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这一阶段中实现了由金融领域向慈善领域的跨越，他将暂且放下自己的量子基金，将目光转向了慈善事业，对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给予了大量的资助，同时开始探索哲学的奥秘，对哲学产生了莫大的崇拜和期冀。
民主与慈善观狂想曲
在乔治·索罗斯早期商业生涯中，对“慈善”这个名词，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正如他所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据索罗斯身边的人回忆，索罗斯从未谈及过对穷人进行安置的想法，他虽然愿意将自己的钱财捐献出来，但他只会大张旗鼓地将钱捐给相关社团而不是低调地将钱给那些需要钱财的个人，因为他希望通过“捐钱”这样的举动来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提升自己的威信。
索罗斯一直对伦敦犹太人保护委员会记忆犹新，当他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成员时，他并没有获得委员会的庇佑，这件事情让他对慈善事业产生了逆反情绪，他曾对记者公开表示：“我实际上是反对慈善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索罗斯觉得任何组织机构都无法逃脱“发生质变和腐败”的命运，自己的机构也不例外，人们对财富、权力和安逸的无止境追逐是造成“质变”的原因。
索罗斯也曾经组织过基金会，命名为“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关于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他毫不避讳地向世人透露：重建纽约中央公园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凑巧的是一家名为“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的机构居然和它有着相同的使命。二者为了完成各自的目标任务而开始了争夺战，其间，索罗斯的“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对“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实行了恶意的攻击，索罗斯得知后非但没有感到自豪，而是恼羞成怒，为了制止自己创建的机构中出现的不良行径，他毅然决然地将“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解散。对于自己的做法，他觉得并不可惜。
慢慢地索罗斯发现，想做好事并不容易，即使是慈善事业也会存在一些利益的斗争，这时候他开始理解当年自己的基金会为何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向他人发生恶意攻击，因为“适者生存”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慈善业。在别无选择中，他又创办了新的基金会，并想方设法让这些基金会得到良好的运作。
索罗斯是犹太人，而有大量的犹太同胞需要帮助，这个慈善是不是因此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如何运作，如何捐款成了关键的问题。
1986年，在丹尼尔·杜荣（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的影响下，索罗斯为杜荣在耶路撒冷的智囊团捐出了一小笔的资金。此后，古尔·欧菲尔（希伯来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了安置那些进入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而努力接近索罗斯，他希望索罗斯可以建立一个基金，索罗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并中途离席。
索罗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成功天地时，他想到了“自由”二字，从匈牙利那个“封闭社会”中脱逃而出，游及英国，再至美国，东欧的那些人也应该有掌握住自由的权利，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社会开放的机会而已。
于是，索罗斯决定为社会开放尽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利用财富，他希望东欧的人们能够有掌握民族自决权，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的机会，并鼓起勇气追逐自己的目标。
索罗斯要做的事情阻力重重，关键是自己能力也有限，尽管全力而为，但必然会有失败的地方，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握好慈善事业的方向，如果慈善事业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那么索罗斯就可以像罗斯查尔德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对欧洲的政治版图进行重新修改。
最初，索罗斯的思想在东欧是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后来索罗斯的思想想要再发挥作用就很困难了，正如索罗斯所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索罗斯虽然有着大量的财富，但他清楚地知道仅仅凭借这些财富是无法让东欧折服的，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利用钱财以外的武器，而这个武器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
索罗斯反感那些制约别人随意花钱的人，“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太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这是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对他的评价。
索罗斯一心想在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遭到重重否定：罗马尼亚人因其是匈牙利人而厌恶他；匈牙利人因其是犹太人而厌恶他；斯洛伐克人因其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而对他进行双重否定。
在东欧阻力很大，在西方是否较为顺利？其实不然，索罗斯在西方也有很多敌人，有人拿“现代罗宾汉”来形容他，认为他将财富从西方抽出送给了东方，并对他厉声指责。1992年9月，人们将索罗斯对东方的支援款项进行了统计，西方人惊奇而又愤怒地发现这项钱款数量巨大，相当于每位英国公民平均拿出12．5英镑捐给了东方。索罗斯面对西方众人的攻击却并不介意，他幽默地解释：“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尽管西方对索罗斯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但是也有人会对他的慷慨行为报以欣赏的态度。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金就索罗斯使西方人均将12．5英镑捐给了东方一事评价到：“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1979年，在南非的索罗斯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他觉得开普敦大学是一个风气开明的地方，于是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黑人学生。这次资助让索罗斯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自己捐出的钱多数被已经注册的学生使用了，而新生却仅能够使用到很少的一部分。索罗斯将对该学校的资助撤回，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道：“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发现如果自己采用与南非体制不相容的办法来发展慈善事业，简直是太难了。
索罗斯感到自己在东欧还是具有对抗旧体制的筹码的，他这样形容自己在东欧的慈善事业：“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把慈善活动向美国转移
1996年之前，索罗斯捐赠的对象大多都在国外，他对美国本土很少给予捐赠，因为在索罗斯心中这个国家已经属于发达的开放社会。两极世界的消失让美国成为一强独霸，独裁统治又有了苗头，于是索罗斯向自己的国家投向了批判性的眼光。尽管当时索罗斯慈善事业的主要方向还在东欧，但是他已经有意识地将慈善航标向美国转移。
索罗斯以“哲学家会议”为由头拉开了美国公益计划的序幕。1996年2月23日，索罗斯利用周末时间将将八位哲学人士邀请到贝德福，意在讨论推行美国公益计划的策略。在这两天中，来宾们在优雅的环境中围绕着“贫穷、痛苦和不公”的主旨进行相互交流。索罗斯对他们的观点在纸簿上做了详细笔记，这些来宾认为社会种族和阶级的对立现象使城市贫民区的问题进一步地激化，狱中服刑人员超多，毒品的治理政策有误，家庭破碎现象难以处理，社区对卫生保健和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围绕着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种种构想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逐渐转化为“开放社会机构”的美国公益计划，将办公室设立在纽约。
这次的周末会议，让索罗斯的思想豁然开朗，他将哲学家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开始了早已拟定的美国公益计划。1996年，犯罪、社区暨文化中心被索罗斯在美国建立起来，向那些提供监狱和社区服务的组织给予捐款。对那些能够推动法律与政治改革的社会团体给予支持，另外也对那些为移民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团体也给予赞助。在美国公益计划实施之初，也定下了对教育和青少年发展进行资助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逐渐推向全国，并有了“课后服务”的拓展，也就是说，在学生们下课后为他们提供长达三四个小时的额外服务，内容包括教学辅导、卫生保健服务及文化培训。除了这些公益资助之外，索罗斯还制定了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关的计划，在这个领域中他主张将选举捐款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计划将公共责任向地方和民间部门转移。
虽然索罗斯在治理毒品上也策划了公益事业，但是一直未见其利、反受其害，1988年春索罗斯在《外交政策》学报中看到一篇抨击美国扫毒政策的文章，该文中明确指出美国的扫毒成效甚微，片面指出“彻底去毒”，却缺乏实际策略，文章提出可以在客观上让毒品变得日益合法，在医疗事业上有了毒品的足迹，这些都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毒品输出国有了益处。这篇文章让索罗斯感到大为折服，他准备在毒品问题上亮明自己的观点。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表示他相信毒品本身的毒性远不及它所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并指出如果想要将所有毒品都消除掉，似乎又不太符合实际，甚至容易导致社会的两极化。索罗斯坦言自己曾经尝试过毒品，不过幸好没有养成吸毒的恶习，但是那种沉迷于大麻中的感觉却是让人忘我的，所以，他非常了解毒品的危害和其本身具有的巨大诱惑。索罗斯表示自己非常担心子女走上吸毒之路，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孩子们与毒品有所联系，他担心扫毒会对社会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
哲学家会议参与者在索罗斯的倡导下再次进行了相关讨论，他们考虑是不是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城市中进行公益计划。如果将这个选定的都会中心作为他们的社会实验室，在那里进行公益计划，或许能够将问题具体化，而不再是“高空猜想”，巴尔的摩被选为他们较为中意的计划城市。
巴尔的摩的居民有65万人，该城市中存在着不少正处于复苏中的地段，商业区和滨海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错，然而贫穷的黑人社区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甚至还有很多黑人无所寄居。有些地方的都市病征指标排名都很高，出现的问题有：失业、辍学、吸毒、犯罪、肝炎、枪击、单亲子女等，这些问题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索罗斯也察觉到这个地方的特殊。
巴尔的摩的市长席摩克博得了索罗斯的好感，摩克也有着将毒品合法化的主张，他认为让毒品有所用，是对抗贩毒牟利、犯罪和吸毒的良策。他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随后他便发现自己的这种观点很难在政治上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幸运的是巴尔的摩民众对毒品合法化却有着广泛的支持率，而索罗斯也加入了支持的行列中。
1996年，巴尔的摩有了索罗斯开放社会机构特设的办事处，其运作方式与国外的基金会类似，办事处的员工都从当地寻找，因为当地人能够较准确地判断具体事情的轻重缓急，并为“重”和“急”的事情优先提供资金支持。办事处的主管由律师莫里斯担任，统领其余15位员工。办事地点延伸到五个相关领域：戒毒治疗、犯罪审判、劳工发展、教育青少年和司法协助，为了这五个领域的发展办事处将在每年投入1300万美元左右的捐赠。
2000年春天，索罗斯的美国公益计划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索罗斯决定将年会的举办地址定位巴尔的摩，并开始了检查学校、贫民区、监狱计划的执行成效。
检查当天，一辆巴士承载着董事们穿越在街道间，道路两侧毁损的房屋映入眼帘，死亡的气息弥漫在人行道和街沟堆满的垃圾上，残垣断壁上标注着受害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不时可以看到“愿灵魂安息”的涂鸦。董事们对监狱、学校、贫民窟分别进行了参观，随后来到青少年拘留所中，该拘留所中有一个戒毒中心，是一名修女所设，这名修女表示在索罗斯慈善资助下戒毒中心的床位由原来的16个增加到32个，她对这样的援助甚为感激。在一所女子监狱中，基金会的董事们听取了针灸和积极治疗法双管齐下的具体步骤，这样的方式能够有助于矫治妇女长期滥用药物而留下的后遗症。在参观中，董事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他们得知该老师在索罗斯奖学金的资助下设计了一项课程，专门用来研讨暴力。
董事们此行的高潮是对罗丝街社区中心的参观，如果将整个行程比作在沙漠中的行进，那么罗丝街社区中心则是一片美丽的绿洲，那里干净、温馨，没有随处乱扔的垃圾，没有人在墙壁上胡乱写画，街上的人们相互寒暄，孩童们自由玩耍。这番美景很难让人料到它在两年前还和其他地方一样荒芜杂乱，如今宽敞整洁的街角处是昔日的露天毒品市场大本营，开放社会机构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和巨额的款项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当初为毒贩跑腿的青少年在开放社会机构的帮助下开始接受辅导和咨询，并寻找到合法的工作。在罗丝街社区中心中的积极活跃的成员中，约有40位曾经是黑帮分子。
董事们对各种事项的进展进行聆听检查的同时，索罗斯正在纽约的办公室中召开记者会议，在会议中索罗斯公开当年的量子基金亏损21%。1998年8月索罗斯的所有基金总值达到了220亿美元，而到2000年基金总值减少了76亿美元，虽然索罗斯的基金出现的亏损很多，但他表示自己捐助的慈善计划要持续地进行下去。
索罗斯的捐赠总额截止到1996年为止已经达到3．62亿美元，其中投入美国的公益计划的数额高达8100万美元。索罗斯在这一年将100万美元捐献给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公民提案，他的捐款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带来了巨大的帮助；索罗斯又将5000万美元捐赠给了对身患绝症者提供的“临终关怀”计划，让绝症患者在治疗中没有后顾之忧；索罗斯又拿出1200万美元捐献给了老城区和乡村地区的数学，为当地教学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努力。1997年，索罗斯投入了4．28亿美元做公益慈善支出，其中有5720万美元被运用到美国；1998年，索罗斯投入公益慈善的支出增至5．745亿美元，其中有1．185亿美元投入到美国的慈善计划中。索罗斯的慈善事业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改邪归正”的善举
索罗斯有着“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的称谓，这主要因为他一方面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另一方面又向慈善机构慷慨解囊。索罗斯曾经形容自己为“一个超级资本家”，他腰缠万贯，在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前已经掌握了25亿美元左右的个人财富，这些财富的获得途径各异，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海外货币市场上投机倒把活动的利用，而他对慈善业的慷慨捐资又让他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人物。1996年他凭借着捐出的3．5亿美元跻身到美国著名慈善家的行列中，同时，索罗斯为与“开放社会”主张有关的政治事业进行捐资，并撰写了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关的评论文章而成为社会争议的对象。这些都让索罗斯名声大振。
虽然索罗斯有着很多的财富，完全有资本去享受世界上的奢华，但其实，他对“享受”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个人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如果说有爱好，那也是将自己的钱拿来给别人花。索罗斯一旦对哪个慈善项目产生兴趣，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他甚至为了资助慈善能够在一天之中捐出上亿美元。
索罗斯从来不认为慈善就是捐钱，就像他不认为金融投资事业没有章法可依一样，他相信慈善事业的背后同样有着耐人寻味的哲学依据。在英国就学时他所结识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为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带来启蒙，索罗斯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仔细地研读一番，对其中观点大为折服并将其作为自己内心的信条。他开始想要为促进开放型社会的诞生而奋斗，后来他所做的慈善事业也是基于此目标之上。所以，索罗斯所选择的慈善工作的开展地点一开始都集中于较封闭的国家。1979年，索罗斯的基金会正式成立，庞大的慈善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1992年12月，索罗斯为苏联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捐赠了1亿美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赞助项目，其目的在于缓解人才外流现象。当时苏联的科学家为了丰厚的利益而选择离开苏联奔赴利比亚或伊拉克，索罗斯的资助立见成效。
索罗斯自1987年创办慈善基金会以来，花销涨幅巨大，尤其是他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成立中欧大学后，他的花费更是与日俱增。中欧大学的成立完成了索罗斯心中的一大理想，中欧大学中的四百余名学生分别来自22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中欧大学”。索罗斯的慈善帝国发展到1994年已经变得非常庞大，在全球26个国家中都有它的踪影，索罗斯曾在两年之中投入5亿美元，又将另外5亿美元的款项发放出去。
一些冷眼旁观者认为获得更好的信息审慎投资是索罗斯创办慈善机构的唯一目的。从客观上来分析，索罗斯慈善事业的发展得益于他金融事业所提供的庞大资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为金融事业的进步带来了契机。遍布面积广泛的慈善事业对民生产生了重要的有利影响，国家政要权贵也对索罗斯高度关注起来，于是，索罗斯获得了与政要权贵建立关系的良机，可想而知，这样的关系非常有利于他日后的金融投资。
实际上索罗斯的理想并不仅仅是赚钱和慈善，他有着拯救整个世界的抱负，这样的抱负让他有时候视自己为“神”。尽管这些慈善事业的动机被一些人深为质疑，但他所做的善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凭借着慈善家的身份，索罗斯于1997年被美国人评为“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积蓄财富所带给索罗斯的满足感远远不及打开闭塞国家的慈善行为带给他的刺激大，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让索罗斯获得了更多的抛头露面的机会。就这样，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成功变身为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一方面他被赞誉为圣人，被西方人公认为最重要的私人捐赠者；另一方面他又被另一些愤世嫉俗者戴上“入侵者”的罪名。索罗斯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找到了中和的办法，他提出“慈善以示区别”，这样他不但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又能够在更多的地方进行自己的赚钱策略。
失败的哲学家
是什么因素促使着索罗斯不断进取呢？有人会认为他的原动力来自于金钱的欲望，其实不然，柏荣·文作为索罗斯的挚友曾经对他这样形容道：“索罗斯第一次赚到10亿美元时并没有格外地兴奋，倘若让他再赚十亿，也不一定能够赢得他的开心。”不可否认，金钱能够让索罗斯产生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却是有限的。乔治·索罗斯一直有着复杂的思想，变幻莫测的思维让他无法在某一特定的空间安定下来。所以，纵然是有大量的钱财流入他的口袋，索罗斯这个不懂得享受安逸的人也没有太多的满足感和过分的开心。这一点，是他和90年代许多富豪的共性。
如果说索罗斯之前的富豪能够将财富与自由的时间相交换，那么索罗斯这一代的富豪反而更倾向于充实。他们不再一味地挥霍时间，也不能接受游手好闲，正如安东尼·萨普霖说：“富人不再追求生活安逸，工作已成为他们社会形象的一个极为主要的部分。”新生的富豪们不再贪恋高级别墅、花园和公园，他们更对豪华宾馆、快艇和私人飞机感兴趣，而这些兴趣的共同之处就是流动性。当然，索罗斯的要求似乎会更高一些，他觉得乘快艇不及坐飞机舒服，至于豪门宅邸就不如宾馆套间方便，与坐在池塘旁垂钓相比，他更喜欢能够为他带来赚钱机遇的全球环游。
如果要区分出索罗斯和当代富豪的不同之处，那么，应该是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生活模式。卡尔·波普的著作对索罗斯产生了转变性的影响，此外，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的《Godel，Escher，Bach》与格利高里·贝特森的《走向精神的个体生态学》也深深地震撼了索罗斯的心灵，这两本书的共性就是深奥难懂、哲理性强。索罗斯从来不将自己仅仅定位于投资者的角色上，他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哲学家，他也不止一次地用“失败的哲学家”来形容自己。
亿万富翁索罗斯常被人们冠以各种美名，诸如“亿万富翁投机家”、“经营管理专家”、“匈牙利企业家”等，索罗斯对这种金光标签却不感兴趣，他甚至力图阻止人们给他美名的机会，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不能称为一个哲学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金融家。”
索罗斯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精神、理论观点和慈善事业来谋取别人的尊重。他认为倘若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即便自己在这哲学行业没有什么作为，也不至于落到被人评头论足的地步。他也提到过自己在华尔街的成功为他带来财富的同时更将他置身于风口浪尖，就好像忽然间变成了众矢之的，人们的厉声指责让他不得安宁。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而且浑身上下体现了欧洲传统。尽管华尔街地区是出了名的赚钱好地方，但这里的居民对索罗斯却毫无兴趣，索罗斯向一名叫做唐·多福门的记者吐露自己不愿意和钟爱于股票市场的人为伴，他甚至觉得那些只知道金融股票和赚钱的人格外讨厌，他倒是希望和知识分子为伍，那种感觉很舒服。
如果可以，索罗斯甚至想专职进行哲学研究，将一切投资活动抛诸脑后，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索罗斯很清楚。他为了让自己变身为哲学家曾在华尔街地区有过很多损失，但是周转一番，令索罗斯感到手到擒来的并非哲学而是赚钱，但他宁愿用这样的天分换取哲学中的悟性，他一直不理解自己当初为何选择金融业，而不是选择理智性或学术性的职业。索罗斯表示自己在很多年间都无法将赚钱作为自己的事业，这在他眼中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却远不是目的所在。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一生的事业是金融经营，而不是哲学。80年代初，当有人再将他形容为“金融经营家”时，他表示感觉良好。
索罗斯在华尔街地区有着良好的经营业绩，但他感到快乐和满足的时候实为不多，那些接二连三的决策让他感到无比苦闷。他知道自己一旦在市场中出现错误决定，巨大的精神折磨便会接踵而至。另一方面，索罗斯一再强调自己内心中从来不想将赚钱当作成功的唯一之路，在众多的金融决策前，即使他相当成功，他也很难自知。
如果每次的投资都是零风险，索罗斯的痛苦可能就不会这么深，但零风险的投资又是绝不存在的，给索罗斯带来损失的投资也并非没有。此外，索罗斯还非常担心自己对财富的积累会让世人对他产生不好的印象，他享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绝不是因为钱多而备受瞩目。
享受人生
索罗斯和其他大富豪相比算得上是节俭的，没有抽烟酗酒的习惯，也对美食没有过分要求，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索罗斯在曼哈顿和长岛的南安普顿均有自己的寓所，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埃德加·埃斯特经常遇到只身在外的索罗斯。索罗斯有一些艺术爱好，但绝不是故作高雅，热爱戏剧、音乐，拥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但对收藏兴趣甚微，他喜欢样式多变的服饰，出门前必定会将自己的着装整理一番。
曾经索罗斯和其他富豪一样是有着收藏欲的，但他很快意识到收藏的价值不太实用，不如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思想的人。在对国外的慈善机构进行参观时，索罗斯会刻意避开保镖和司机，他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他很乐意在参观大学校园时安静地待在学生宿舍中，尽管他有豪车，但他更愿意选择搭乘出租汽车或选择步行。
一个亿万富翁本该有的豪华生活，他拒绝了，而选择了一种清淡的生活模式，他也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畅谈。泰帕·威姆是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机构中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一次，他和索罗斯谈到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威姆对索罗斯的个性有所了解，于是建议他搭乘出租车，没有料到索罗斯居然说道：“我觉得还是搭乘有轨电车更为划算。”威姆了解这种选择源自于索罗斯的务实精神而不是本性的吝啬。
索罗斯在南安普敦的别墅格外宽敞，还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但是房子的墙壁却是用石灰粉刷的，屋顶上还扣着西班牙式的瓦片。1990年在这个别墅中，索罗斯邀请了朋友们参加自己的寿辰的舞会，被邀请者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商业巨头。
一些人觉得索罗斯是一个腼腆的人，但他喜欢有人陪伴谈心，他喜欢享受但似乎又学不会炫耀，一个舒适的地方足以让他感到满足，他不会领着朋友们参观自己的房子，更不会将哪一口钟、哪一尊塑像或哪幅油画的珍贵性进行长篇大论，与高调的炫耀相比，他更喜欢安逸的生活，所以，他愿意将朋友们带到家中，为人们提供帮助和方便，也不忘拿出美味佳肴与人分享。
索罗斯很喜欢在家中举办舞会，也喜欢为人们准备丰盛的晚餐，有一次他甚至邀请了七十余位人士来家中共进晚餐，而这些人除了他的合作伙伴之外，还有很多的意见分歧者，他一概厚待。
索罗斯在每年的除夕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而夏天的周末夜晚，他又会选择在南安普顿消暑，他觉得任何一次晚会对与重要的商会和社会活动别无二致。他的这些观点和行为为索罗斯赢得了很好的人缘。索罗斯在晚会中和人们打招呼的时候会将对方的名字牢牢记住，他认为这是社交的重要一步。参加晚会的人很多，来自于不同领域，或是政界或是艺术界或是自己的伙伴，人来人往让他应接不暇，他也从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回报，人脉逐渐形成网络体系。
索罗斯不喜欢定居在某一地方，这和他热爱社交活动的天性息息相关，他想要拥有充分的自由，在流动中欣赏世界各地。游历让索罗斯的思维常保敏捷。此外，他对生活中的冒险也颇感兴趣，一有机会便会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