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税负太重。在我看来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 GDP的 20%多，在国际上无论怎么比都是非常正常的水平。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 GDP的 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把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
当然，喊减税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怎么办？要增加补贴和福利，所谓提低扩中。限高增税呢？那就难了，太多的人出来说这个不行那个有副作用，富人会移民之类，反正征不得。其实放眼全球，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全部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了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块挤出来，政府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过路财神，它收多少就干多少活儿。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它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学美国和欧洲的寅吃卯粮，靠堆积如山的借债过日子，那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尽管这些话不受人欢迎，我仍觉得在解决了非税收入的问题以后，税收本身的水平恐怕是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它花的那些钱，它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但如果税真不能加，只能砍福利。所以民主党和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增加税收，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内斗纠结。
中国税制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和我们的经济一样，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首先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把那一大块非税收入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上，20%多是很正常的，因此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改革最主要的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也许不反对，但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相对于收入，富人消费的比重小，所以他交得少，穷人的收入几乎全用于消费，所以交的比重就特别大。但是所谓间接税，就是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真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 7%的人交个人所得税，这 7%的人当中有 90%的人只交 5%，真正半角超过 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 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 1万元，据说网民大多数都赞成。如果网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取消个人所得税，因为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只是很少的人在交，提到 1万元是只剩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共和党右派那么强硬，新自由主义那么流行，还是多数人都得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直接的财产税也是几乎没有。美国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是不干的。其实中国的税收更热爱资本主义。我在政府的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美国共和党右派的主张拿到中国来也是很左派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高达 40%左右，长期炒股也要缴 20%的资本利得税，金融危机中特殊优惠了也是 15%，我们这个税完全没有。当然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不少人爱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好像市场化改革彻底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也是很大的。美国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 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调到 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欧洲是社会主义，因为欧洲从 0.5调到 0.3以下，调低了20多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调节，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前几年我就说一定在 0.5以上，最近有人说过了0.6。虽然缺乏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 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 0.5左右，我们肯定更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 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这不要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用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为什么要抨击财经界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因为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两难才是现实经济的真实状态，也可说是经济学研究的真正课题，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 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层面上，我们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
顺便说一个更难的问题，在没有直接税的时候，隐性收入的税收征管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时，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计算中国隐性收入是 8万亿元、10万亿元，相当于 GDP的 20%，媒体上也热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多，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边说隐性收入规模巨大，一边又说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太低，因为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低了。所以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许多套话其实都自相矛盾，就像一边说工资收入徘徊不前，一边又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样，这二者不能同时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个人认为是巨大的，这也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如果没有隐性收入，全世界 27%的奢侈品能被中国人买走吗？这一个指标就可说明我们隐性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体，隐性收入才会成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同时它才能成为遏制腐败的主要工具。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美国的富豪想移民，税务局都会先让他脱一层皮。
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中
所以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也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那不是别人，中国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 1%，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就提出许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甚至别墅收 7%，住一个一亿元的豪宅或别墅，每年交七百万元，每个月交六十多万元，我们很多人早就晕过去了。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个年会，设一个财政税收的分论坛是设对了，因为财税体制改革确实是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我住在英国的时候，每次大选，包括每年政府公布预算，所有人最关心的都是财政部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不仅是经济，也是社会，也是政治，解决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得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要使这块收益不被我们的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以及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让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就业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设计好制度，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根据作者在网易 2013财经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影子银行挑战与对策
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 张宵岭
影子银行和金融危机
影子银行兴起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和监管环境的改变，影子银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迅速发展。
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通货膨胀和存款利率管制影响，美国传统商业银行的储蓄流失，利润下降。由于能够降低银行融资成本并使资产转移到表外，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
其次，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保险类等投资机构迅速成长，这些机构投资人拥有大量现金，需要安全、期限短和流动性好的产品进行投资。传统商业银行的支票账户已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机构的投资需求，货币市场基金和回购市场得以迅速发展以满足市场需求。
再次，20世纪80年代后金融监管和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美国金融监管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去管制化”历程，逐步削弱并最终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另一方面，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不同资产的差别化资本要求催生了监管套利。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影子银行业务在美国迅猛发展，逐步成为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主导力量。2008年年初，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资产规模达20万亿美元，远超商业银行13万亿美元左右的资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大幅萎缩，但2010年年初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资产规模仍高达16万亿美元，超过商业银行13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
金融危机与对影子银行的挤兑
国际金融危机从2007年春起由美国次级信贷大量违约为导火索逐步引爆，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2007年夏季资产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危机；（2）2008年年初批发融资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和对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挤兑；（3）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引起的金融市场大恐慌，导致针对批发融资市场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使金融危机达到高潮。这一连串的危机和事件涉及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不尽相同，但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市场发生了对影子银行的挤兑，使得依赖短期批发融资市场的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经历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最终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说美国1929年金融危机的集中体现是发生了对传统银行的大规模挤兑，那么这轮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则是对影子银行的挤兑。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中积累的巨大风险，已引起各国监管当局及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
影子银行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
何谓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名称来自英文“shadow banking”的直译，其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影子下的银行”或“隐性银行”。世界各国的影子银行业务差异巨大且种类繁多，对其准确定义并取得广泛共识并不容易。金融稳定理事会下设的监管合作委员会负责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定国际统一的监管标准，专门成立了影子银行工作组。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对影子银行的定义是：那些涉及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和活动的信用融资中介业务。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近期的一个讲话中把影子银行简单定义为非银行信用融资业务。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与伯南克的定义内涵接近，都抓住了影子银行的两个根本特征：一是涉及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和活动，二是涉及信用融资中介业务。
这个影子银行的定义有好几层含义。第一，涉及传统商业银行范围之外的机构和活动表明：（1）这些机构和业务不受跟传统银行相同的监管；（2）这些机构不能像商业银行一样从中央银行得到流动性支持，相关债权人不能像个人储户那样得到政府的存款保险等信用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