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伤口里流淌着智慧
张开女性细腻敏感的眼睛，葛水平看到时间裂开着一个个伤口，让人疼痛。河流的走失，村庄的寂寥，手艺的失传，人们的麻木，尤其是——人的死亡。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时间无法改变死亡。”（《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死亡是瞬间发生的事。当一个人的头顶被打开缺口，身体灵界鲜活一点点消亡，生命从此投入了混沌。时光，是出生通往墓穴的道路，不管你是达官贵人，不管你是贩夫走卒。……死亡让世界少了许多东西，河流带走带不走的，欲望总归要留在世上。堆得老高又能怎样？文字冷冷地告诉你，坟墓是一个人最后的句号。”（《坟墓下的****》）在人世间行走几十年，人看到的最触目惊心的事便是他人的死亡，而人于午夜梦回时最不能接受的便是自己的死亡。史铁生说：“人从出生开始便注定要死亡，所以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这样的定论，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历史必然。
葛水平的文章中，死亡是很多故事的最终结局。《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最让人下泪的一篇：“爸，钱买不来命，毛主席都死了。”不说帝王将相，只说毛主席，便足以让人心颤。因为曾经所有人都相信毛主席是不会死的，这种曾经一个时代的人有过无比顽强的认知的“常识”遭到了颠覆，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了。祖母王月娥的死则让人感觉凄凉：“日子把人的一辈子过完了，到死，总算要拼凑成人家了。”在几十年的等待中，一个女人完成了生命的守候，到死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个要等的人。还有，放羊人起富因摔断腿而导致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死；书林因为没钱治糖尿病，在对唯一的亲人弟弟彻骨的失望中将自己炸死；生病的红红妈不想拖累家人，计算着日子吃了安定自杀，而红红的爸也因脑瘤无钱医治而死，“他都不想转世了，就想到那个世界数毛，埋头数一辈子，又一辈子，又一辈子，永不回此岸！”如此决绝，对人生可谓失望到了极点。神人李来法40岁上得了一种流行病，“3天后人剩一张皮，长出一口气，借了油灯的火苗点了天书。烟气散处，山神凹的岭头雾气云霭融成一团墨，看着那团墨云，他眼皮一松，安然了。”一个人一生曾经有过的风光，那些隐在一个生命深处的秘密，都随着这个“安然”，画了个句号。葛水平还写到大作家赵树理的死亡：“9月，他对子女留下一句话：‘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之后，骨瘦如柴的他不再说话。9月底他的心荡向了孤独的天空，生命终结。”如此简洁却如此有表现力的人的死亡，在葛水平的笔下生发出了无尽的凄凉，也让人穿透历史，看到那些时间里的刀，时间里的落英缤纷。
然而葛水平又是睿智的，她在一个个时间的伤口里年看到了流淌出来的智慧。
“历史是时间烧造出来的。”（《高于大地的庙脊》）河流的历史就是河边一个个村庄的历史，村庄的历史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生活、行走、体悟的历史，而银饰、石像、琉璃的历史就是它们走过时间留下印痕的历史。“时光的一半是恩赐，一半是降服。”（《眼仁里那些印》）当人接受了时光的恩赐，读懂了时光的降服，最终就会找到人类的宗教：“看群山巍峨河流绵长，你会明白：什么是人类的宗教，自然才是人类的宗教。”（《隆升起的季节和花朵》）
有什么可与时间抗衡？葛水平认为，“世界上有一些可以和时间抗衡的东西，比如二胡”。“听二胡澄明的弦乐，仿佛感悟人生遭遇之外存在的永恒，如一条穿越千年沧桑的冰河——静美而让人敬畏。”（《旖旎的弦乐铺满大地》）当然，二胡只是“比如”，应该还有很多。就我的理解，应该还有这对大地山川的热爱，对书本里飘香的文字的热爱，对书写自然、历史与人生的热爱，对书法和艺术的热爱，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热爱，等等。正如葛水平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女人应该写作。写作是女人生命的出口。女人要学会‘养’自己，读书‘养’自己，创设良好的生活环境‘养’自己，用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养’自己，用写作来‘养’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养’自己的空间。”有了这些“热爱”和“养”，女人在时间里衰老的是容颜，永远年轻的却是生命。找到自己的“热爱”来与时间抗衡，是我们每个人走过自己的时间时最大的课题。
葛水平在《一扇桃花春汛的窗口》写道：
沃野千里，一个让人如此心动的词汇。它让我向往，河汊纵横，灌木流影，村庄掩映。手环、耳环、钗簪、绣，旧时光对人的摧残是永无止境的啊，我却心甘情愿奔去。
我们每个人，也都愿意向着我们热爱的事物，心甘情愿地奔去。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带来了升华，给每一个读者以最深的人生启迪。
她世界里永恒的幸福与忧伤
——评张勇耀的《会唱歌的蝴蝶》
刘媛
为一本随笔集子写书评，在我还是第一次。坦率地说，拿到勇耀的《会唱歌的蝴蝶》，我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这样的文字该如何评价，怎样才能发掘出它的“深度”与“内涵”。而且我和勇耀不熟悉，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大姐郑重推荐，嘱我一定要读读，这才有了我和勇耀的接触。看名字会以为勇耀是一个飒爽的男儿，见到本人却是一个温和的戴着眼镜的女子。
没想到，随手翻开《会唱歌的蝴蝶》就放不下了。我相信，看过勇耀文字的人，最先被击中的一定是她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朴素，真诚，亲切，实实在在，像她本人给人的印象。但是对于一个批评者来说这一切还不够，多年的专业训练已经养成了我理性而苛刻的阅读习惯，能够打动我，甚至能让我流泪的作品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我梳理自己的阅读体会，一个十分清晰的感受浮现出来，这本由一篇篇长短不一的随笔连缀起来的集子，在看似单纯的文字背后，却写出了女性的前世今生，勾勒出她世界里永恒的幸福与忧伤。
勇耀的《会唱歌的蝴蝶》分为五辑，分别以“我的乡村，我的父亲母亲”、“爱情，友情”、“一家四口”、“摇曳的心情细碎的梦”和“会唱歌的蝴蝶”为主题。前四辑以平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经历的生活，或回忆，或感悟，或实录，在真实地描摹出个人生活情状的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小光点。第五辑比较特殊，作者的书名采用了这一辑的主题，足以看出这部分内容在作者心中的分量。而这一辑只有一篇作品，是勇耀献给母亲的“书”，她曾经答应母亲要给她写一部书，她也一直努力实践这一承诺，但是在此之前，她这篇作品被某家文学杂志拒绝了，编辑的理由是没有时代感，因为勇耀笔下的母亲，让编辑感觉不出是属于那一个时代，勇耀投稿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变革的大时代下，编辑没法理解勇耀笔下的母亲形象。编辑的疑惑恰恰证明了勇耀笔下母亲形象的成功之处——唯其看不出时代性，才有了永恒性。“任土芬”代表了中国女性千百年来的悲苦命运，她的一生像一个寓言，昭示着中国女性千年不变的如寄宿命。
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中，以母亲为写作题材的多不胜数。五四时期出现的女作家，冰心、冯沅君、苏雪林、凌叔华等，都把母亲作为描述对象，歌颂母亲的品质，赞美母爱的圣洁伟大。“歌颂母性的爱，几乎成为五四时代及稍后女作家们的一个……默契的选择”。例如冰心，她是歌颂母亲爱最典型的代表，她的《南归》是以随笔的形式，描述她的母亲在病逝前后的一些情景，感人至深。还有丁玲的小说《母亲》，以自己亲生母亲余曼贞为原型，刻画了以曼贞为代表的那一时期的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和未来。当代有代表性的写母亲的文字当属张洁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写母亲生病住院直至去世的全过程，椎心泣血，令人难忘。近期有虹影的《好儿女花》，被评论称为“用残酷生活与母爱和解”。上述作品，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虚拟，而是真实的叙述，带有传记色彩。勇耀书里第五辑《会唱歌的蝴蝶》尽管她自己认为是小说，但还是没有脱掉传记写实的特点，从故事情节，到叙述手法，都是写实的叙事散文的路子。当然，也有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然而就我看来，勇耀是不适合写小说的，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喜欢写散文，因为散文常常是表现那些美好的单线条的内容的，而且总要让人看到亮色，但小说却要写出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的世界，有时甚至很残忍。生活，绝大多时候是小说式的，真实，曲折，甚至残酷。”真诚的本性成就了她行文的风格，也成为一种障碍。一个好的作家，能成名立世的，一定有过人的驾驭素材的能力，能够从拥有的经验和经历中超脱，把它们变成适合作品情节需要的故事和人物，而不是如实托出，靠素材本身具有的特质打动人心。而勇耀的长处恰恰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琐碎事物的闪光点，然后老实地、如实地写出来，那种朴素的、没有雕饰矫情的一派天然，像清风徐徐入心，让读者倍感舒服亲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认为勇耀更适合散文随笔的写作。也唯此，《会唱歌的蝴蝶》不是靠技巧，而是靠人物本身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不想套用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评价这篇作品，但是，勇耀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她的写作暗合了女权主义的某些论调。
作品中的母亲任土芬历经坎坷，生活艰辛困顿，以致以49岁的年龄离开人世。她的一生，是一个女性面对庞大的世界孤苦无依而被迫勇敢面对的一生，是遭到男性伤害的一生。作为一个女人，她终其一生没有从男性世界得到丝毫庇护，无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儿子，他们应该给她以呵护关爱，用男性的肩膀为她支撑生活的天空，然而她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冷漠无情。她的父亲拒绝她回到娘家的村庄安家，甚至躺在她盖房子的宅基地上，阻止她千辛万苦才筹集起来的建房大计；她的丈夫常年在省城工作，不愿意回家，也不愿意分担生活的艰辛，庄稼的播种收割，孩子的学费筹集，甚至建房这样的大事，都是任土芬一人操劳；盼到儿子长大了，她在亲手建的房子里为他们成家，但是儿子们为了争房产，无视母亲的艰辛为难，一个以死相逼，一个准备好雷管想炸掉这个家。祖孙三代男人，以不同的方式，伤害着任土芬。但是，她没有抱怨，尽心尽力维持这个家，自己得病也不去看，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想的还是儿子们将来的生活。她的生存意义里，已经没有了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一切，而仅仅剩下了“母亲”这样一个身份——奉献，牺牲。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她完全没有自我，面对生活的种种压迫，她没有反抗，而是接受，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它，流着汗，流着血向前走。作品中的女儿“霞”是任土芬唯一的温暖和慰藉，母女间的那种相濡以沫，相互依靠的亲密情感，是抵御男性世界无情冷漠的一道屏障。“霞”在母亲的支持下，读了大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大学生，“霞”无力改变母亲的命运，而她精神深处依然停滞在传统的家庭伦理桎梏中，在一次次目睹哥哥、弟弟向母亲发难的过程中，她不敢站出来和他们抗争，只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在家庭里她不仅没有继承权，也没有发言权。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帮母亲多干些活，用言语抚慰母亲。不难看出，无论是作品里的“霞”，还是真实生活中的勇耀自己，传统的思想还是占了绝对优势，这就造成了这篇作品的最大缺憾，就是作者缺乏批判和反思的视角。也许作者不忍心对自己的亲人有所指责，她没有正面描写任土芬生命中的这些男性，也没有写任土芬对他们的态度，同样也没有自己的评价，她只是在陈述事实，客观地描写他们的言语行为。她也同样没有深刻地剖析任土芬的真实心理，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受难的母亲的形象，这个形象无疑是高洁的，却也是单一的。这可能是女性写母亲的一个通病，作为儿女，确实很难做到或者说不愿意去猜想母亲的心理，那种养育的恩情，让儿女将母亲置于神坛，除了礼赞，别无选择。像张爱玲、虹影那样，勇于暴露母亲的生活和自己的真实情感，除了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在情感上与母亲的重大隔阂。母亲是女儿的过去、现在、未来，母亲就是女儿自己，对母亲这个与自身血肉相连最亲密的人的书写与发现过程，也是女作家审视发现自身的最直接的一条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