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个人的收益要比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换一种具体的说法：拿罗尔斯·罗伊斯汽车来说，假设每辆车售价是19万美元，索罗斯能够购买5790辆。再换一种具体的说法：索罗斯的钱足够为普林斯顿、哈佛、哥伦比亚、耶鲁的在校生支付三年以上的学费。
大举东进
索罗斯一直希望能够获得被尊重的机会，所以他著书立说，当他看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物化成书籍在世间流传的时候，他总会自得其乐，但他深知自己的读者群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抱有学术上的兴趣，他曾对阿纳托利·卡内茨基这位《泰晤士报》经济版编辑提起过：人们购买他的书籍的目的并非研究经济理论，而是抱着发财的梦想。他的那本《金融炼金术》于1994年5月出版了平装本，当时索罗斯心中还是有热切期望的，他期待着人们能够对他苦心撰写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漂浮在寻找赚钱绝招的层面上。
同时，索罗斯也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1994年6月22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出现了1%的亏损，这种亏损的持续很有可能让索罗斯遭遇第二个亏损年。当然，如果和其他套头基金组织比较，索罗斯量子基金已经很优秀了，因为当它出现1%的亏损时，泰戈的“美洲虎基金”出现了11．5%的亏损，莱昂·库琅曼的“欧米前基金”出现了23%的亏损，迈克尔·斯但因哈特的基金会出现了30%的亏损。
索罗斯的压力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1994年6月份他对自己从前的一项重要原则进行了修改。在以往的十年中，但凡是有自己慈善基金会的地区，索罗斯都不允许自己的基金在那样的地区进行投资，比如说东欧。因为索罗斯觉得这是一种利益的冲突，甚至在1993年1月他接受《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时，还明确提出自己不会考虑将东欧的巴士工厂购买下来，然而，1994年这种情形和原则不得不改变了。
1994年，索罗斯向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宣布：投资方向可以向东欧地区转移了。同年6月，索罗斯的发言人向外界透露，索罗斯在过去的6个月中已经向匈牙利、波兰投入了1．39亿美元，同时会考虑在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发言人将投资方向的转移形容为“我们商业活动的正常进程”。
布达佩斯的“第一匈牙利基金”是由英、美的机构投资者支持的基金，索罗斯近年来往该基金投入的资本又新增了4500万美元。该基金成立于1991年，其投资领域囊括了食品加工、制药和服装业等，它成立之初索罗斯也是董事会成员，不久，他提出了辞职，因为，他觉得这和自己在布达佩斯慈善基金会的工作有冲突。
《华尔街日报》对索罗斯投资的转向进行了采访，索罗斯给出的回复是：自己的基金会经过发展已经变得坚固且独立，对于向该地区进行投资所可能带来的压力也有了承受的资本，另外，这个地区本身也是一次投资的良机，应当加以利用。他承认自己在过去奉行过不在有着慈善基金的地方投资的准则，当时是担心基金会和金融利益出现冲突。然而，随着该地区市场的不断发展，原有的情形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索罗斯想要让自己的基金或是股票持有人也在那里享受到投资带来的好处。
索罗斯或许想要将新一轮的投资“随大流“行为引发起来，记者问起索罗斯基金会的攻势向东欧转移是否会对其他投资者产生引诱时，索罗斯表示引诱与否对他都没有大碍。
多事之秋
索罗斯被《金融世界》杂志评为“1993年华尔街第一号赢家”，该杂志透露索罗斯在1993年赚到了高达11亿美元的财富，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在一年之中就赚到了如此多的财富，这还是华尔街的首例，朱利安·罗伯逊赚取的财富位居第二，但他与索罗斯产生的差距却是很大的，索罗斯的财富整整比罗伯逊多了一倍。
《金融世界》杂志将索罗斯的一张坐在棋盘前冥思的相片设计成封面，仿佛他正在思索下一步棋的走势，在这本杂志里还夹杂着不少索罗斯姿态各异的照片。对于索罗斯赚取的11亿美元收入，《金融世界》作出了如下评价：
“假如索罗斯是一家公司，他在收益的排名表上位居第37位。他的所得超过了至少4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和乍得、瓜德罗普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大致持平。拿另一种方式衡量，按每辆19万美元的价格，他能买5790辆罗尔斯·罗伊斯车，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的每个学生付3年多的学费。这倒不是个坏主意，一些家长或许会这么说。”
《金融世界》杂志还从当年赚取财产最多的前百名人员中挑选出了九人，他们都是索罗斯金融帝国的成员。
对于索罗斯所赚取的11亿美元收入，不仅仅只有《金融世界》杂志给予了评论，《卫报》也曾作出如下报道：“我们对亿万富翁已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总是那些拥有像油田、船队这类来钱的资产的人士。这些财产我们中也许没有谁曾拥有过，我们可以借此来为自己开脱或说那些人很走运。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把大把的钱当成薪水来挣的人，于是我们都不禁幻想能在今年成为一个像索罗斯那么富的人。”
1994年秋天，索罗斯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慈善基金的事务上，索罗斯希望自己的慈善基金成为常青树，但是现在他无法把握这些机构存活时间能否超越他生命的长度，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的慈善机构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麻烦。尽管这些基金会在当地都设置了领导机构，但是索罗斯仍然无法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决策事务交给这些它们，他了解这些机构前进和活跃的原动力并不是自己的信任，而是金钱。然而，索罗斯还是有信心让自己的投资基金会长期运转下去的。他认为自己已利用人才和管理制度将基金会充分地组织化了，这种良好的运转状态能够在一段时间中得到持续。
1994年，索罗斯虽然还处于金融业的峰巅之上，然而他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金融市场上的很多投资者坚持以他马首是瞻，并企图从他身上学到某些投资技巧，成为第二个索罗斯甚至超越他才是他们的目标。在1994年秋天关于索罗斯的很多传闻弥散开来，其中有这样的一则传言：拉什摩尔山上雕刻着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拉什摩尔山对面的山上雕刻着另外四大名人的头像，其中有华尔街大金融家沃伦·巴菲特，也有乔治·索罗斯。这些传言虽然提升了索罗斯的形象，但是却让他备感压力。
另一方面，索罗斯又受到了媒体给予的重压，媒体费尽周折将索罗斯“发掘”出来自然不会让他轻易离去。两年前索罗斯在人们眼中还是一位不太出名的绅士，而如今他的形象已经在媒体的剖析、评判下变得异常清晰。1992年索罗斯以新星的身份在金融界受到关注，两年后，一些金融媒体便给了索罗斯当头一棒，他们认为索罗斯在1994年的表现灰暗之极，希望之光已经从他身上逐渐远去，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向世人宣告当年的金融新星即将沉默水底，更有人开始对索罗斯及其套头基金进行刨根挖坑，眼看媒体们舞动着耀眼而冰冷的铁锹在自己的基业上挖掘，索罗斯感到压力重重。
如果是以前，索罗斯可能不会对人们的评价感兴趣，然而现在有所不同，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上升得如此之快，他内心也开始产生对金融世界之巅的憧憬，忽然间自己却成为争议人物，他不由得感到山巅之险。倘若索罗斯的生活在1994年风平浪静，那么，他或许会将更多的时间抽出来用在对慈善基金会的管理之上，而对有可能与慈善基金会产生冲突的金融投资业他或许会留心回避。不巧的是，1994年索罗斯的投资因失误而出现亏损，他不得不返身回到投资事业上。周围的人建议他不要在风口浪尖上出现，可是索罗斯已经明显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再对金融投资刻意回避已经不可能了。实际上，在整个1994年中，索罗斯时刻都在寻找全新的机遇，他坚决不认同自己1992年对英镑发起的狙击只能有一次，他相信自己既然能够通过这条路径实现目标，那么也一定能够实现第二次的成功。
索罗斯非常看好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不过对房地产的投资并没有让他大赚特赚，其收益率也只有17%。1994年11月，索罗斯对外宣布他对英国房地产市场感到失望打算撤出投资，尽管在一年多以前他曾允诺和“不列颠大地”合作，为英国房地产市场投入7．75亿美元，但是现在索罗斯宣布将卖给“不列颠大地”自己所拥有的英国地产基金的一半股份，而“不列颠大地”是优先购买权的享受者。
当然，索罗斯的投资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的，他也曾经出现过失误，但是索罗斯对于自己的错误从来都是承认，他也愿意以自己的得失来启迪人们，使得更多的投资者明白投资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失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平步青云。实际上，他将英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撤走也正是对自己投资不利的一种承认。
1994年里，索罗斯对美元抱有很大的信心，这种固执的自信让他在年初便遇到了损失，毫不死心的索罗斯仍然认为美国经济的活力迟早会发挥出来，他也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对美元地位恶化袖手旁观。此外，索罗斯也相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迟早会得到解决，如此一来便能够使得美元对日元升值。不过，索罗斯似乎又估计失误，因为美元并没有在各种强化措施下得到反弹，尽管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对阻止美元的恶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效果甚微。
索罗斯将自己在此次公共关系方面的付出评价为失败行为。1994年8月2日，索罗斯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美元进行了辩护，直言对美元的下跌情况会作出挽回的努力，尽量不让美元恶化影响美国经济的稳定趋势。索罗斯分析道：如果美元贬值幅度过大，必然会引起局势的动荡，当然通货膨胀也会深深影响到债券市场。然而，索罗斯却含糊其辞地回应“是否打算购买美元”的问题，他解释自己有买进也有卖出的可能，暂时无法确定。
虽然索罗斯在1994年有了较大的失误，但是其他的投资交易者仍然坚持以他马首是瞻，因此这些追随者对索罗斯的公开发言格外重视。索罗斯在10月4日与路透社进行了交谈，他认为日元对美元存在着大幅回落的可能。这次谈话后不久在一次晚餐会上，这个话题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经理们谈论的焦点，美元或将大幅升值的预言让宾客们感到惴惴不安，他们非常想知道索罗斯这样下结论的依据是否充分，但是考虑到索罗斯在此前的很多公共场合中发表的言论大都是正确的时，尽管以前曾在美元的问题上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的谈话究竟是正确推测还是二次失误呢？
在这次的公开言论中，索罗斯难掩自己对1994年投机失败的莫大失望，《商业周刊》于10月3日刊登了对索罗斯的采访，在采访中，索罗斯承认如今这个时段通货投机没有太多的可图之利，正如他所说：“过去两三年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导致通货的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就收支平衡盈余展开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它将被解决，因为解决它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自年初以来就出错的根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得很快而不是很慢。非常可笑，我们依然还丝毫不差地这样认为。”
尽管索罗斯公开发表了美元升值的说法，但是美元依然在1994年上半年跌至了战后时代的一个低点。一些人也公开唱起了于索罗斯截然不同的调子，比如说《金融世界》和《华尔街日报》等。11月10日《华尔街日报》将“交易者们说，索罗斯再次在日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几个大字拟为标题，并称索罗斯因坚信美元对日元升值而在继2月份失误后又损失了4亿至6亿美元。
索罗斯的金融机构已经对2月的挫折感到腻烦，对于11月份的挫折它们变得更加愤怒，也开始调整为一种防守的姿态，采用了更加含糊的回应策略。德鲁肯米勒认为目前的各种流言都可笑之极，但却在记者们面前将谈论的方向变得愈加泛化，避开那些能够具体证明的话题，更不愿意提及索罗斯金融机构中掌握的日元和美元的数额。
对外人来说，索罗斯金融机构的情况要比其他同行好很多。虽然索罗斯的金融机构在1994年的资产额上升率只有32．9%，但相对与其他套头基金组织20%~30%的损失甚至关门倒闭来比，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那些失去主顾、关门了事的金融机构无法吸引人们的关注，众人关注的焦点还在索罗斯身上。他们觉得索罗斯浑身散发着神秘感，也很想探究他投资的技巧策略，索罗斯常常为此感到烦恼。
《金融世界》杂志曾在1994年的7月将索罗斯评为美国头号赚钱能手，同年11月却又将他说的一无是处。杂志封面标题赫然入目：“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点金术大师失去了触觉。”并将索罗斯的一张憔悴的照片设计在封面上。
《金融世界》杂志也开始对索罗斯此前的收益表示质疑，当时索罗斯宣布自己在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获得了63%的收益，而该杂志却认为这是索罗斯夸大其词，并推测收益率仅在50%左右。索罗斯曾宣布自己在1994年前6个月中增值额度仅有1.6%，该杂志也表示质疑，并推测当时索罗斯的金融机构不但没有增值，反而有着9%的损失。
媒体连续不断地对索罗斯发起攻击，到1994年年底，报纸上又出现了新的数据，言传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1994年只增加了1%的净资产值，生意也比过去少了很多。1993年12月31日其股票的净资产值为22107．66美元，到1994年11月初其股票的净资产值已经下跌到17178．82美元。资产值之上的溢价常被作为股票的市场价值的衡量依据，1994年之初量子基金有着36%的溢价率，到11月上旬已经下降了16%。投资者们也不愿意在为索罗斯的金融机构投入更多的额外费用了。
关于媒体的攻击，索罗斯的辩护者们也开始有所回应，他们宣布，1994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遇到巨大压力的不仅仅只有索罗斯的金融机构，很多套头基金组织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尽管情景十分不利，但是索罗斯显然要优于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他那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正是因为收到了外部传媒的大肆渲染才显得如此显眼。
1994年年底，“索罗斯究竟是否一如既往的强大”这个话题逐渐淡化，尽管索罗斯在这一年中的成就不如往年的辉煌，但是探讨他是否会强大下去似乎略显无趣，因为他的业绩照样是有目共睹的。所以，1994年的事情无法掩盖索罗斯名声的远扬，加上他多年来做出的成就，他那超级投资家的形象还是非常稳固的，更多的人还是乐意将他视为金融界的帝王。
经历了1994年的诸多风雨，索罗斯不再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人们对他的评价上，他也对外宣布对于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将不再掌管，他将精力的方向转移到慈善事业上，重点在东欧地区。但是在华尔街和伦敦城，索罗斯还是代表着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无形中引领着当地金融投资者们的前进方向。
不得不承认，索罗斯和诸多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的影响力非同小可，无论是他们金融机构的规模还是在集体活动中的影响力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理解万岁
尽管索罗斯被华尔街的很多人追捧，但他对华尔街却关注不多，如果说关注，那他也会将目标转移到华盛顿，因为对他而言，华盛顿要比华尔街更理解他。他相信自己在包括金融界在内的某些领域内所展示出来的才华已经受到了首都的决策者们认可，令他失望的是自己冠以的“对外政策专家”头衔却在那些人眼中显得有些逊色。
1994年年初索罗斯凭借着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良好表现，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他开始对自己充满信心，并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那些讲求事理的人的赞同，不过，这次他又一次失望了。金融组织顶端的人们根本不想被任何人支配，当然并不仅仅针对索罗斯。索罗斯每每回忆起英格兰银行或德意志联邦银行这样的机构，都会有一种被贬低的感觉。乔治·格兰特先生作为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曾有着这样的评论：“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十分清楚，尽管他非常渴求别人的尊重，但是却难以获得同行们的赞许。巴伦·维恩曾经承认索罗斯对政策施加了不少的影响，但却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抱怨不断。
索罗斯深知不应该在那些自己并不擅长的专业知识领域中发表过多的意见，然而，只要他在某个领域中累积了一定的个人经验，并且能够和那些政界以及经济界的领导人获得进一步交流机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获得他们的认同。他认为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对西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还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它们所谓的自由受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针对这种威胁西方国家也曾经作出过回应。然而，随着时间进入90年代，东方对西方自由的威胁力也日益变淡，西方对东方的态度也出现了犹豫不定的一面。
索罗斯认为冷战应该被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代替，他预感如果没有新的这样的一种新秩序，则世界很有可能会陷入混乱之中。当他将自己的这种看法公诸于众的时候，索罗斯显然将一种使命感自行肩负起来，他甚至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形势中为了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所作出的努力要胜于政府。
索罗斯曾经评价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不是明智之举，很快，市场上的德国马克便出现下跌趋势。对于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采取的政策索罗斯给予严厉的批评，不过他的批评却换来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被告知不要对政策进行过多的议论，置之不理才是明智之举，只有待在自己的本行之中才更为保险。索罗斯对于权力似乎有着一种很敏感的嗅觉，在他向权力靠拢的过程中，却往往被拒之门外，有时候他深切地体会到权力的城堡犹如海市蜃楼，明明近在眼前却偏偏难以进入其中。1994年，索罗斯获得了参加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机会，只可惜他不但没有见到总统，也没有能够与国会领导人会面。
当时索罗斯迫切需求与关键人物会面的机会，屡次失望之后，他的会面对象不得不向记者们身上转移。他认为稳定货币汇率新协调体制的建立很有必要，为此他对世界主要国家不断敦促。他将这种形势用“严峻”二字加以形容，并将涉及范围由金融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他解释道，前苏联的解体让原本团结的西方国家失去了曾有的黏合力，他认为西方缺乏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而现存的汇率制度并不完善，尽管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最终无法避免失灵的命运，所以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很有必要。
概括来说，索罗斯所追求的正是权力，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且甚为喜爱，他曾经公认“权力令人陶醉”，并且表示权力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料。当然，他心中的权力并不仅仅是动用大笔资金的权力，他还希望拥有一呼百应的权力，让自己所说出的观点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追捧。他很遗憾地表示自己对前苏联的政策没有作出想象中的影响，他一直不明白为何美国白宫对基金会的珍稀资源不加以利用。
巴伦·维恩作为索罗斯的密友曾经透露索罗斯渴望在白宫中那种充满权力的气息，并表示索罗斯有着成为伯纳德·巴鲁克的想法，巴鲁克依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而成为美国金融家，他是成功和睿智的化身，也颇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索罗斯认为自己也可以成为巴鲁克，自己的观点也有被克林顿认可的机会，所以他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索罗斯最感到失望的日子是1994年9月27日，在这一天中，索罗斯获得了匈牙利颁发的“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表明索罗斯所作出的贡献获得了匈牙利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索罗斯却失望万分，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十字勋章的颁发群体为“普通人”。
一个自封为“神”的人，却被授予了普通人的奖励，这非但不是奖励，反而更像是打击。匈牙利是索罗斯的故乡，他出生在那里，后来也确实为那里作出过贡献，如今他却获得了这样的待遇，最初匈牙利所带给他的那种自豪感忽然间烟消云散。索罗斯于1947年为了寻求更美好的前程而离开故乡，辗转几个国家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时刻没有忘记匈牙利曾经对他的培养，并乐意为自己的祖国奉送自己的力量。当然，匈牙利对索罗斯所作出的这一切也表示了尊敬，只不过，这种尊敬的方法与索罗斯一直追寻的荣耀大有冲突，因为，他从来不希望自己被归纳为普通人的行列中。
欣赏索罗斯
如果要找寻一些能够形容索罗斯的词语，相信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以下词组：“让英格兰银行烦恼”、“给英镑重击”、“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对金融市场大胆地操纵”等。
很多人对索罗斯心生敬畏，这似乎是没有悬念的，他确实用自己的行动征服了太多的人。他的智力、分析力再加上一台电脑便成为他独特而基本的交易工具，利用这些工具索罗斯轻松地将同行们抛在身后。与敬畏之情相伴而生的还有妒忌，还有质疑。一些人不明白索罗斯并非劳动者也不是苦心奋斗的人，为何他偏偏能够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一些人则满腹疑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索罗斯能够在对公司报告进行分析、与同行聊天甚至简单地读报纸之后就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索罗斯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成功的？他到底依靠着什么赚取了如此多的财富？人们往往将这些话题作为对索罗斯进行讨论的焦点，毕竟，与常人相比索罗斯确实寻到了一条捷径，而那条很多人不得不走的弯路他却顺利地避免了。当然，这些讨论者难以身临其境，因为索罗斯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成功建立在运气之上，他觉得能够累积到大笔的财富也费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他年轻时期的那段经历，他度过的日子是多么艰辛，所以，面对别人对自己的质疑，他觉得只是外人的一些胡乱猜疑罢了，终究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
一方面，索罗斯在内心不认同自己赚钱是运气的垂青，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向世人证明自己赚钱要比他花钱更加容易。但是当众人追问其赚钱的秘诀时，他顿时又会摆出一副神秘感，尽管他出版过一些关于投资“秘诀”的书籍，但是书中的解释却又是含糊其词。一方面，他高呼自己寻找到了一套能够对金融市场进行详细解释的理论，然而，随后他又立即声明这些理论称不上是理论，无法适用于任何金融投资的情景之下。有时候，索罗斯希望自己的金融之道获得别人的关注与认可，使人们能够对他的投资时刻保持着好奇心；有时候，索罗斯又似乎并不仅仅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真心地想对每一位投资者给予帮助。或许这也是索罗斯能够永葆神秘的原因之一，他总是不断变化对外策略，从而让自己能够真正做到运筹帷幄，最终人们对他的成功万分惊羡。又有时候，当人们开始对索罗斯的运作投入大量的研究时，他的态度又会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想要将这些充满好奇心的人们搁置一旁。
当然，更多的投资者在羡慕索罗斯的时候更加相信自己，他们认为自己也能够成为索罗斯那般成为赚钱机器的化身。不过，真正引导人们向索罗斯进行追赶的原因还是对于权力的渴望。
1997年前后
乔治·索罗斯在1997年中将大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将慈善基金会转给别人，就如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商业事务那样。他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认为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钱大王更得意。1995年9月21日索罗斯来到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他愿意了解这个世界，并期望通过金融和哲学来改变这个世界。
索罗斯到1997年2月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他投资49.3亿美元的“旗舰”量子基金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所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索罗斯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向众人夸耀道，量子基金已经拥有了27年的存在史，并一直列位于投资基金中业绩成绩榜上。
索罗斯在1997年初被《福布斯》杂志认为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索罗斯在一年之内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包括南非和海地等25个国家。
索罗斯在90年代中期决定将自己的慈善事务向美国扩展。他对美国在帮助东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感到非常失望。于是他开始思考美国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他在1997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中表示，他开始对美国给予更多的关注，他觉得他们在这里所享有的相对开放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
不过，他认为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不会像在东欧那么引人注目。他在1996年9月5日的《慈善活动纪要》中讲道，他能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他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在美国，他不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他认为他们的活动也不是那么独一无二。他们在东欧是开风气之先，他们在这儿只是加入一大群人之中。
索罗斯为了帮助监狱犯人们重新生活而捐出了100万美元，这些捐款被用到很多帮助犯人的计划中，其中一项计划就是为女犯在出狱后找到住房而给予方便，还有一项计划涉及到犯非暴力罪的首次犯罪者出狱后工作的落实。索罗斯后来又提出了一项关于“毒品整治”的方案，这个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人们的非议，因为索罗斯提出了将毒品用于药品中，他发现在治疗吸毒者的药品中本该含有一些海洛因等药品，实际上却没有，正如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所说：“将滥用毒品作为犯罪来打击弊大于利，这不利于进行有效的治疗并使大多的人被投入了监狱。”他认为真正能够将毒品控制下来的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理念。
索罗斯在《慈善活动纪要》上做了这样的预言：自己一旦去世，他的慈善基金会最多只会有10年的存在时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从自己的基金会中脱身而出，也不再对生意上的实际决策进行介入。索罗斯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独立运转的组织，即使没有他，组织的生命也能够枝繁叶茂。客观地说，索罗斯在自己的金融事业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慈善基金会很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索罗斯在1997年2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攻击，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和穷国分享财富。索罗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采访时说到，像东欧人民那样的穷人们总被富裕的西方丢弃在一边。他告诉CNN，市场制度有着明显的两面性，既完美又危险，因为不稳定的市场制度无法引导资源的合理分配，只能让富人更富，相比之下，穷人也就更穷。
索罗斯在2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中对西方进行更多指责的文章，他相信，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资本主义威胁。他认为，开放的社会在消除了共产主义威胁之后正面临着一个内部的威胁，他称这种威胁为“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
他因上述言论被批评家们称是个虚伪的家伙，因为他攻击的是那些他在其中借助于西方金融市场而赚了几十亿美元的国家。但是，索罗斯对此不屑一顾。他对CNN评论道，这只是个已发家致富的家伙，因不必将其放在眼里当然很容易，他赚了这么多钱的事实正证明了市场的不完美。他察觉到了并利用了这点，这就是他的致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