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纽约，玛丽·多萝就给我打来电话了。前几年，她一给我打电话，我就得陪她去吃午餐，然后去看她演的《百合花开》。那天的晚餐我是和几个人一起吃的。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和弗兰克·哈里斯一起去的去参观了星星监狱。当时，他跟我说他正在写一本自传，但觉得应该早点写。他说：“我现在上了年纪，有很多不便。”
“岁数大了也有好处，有欠慎重的话可以少写一点。”我说。
现在，弗兰克要去探望的人是吉姆·拉金，他被诬告图谋推翻政府，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监狱里关押着很多政治犯，里面特别拥挤，死气沉沉的。我们去的时候，犯人正在院子里放风。只有一个年轻人靠在敞开的牢房门边，一脸的茫然。我从他身边走过，跨进牢房。但是，我马上就退出来了。
“天哪！这也太不人道了！”我边往外退边说。
“没错！”那个年轻人悄声说，他很悲愤。
狱吏很和善，他告诉我们说：“这里太拥挤了，上面应该拨款建更多牢房。但政府最后才会考虑到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哪一位政治家会很关心监狱里的情况。”
后来，我们去了行刑室，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了一点，出来的时候，只觉得要晕过去了。弗兰克要见吉姆·拉金是违犯规章的，但狱吏把这当特殊事件处理，答应让他会见拉金。后来，我们到制鞋车间见到了拉金。他又高又帅，笑起来感觉很亲切。见到弗兰克，拉金很高兴，但他急于回去做工，所以显得有点紧张不安。
“如果我被特许在工作时间会客，这影响不好。”拉金说。
弗兰克问他：“你在这里的过得怎么样？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妻子和孩子在爱尔兰，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进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拉金说。
“好的，我去打听打听，你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弗兰克说。
从监狱出来，弗兰克说：“你知道吗？以前的吉姆·拉金是很勇敢、很豪放的。但是，他现在竟变得这样规规矩矩。以前的拉金到哪里去了呢？”他心里很难过。
我回到好莱坞就去看望母亲。看来，母亲过得很好，我重访伦敦的盛况她也知道了。
“听到您儿子的这些事感觉怎么样？”我问她。
“很好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而不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呢？”
“您还说呢！我过这种空虚的生活，就是因为您呀！”我大笑起来。
她想了一下，说道：“你想想，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才能用来侍奉上帝，会拯救多少灵魂啊！”
我笑了。
“我救得了灵魂，但救不了穷啊！”
我的经理里斯夫的太太很喜欢我母亲。她跟我说，我走之后，母亲几乎没有发过神经病，一直都很健康。另外，她还跟我说了关于几件母亲的趣事：什么买布的时候，母亲要颜色鲜艳的；什么把快要孵出鸵鸟的鸵鸟蛋摔坏了，还把冰激凌扔到下水道工人的脸上……
看来母亲对我的私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我没让她知道。
后来，我和第二个妻子发生了纠纷。有一天下跳棋的时候，她忽然说：“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摆脱掉呢？自己去东方一趟，好好放松一下吧。”
我问母亲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你瞧，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说你的私生活！”她说。
我笑了：“我的私生活，你能知道些什么呢？”
她耸了一下肩膀。
“也许我能给你出点儿主意，如果你不这样害羞的话。”
母亲只是偶尔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对母亲来说，我的成名致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草坪上就我们两人。她说：“那花园收拾得真不错啊。”
“我专门请了两个花匠。”我告诉她。
她想了一下，望了望我。
“那你肯定有很多钱了。”她说。
“妈妈，我这会儿的身价就是五百万美元。”
她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但愿你有好的身体，这些钱都能享受。”她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母亲再次生病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年，那时我正在拍《马戏团》。过去的两年里，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
这次，医生警告我说，她的病很严重。医生说，她的心脏很衰弱，最好不要动手术。我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她刚服了止痛药。
“妈妈，我是查理。”我轻轻地握着她的手，悄悄说道。
她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睁开眼睛，要坐起来，但是她没坐起来，因为太虚弱了。她总是说痛。
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您过几天就会好的。”
“也许吧。”她说，口气很弱。她又把我的手又捏了捏，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了。
母亲第二天就去世了，当时我正在拍电影。我和我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赶去医院。哈里没有进去，他在病房外面。
在病房的窗口和床之间，有一张椅子。我进去后，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看到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母亲，我想起了她这一生的经历，她对生活的勇气，受到的折磨，她悲惨凄凉的岁月……
我哭了。
一小时后，我才离开病房。哈里仍在外面等着，让他等了这么久，我感到很抱歉。当然，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们默默回去了。
雪尼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当时在欧洲，也生病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们在他们母亲那儿，我没去叫他们。
我把母亲安葬在好莱坞公墓中，没有火化。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要火化，但我觉得火化很恐怖。
母亲就这样走了。但她的善良、她的高贵，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女雕塑家克莱·谢立丹发表的《从五月市到莫斯科》，轰动了全国。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正带着儿子狄克在各地演讲，当时狄克只有六岁。她说要靠雕塑生活，这在美国很难。
“美国男人不愿做模特儿，他们太害羞了。其实，他们尽可以让艺术家为其太太塑像。”
“但我不害羞。”我说。
于是，我后来就在家里摆好姿势，让她帮我塑像。之后，我仔细地看了快要竣工的塑像。
“这个头型简直就像是罪犯的嘛！”我说。
“刚好相反，这是一位天才的头型！”她一本正经地说。
听了她这话，我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我提出了一套理论：天才和罪犯很相似，皆是极端个人主义者。
她跟我说，她觉得社会已经摈弃她了，这种感觉从她发表以俄国为题的演讲之后就有。克莱既不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也不是一个专写政治问题小册子的作家。
“既然你已经写了一本书，报道了俄国的情况。你就到此为止吧，没有必要一定要登上政治舞台。要不然肯定会吃亏的。”我说。
“我的职业就是演讲。一般人都不愿意听真理。但是，我既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宣传真理。况且，”她情不自禁地补充道：“我喜欢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
“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我重复了一下，就大笑起来。
在我看来，克莱的处世方法是清醒现实的。1931年我们再次相遇时，她住在突尼斯郊外。
“但是，为什么你要住那儿呢？”我问。
她马上就答道：“因为那儿比较便宜呀！就我这点收入，在布卢姆斯伯里只能租两间小屋。但在突尼斯就不一样了，我不但可以租一幢房子，请几个仆人，还可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让小狄克玩！”
但是，狄克十九岁就死了。狄克的离去对她的打击很沉重，之后，她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她后来进了修道院，应该是为了获得一些安慰吧。
有一次在法国南部，我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一幅十四岁小姑娘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姑娘笑得很甜。在照片下面有三个字：“为什么？”于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多。
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人也渐渐变老了。关于信仰的意义我越来越有体会了。我坚信，如果没有信仰，就不会有思想。我们依靠信仰所获得的东西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我在好莱坞仍然很孤独。我很难遇见其他制片厂里的人，因为我经常在自己制片厂里工作。这样一来，我基本上没有结识的新朋友。我的寂寞只有道格拉斯和玛丽可以解除。因为道格拉斯，我也认识了很多显赫人物。但没有机会和他们熟悉。
道格拉斯和玛丽结婚后，他们生活得很幸福。道格拉斯和玛丽特别会招待客人，很讨那些显贵人物的喜欢。但是，道格拉斯也失败过。那是他招待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不能让新娘打起精神。
三天后的那个晚上，道格拉斯拉我到一边：“我可被她难倒了，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让她说话。所以今天晚上坐席，我安排你去她的旁边。”
说到这话，他就笑了起来：“我跟她说了，你很聪明，很有趣。”
这样一来，我就座的时候很担心。我觉得，我和她还是私底下谈话比较好。于是，我拿起餐布，靠近那位新娘，对她说悄悄话。
“打起精神来吧！”我说。
我的话她没有听得很清楚。于是，她转过身来。
“您说什么？”
“打起精神来吧！”我重复了一下，有点含混。
她感到很惊讶：“打起精神来？”
“对呀！”我说。我一边铺好膝上的餐巾，一边瞅着桌面。
她没吭声儿，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
“您怎么这样说我呀？”她问。
现在机会来了，我说道：“因为您特别忧郁啊！”
没等她回答，我就接着说：“您看，我有吉卜赛人血统，这类事情我懂。您的生日是几月？”
“四月。”她说。
“没错，就是白羊宫嘛！我知道了。”
听我这样说，她就高兴起来了，显得特别可爱。
“您知道什么了？”她笑着说。
“您的精、气、神，在这个月里都处于低潮。”
她想了一下：“这一点您都能看出来。您真的很了不起！”
“这个挺简单的，有直觉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您这会儿看起来很不愉快。”
“这个，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吗？”
“有可能，别人看不出来。”
她笑了笑，然后思考了一下。
“说也奇怪，居然被您看出来了。的确，我现在特别发愁。”她心事重重地说。
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您心情最坏的一个月，就是这个月。”
“我觉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特别沉闷。”她继续说。
“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儿，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她很伤心，接着说：“我想远离所有的人，抛开一切的事务，只要我能出去，做什么都可以。找一份工作，当一个临时电影演员。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就会很没有面子--他们有很高的地位，不会让我做这种事的。”
在谈话中，她用了多数人称。但我知道，那是指她的丈夫。
这时，我就慌了，开始严肃地劝她。
“你离开也没用，该承担的责任还是回避不了。人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生活就是欲望的表现。因此，千万不要冲动，要不然，您一辈子都会后悔的……”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
“我觉得您说得很有道理。不管怎样，和一个了解自己的人这样谈谈，我感觉舒畅多了。”她有点忧郁地说。
道格拉斯时不时地瞟我们一眼，他正在和其他客人闲聊。
这时，她转过身去，向他笑了笑。
吃完饭后，道格拉斯又拉我到一边：“我还以为你们把对方的耳朵都咬下来了呢！你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哦，没说什么，就是一些日常的大道理！”我很得意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