管网，自来水工程等，经理部应收工程款近6000万元，交纳税收200多万元，提供政府、开发区各项赞助100多万元，救灾扶贫30多万元，工程全过程未出现任何事故，没有受过任何违规违章和治安处罚，没有拖欠铁十三局的管理费，得到了宜昌各级的一致好评和铁十三局的充分肯定。
“到1997年6月止，经理部的债权高达4000多万元，由于政府开发区迟迟不能兑现合同，偿付工程款，造成民工工资不能按时兑现。政府为解决这一矛盾，指示所属的信用社，在开发区的担保下向我发放贷款，用以偿付施工队伍。由此，经理部贷款发了民工工资，却欠下信用社的贷款，风险压在了我的头上。”
“1997年下半年，国家紧缩银根、实行宏观调控，城市信用社改制转体为商业银行，政府无权干预贷款。到1998年，经理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起来，铁十三局对此很关注，派出工作组对经理部进行了审计，最后还是由我继续担任经理，并签订了协议书。面对困境，我作出决定，运用开发区现有的招商项目，去引进境外资金，这一决策得到了政府和铁十三局驻宜昌党组成员的同意和支持。通过努力，1998年5月8日，香港海基公司看准了我推荐的项目，同意投资1.8亿港币。由我牵头与开发区在市公证处的公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各级领导都到场祝贺。香港方在大会上宣布我为投资方的总代理，并宣读了法人授权委托书。为了这次签约，经理部开支30多万元，同时以合作形式收取施工队的合作资金200余万元，向香港方交纳了工程总承包的信誉金120余万元。”
“1999年，香港的投资迟迟没有到位，我知道上了港商的骗。我把经理部的工作委托下属代管，自己到深圳督促港方老板将资金尽快到位，如不到位就要退回工程信誉金120万元。然而，一拖就是半年无结果。在此期间，铁十三局党组进行了换届，更换了法人代表，原来直接管理我们的党委成员已调离。紧接着，该局三峡工程指挥部撤销，该局新任法人派工作组来到宜昌，趁我外出搬走了经理部全部档案资料和所有帐册凭证。然后以我引资收取了施工队合作资金为由，铁十三局公安处以涉嫌诈骗向宜昌市西陵区公安分局报案，待我回到经理部处理此事时，被铁十三局带到了公安局，此后被西陵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00年3月30日由西陵区人民检察院逮捕。在二年多审讯日子里，铁十三局公安处长驻宜昌，以报案单位的身份与西陵区公安局一同审讯，一同调查取证，另外铁十三局还派出一个行政工作组，跟踪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铁十三局为了达到债权不收，债务不还的目的，有意策划出示假文件，称铁十三局从没有成立宜昌建设工程经理部，是我私自骗取营业执照非法成立的经理部，并诱导其他人出示了一系列的假证词作为证据，串通办案单位，把档案内、帐册内的有效证据不整理入卷，从根本上改变案件的主体。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该局在经理部帐上领走了工程款200多万元，管理105万元，这些铁证据也不入卷，这是永远抹煞不了的有效证据。在关押我的二年多时间里，长期侦查的并不是我收取了施工队的合作资金，而是说我非法为宜昌吸收公众存款1.8亿元，还说我骗取铁十三局手续，非法私自成立经理部为假主体，从而以骗取信用贷款，骗取施工队合作资金，在没有任何受害单位检举报案的情况下，仅凭帐册凭单上的业务收支往来，直接由西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以贷款诈骗、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金罪提起公诉。接到起诉书后，我对指控的罪名不服，检察院来提审，也不了了之，让我有冤无法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听天由命。”
“2001年10月，我走上了法院审判庭。从审讯到开庭，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的两位辩护律师也作了有力的辩护，法庭根本不听我的陈述和律师的辩护。一审判处我有期徒刑20年。2002年3月，在没有公开开庭审理，未经审判委员会开会研究的情况下，直接给我下达了维持原判的裁定。”
明确身份、找回自我
羁押看守所期间，他的高压血、心脏病日益严重。
2002年4月5日，他拖着病残的身躯，投入了湖北沙洋陈家山集训队。看到监狱的环境，加上沉重的心理压力，他的病情陡然加重，瘫倒在床上。在举目无亲的日子里，集训队的警官连续不断地找他谈话，了解病情，并指示医生上门送药。警官的温情慢慢渗透他的心扉，坚强地活下去的念头在心中滋生。他提笔向儿子写了第一封信，告诉了他的近况，在信中他告诫儿子：“你不要为爸的不幸而精神不振，我在警官的帮助下，生活得很好。还是入伍时爸爸在你日记本上写的那句话：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爸爸最最愿意看到的……”这封信在警官中引起了共鸣，他们对一名罪犯的人格进行了重新审视。
儿子接信后，很快安排亲人来监狱接见了他。从此，警管、亲人的关怀和儿女的孝道也诱发强烈的生存意念。“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巨大的冤情，我思考着，一是心态要好，关键是自己对监狱、对警官、对同改的第一印象要好，我的犯罪判决不是监狱的事，我内心深处认为是无罪的，是错判的，但在监狱我是一个绝对的罪犯，我应按监狱的规定来要求自己的一切，我要以一个完全的罪犯来好好改造每一天，也不能让监狱狱警察为我的事为难，致于申诉的事我会坚持到底；二是毅力要坚强，只有不怕病魔，化大病为小病，以劳抗病，就能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有价值，有人格尊严；三是步伐要正，要正确运用自己的思维，按照新的条件、环境下的规章制度来走好每一步；四要进取有恒，要把挫折当财富，把财富当激情；五要珍爱生命，向往未来，细心呵护生命，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信有公正的一天。”从此开始，“五要”成为他服刑的规划，坚定了他走好改造道路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