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与美国100年前相似的重要关口。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50年的高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精英自我陶醉，而清醒者，如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同僚们，却洞察到无处不在的垄断所具有的毒害性，从而启动了将美国带向伟大国家的平权运动。
中国经过过去3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家自信不断提高。但是，高速发展也积累了很多垄断、不平等、不平衡等副产品，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毒性越来越强的副产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变异为有特权的资本主义。
中国何时会出现自己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现在到了推行自己的平权运动的时候了。
在经济领域，平权运动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行政性垄断，重组和监管自然垄断行业，清理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消除资源分配和经营保护方面的特殊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自然垄断行业并不多，可以通过进一步拆分、重组和发展替代性竞争的方式来引入竞争机制，构筑有限竞争，并在不可竞争的环节设置严厉的规则，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对于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垄断和寡头，可以通过强制分拆、限制合并、鼓励进入等措施来消解垄断、强化竞争。
对于行政性垄断，则需要斩断行政权力与有市场势力者之间的联姻。行政性垄断是典型的来自权力的垄断，不限制对经济过当干预的行政权力，就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我国并不是没有限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2007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行政垄断，但是，其内容仅仅限于处理地方政府阻止跨地区的商品流动等事项，属于明显的避重就轻。未来，我们有必要修改和充实相关内容，使那些借权力之手行垄断之实、阻碍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行为得到真正的限制。特别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主要存在于国有经济领域，因此，要消除行政性垄断，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国企民营化的方式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继续存在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要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这样才能基本做到政企分开和国企的市场化经营，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平等竞争、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优胜劣汰。
对我国行政性垄断的遏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治理转型。国家权力太大，国家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将会滋生垄断和助长垄断。
国家治理转型至少需要构建一套可以自我实施的授权、限权、分权、制权机制。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些论述具有深刻意义。我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些方针能够得到落实并且制度化，期待我国的国家治理转型能够启动。
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一定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平权，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一方面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造力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归宿。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的劳动力，我国的公民，存在严重的身份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平权格局，农村人和城里人，国有单位人和私营单位人，有着巨大区别，这不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阻碍社会活力释放和社会公正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未来一定要推进劳动力的平权化改革、人的平权化改革。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有单位改革、政府职能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密切相关。
在资本领域，最重要的非平权就是资本几乎全部由国家以及国有银行来筹集和分配，这样，资本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因此，未来应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来改变这种格局。最近，国务院多次表示要发展一批民营银行，民间资本也显露出很高的积极性，希望这项改革能够早日落地。
土地是另外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在我国存在一种奇特的“地权分置”现象，即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所对应的权利严重不一致，农村集体土地被剥夺了商业化使用、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权利，从而使农村土地的拥有者不能确切地获得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但无法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同时也在不断剥夺农民的正当利益。
所幸，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土地要素的平权化改革即将破题。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必须推进平权化改革，尽管这比经济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破除社会领域的机会垄断和资源垄断，推进社会领域的机会开放和资源开放，才能使一个社会充满盎然生机。社会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尽力遏制社会中的“二代化”现象，因为如前所述，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尽管在学界有一些争议，但其大刀阔斧的“去二代化”改革举措，打破了贵族对土地和其他资源、对封爵和其他机会的长期垄断，使平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通道，使整个社会爆发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动力，民众财富、民众士气以及国家财富、国家能力都有了一个大飞跃。
总之，当下中国的平权化改革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该是全方位的。十八届中全会提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这样的论述无疑是鼓舞人心的，我们期望，这样的论述能够早些从文字变为现实。
（原载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12期）
不安来自何方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的生存环境，和我当年创业时的环境相比，哪个更困难一些？其实，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跟我同台领奖的很多人，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我深深感受到新旧制度的强烈碰撞，以及中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联想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对我来说，业务上的困难都不算真正的困难，最难的是，怎么适应环境，怎么让企业活下去。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和执法不能自洽，计划内企业和计划外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有天壤之别。计划内企业拥有生产批文、拥有外汇指标，而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只能用高价买指标，到黑市上换外汇进口零部件，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政策风险，是“踩着红线的边”走。企业要把自己的目标想清楚，把政策研究透，确定做事的底线。但即便如此，联想也有过被处罚的时候，比如当年“300%奖金税”的故事。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环境非常险恶，但即便被罚，我们的心态和现在的企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愤愤不平，因为对方确实是在按照制度办事；当然，我们也不觉得惭愧，因为很多规定与市场经济是相违背的；我们相信将来一定会改变。事实上，在我们因为“奖金税”被罚后没多久，这项规定就被取消了。
那个年代，计划内的企业没有真正的销售，采购渠道由国家提供，价格由国家确定，卖给谁也都分配好了，开一个“订货会”就全部解决。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厂，人的积极性被禁锢，产品永远处在短缺的状态，企业没有竞争力，一个大浪就可能被冲得片甲不留。
而联想被关在计划体制外面，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困难得几乎寸步难行。但正因如此，我们没有像体制内企业那样身上被绳子捆着，我们努力研究市场，研究环境，设定目标后，千方百计谋求发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研究企业运作的规律、管理的规律，逼迫自己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我们对规律的总结，因为经历了这样的千锤百炼，联想才能够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走到今天。
改革开放经过了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领域都确立了新的法律法规，改变了过去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状况。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执法不公、官员索贿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快慢之间差别很大，一些法规赋予了执法者很大的人为裁决空间等。比如，有些规定将所有违例项目由轻到重全都罗列在一起，相应的处罚从低到高是一个很宽泛的区间，于是执法者就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些“空间”会引起人的不安。
企业家为什么不安
联想创业的早年间，中国是完全没有规矩，大家可以胡来；而今天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了规矩之后，有人按规矩办，有人不按规矩办，这就形成一种不公平。
选择性执法是当前企业家们抱怨最多的问题，也是不安全感产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担心：提了意见会不会得罪某些人？他们想找企业的问题，多多少少总还是可以找到的。另外，一些资源分配会带有个人关系色彩或一定的倾向性，有寻租的成分。
联想一贯注重说到做到，做企业要合法合规。我们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不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可能是联想到地方投资还比较受尊重的原因。同时，我们有一套制定战略的方法，非常强调从战略上规避风险。联想控股目前所进入的行业，都是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影响小、更依靠市场竞争的行业，比如农业、食品行业。国家鼓励土地流转之后，各地政府对发展农业都很支持，只要我们把获得的利益让利一部分给农民，同时又注重企业文化和产品质量等问题，就不太会受到那种“争夺资源”的困扰。
企业家对于重庆事件普遍有强烈的不安，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则做事。打黑维护社会秩序原本是好事，但根据其需求选择打黑对象并罗织罪名，这就太可怕。
企业家应在法律框架下认真发展企业，照章纳税，更好地解决就业，不断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在此之上，大的企业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公益事业，这些是应当鼓励的。如果让企业家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一些企业会变得更注重钻营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好好运作自己的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行系统的设计。
禇时健曾将一个亏损企业做成了当时中国的利税第一大户。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尊重他的。后来他因贪污被判无期。他贪污当然不对，但当年对他的处理，国家确有值得反思之处。像褚老先生这样的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过去很少去考虑这样的鸡是怎么选拔和培养出来的，只知道鸡偷吃了米就要杀掉，没有想过如何保护、扩大这种生产力。
企业与环境之间就像孵小鸡
我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喻：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像孵小鸡，最适合小鸡孵化的温度是37.5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
改革开放以前，好比是在90度的高温下，那个时候没有企业能够存活；等到我们1984年创业的时候，温度可能到了40度，只有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小鸡才能被孵化；后来温度逐渐朝着更适宜小鸡孵化的温度调整，不过近些年温度又有所升高。对于国家来说，不能要求小鸡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而应把环境的温度调整得更加合适，而企业作为小鸡则应该思考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力更顽强，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中生长。
如何营造一个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这需要政府在十八大之后，从最高层推进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很不容易，需要最高领导层统一思想，进行系统设计。经济、社会、外交以及军事等不同层面，各级政府、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如何进行系统设计，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移民，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背井离乡，很多人依然认同“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并没有丢失”，仍然希望在中国继续发展事业。但同时，他们也对自身的财产感到不安全。
企业家对环境的要求总体上就两点，一是产权有保障，二是把“规矩”定好，定得正确，然后大家都按着规矩做事。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此外，政府本身的架构过于庞大，这样会影响效率，加大财政支出，应该适当缩减。
我不担心的事情
对于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我并不担心。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能量逐渐发挥出来，表现出了“很强的模仿能力”“很强的上进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此外，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创新能力低”，我们才积累了多少年？我觉得只是时候未到。
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在降低，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年来，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中国企业家也积累了很多资本和经验。劳动力成本虽然增加了，但企业可以把总部设在中国，然后去国外设厂，还可以把欧美企业的管理经验跟中国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办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中国企业近些年也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学习全球管理的经验，中国现在可以在全球视野下考虑发展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排兵布阵，中国企业家也逐步具备了全球管理的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拥有的财富，善加利用，给予正确的引导，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的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我们就还有进一步释放能量的空间。
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得对极了。政府主要是规则制定者，不要亲自动手，要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对市场上的所有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平等对待。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关系，中国经济就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我不同意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放缓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