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着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这时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堡垒。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只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显着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俗曲的搜集，虽然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的端，而孔德学校购人大批车王府曲本，却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那是民国十四年秋季，我初回北平，借住该校。一天，我到马隅卿先生的办公室里，看见地上堆着一大堆的旧抄本，我说：“那是甚么东西？”隅卿说：“你看看，有用没用？”我随便检几本一看，就说：“好东西！学校不买我买。”--“既然是好东西，那就只能让学校买，不能给你买。”--“那亦好，只要不放手就是。”后来该校居然以五十元买成，整整装满了两大书架，而车王府曲本的声名，竟喧传全国了。
北平书贾的感觉，比世界上任何动物都敏锐！自此以后，俗曲的价格，逐日飞涨；当初没人过问的烂东西，现在都包在蓝布包袱里当宝贝，甚至于金镶玉装钉起来，小小一薄本要卖两元三元。这对于我们有志搜集的人，当然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两三年中居然还能买到不少，这是我们很可以引为自慰的。
--刘半农《<中国俗曲总目稿>序》
注释：车王府曲本--中国清代北京车王府所收藏的戏曲、曲艺刻本和手抄本的总称。中华民国后散出。1925年为北京孔德学校马隅卿所购得，并托付顾颉刚。后孔德学校又购得曲本219种，2560册，藏首都图书馆。
做教员在我既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我为什么后来不干呢？这里面至少也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我的性太急，看见学生有时答不出，或是错误多了一些，我很容易生气，对于这种学生，我易于疾言厉色，似乎予人以难堪，事后往往懊悔，第二次遇着同样情形时仍不免再犯这个毛病；这样容易生气不但觉得对不住我的学生，对于我自己的健康也有损害。我觉得忍耐性也是做教师的应有的特性，我的忍耐性--至少在教学方面--太缺乏，因此我觉得自己还不十分适宜于做教员。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教员的钟点太多，夜里缺乏自己看书的时间。我每日上半天要教三四时的功课，这还不打紧，但课外应该为着学生做的工作还是很多，修改考卷和文卷就要费了很多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夜里做。这样一来，除了全天的紧张工作外，夜里的时间也是不自由的，自己看书固然没有了时间，一遇着有应酬，或其他的临时事情，往往不得不“开夜车”。因为有着这两个缺憾，所以我不得不抛弃教员的生活。
--邹韬奋《一种有趣味的工作》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议决，就实行！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于营业和广告的事情，虽则他在总务方面也很重要。在编辑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笔名作些漫画凑凑热闹，因为他不但在营业和广告方面富有创造的天才，而且也对于美术具有深切的兴趣。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着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讲到这里，我还要附带谢谢当时承印我们这个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当时在这个印刷所里服务的张铭宝先生和陈锡麟先生。他们不但不怪我的麻烦，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邹韬奋《一个小小的过街楼》
我于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和一位北大的朋友去武昌的时候，第一个来接我的，是领着小孩的资平。三四年不见，他竟长得胖胖，像一个小资本家了，虽然他的衣服是穿得很蹩脚。
武昌的改设大学，是我们去了以后的事情，当时，我和校长石先生，是主张聘沫若去当文科学长的，哪里知道一位卑污狗贱的李什么蛋和一位同样的什么什么，从中捣鬼，硬想把师大改国立大学的计划打破，并且因为饭碗问题，就暗中阻止沫若来武昌就职。我们在武昌，又和这些狗仔苦战了半载，终于被它们咬走。这一年的夏天，却逢仿吾也自湖南来武昌，我和资平二人，就竭力怂恿他出来办出版部。我们三人只在武昌印章程，拉股子，一边在上海计划奔走的，却是沫若和全平。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我自武昌下来，到了上海，和沫若等决议，将创造社出版部弄起，一面编印《创造》和《洪水》，一面再来出书。可是事不凑巧，这一年的冬天，染了吐血病，所以只好到杭州病院里去养了两个月的病。这中间，为出版部出力奔走的，只有全平和沫若两人。
到了一九二六--就是去年的春天--我从杭州肺病院出来到上海的时候，出版部已经租下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房子，一块小小的招牌，也已经挂上了。
--郁达夫《我与创造社》
注释：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颓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这一年中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从前年冬尽，到这年的秋后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结果于冬天得了重病，对人生又改了态度。在客中病卧了半年，待精神稍稍恢复的时候，我就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
一九二六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对于这助力的感谢，我很想不以笔墨来铭记，我很想以后半生的行为思想来表彰，现在可以不必说，总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现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
--郁达夫《我的写作》
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 “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
--朱自清《春晖的一月》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满长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了。但他，我一样侧重的说，有他救济老硬的苍苔；他有他的妩媚。要不然他就变了一个天主教一流的“圣人”了，也许可敬，当然可畏，不一定可亲可爱的了。但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在你相当认识他的时候。这一类人是比较不容易认识的，就比如石头是不容易钻洞的。你初几次见他，你手上看他的着作，你的感想是不会怎样愉快的，但你如其有耐心时，迟早有你的报酬。我最初在纽约会着他时，我只把他看作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同时他看我当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一个油滑的“南边人”。
--徐志摩《编辑副刊》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徐志摩《关于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