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这一身份符号被放置于家庭中,被赋予理想化的标签寓意,似乎“幼师”身份成了“善良有爱心”的符号能指,面对孩子时,其温柔贤淑、和蔼可亲的形象处处洋溢对待生活的向美向善、宽容雅量,而这一职业身份的所指在毫无其他确凿支点的情况下指向了“理想媳妇”,因为职业习惯而形成了尊老爱幼、圆融温厚的个性。将一个女人的人伦道德凌驾于职业身份的外化显现,需要通过与之相宜的职业进行匹配,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失欲盖弥彰之嫌,太过完美的性格标签更像是营造了现实无以企及的符号化形象,一种脸谱化的理想寄托,在现代社会,无异于一种对女性家庭形象日渐式微、脱离理想的暗讽。易小白在《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提出“优秀家庭伦理剧”具备的特点时表示:“这些电视剧都设置了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主人公作为大众情感投射的‘欲望客体’。他们都具有‘所有困难都自己扛’的性格特点,并以此忍辱负重地化解着来自家庭内外的一切矛盾,都尊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生存哲学。”不难发现,《媳妇的美好宣言》中的毛绒绒同样承载了以上所有的特征,因而谓之“当代神话”并不为过。而所谓“优秀家庭伦理剧”的标签,也难以考证其依据,只是作为一部轻松喜剧风格的家庭伦理剧,即便有人物关系上的创新,也不免落入某种程度的世俗窠臼,陷入另一种模式化的套路。
二、麻辣婆婆:黑白分明的“正义”使者
欲说婆婆身份在当下诸多家庭剧中的形象,“恶婆婆”似乎形成了普遍的认同,历来成为与媳妇相抗衡乐此不疲的银幕典型,要么斤斤计较,要么城府颇深,如若婆婆与媳妇一个倚老卖老、一个恃宠而骄,好戏便势必拉开序幕,而两边讨好的儿子兼丈夫却要饱受煎熬。“婆婆”一角在众多家庭伦理剧中的确少有等闲之辈,譬如《媳妇的美好年代》中古板木讷、泼辣直率的婆婆;《当婆婆遇上妈》中强势苛刻、心机四起的婆婆;《岳母的幸福生活》中刁蛮市井、虚荣霸道的婆婆等。在《媳妇的美好宣言》中,精明干练的婆婆涂香香也有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英雄烈属,寡居多年,曾做过妇女工作,身为退休干部而爱说教、爱指挥,自尊心强,具备了一般家庭伦理剧中婆婆形象的普遍因素,其性格介于“刁钻市井、斤斤计较”与“强势苛刻、工于心计”之间,承袭了“英雄家庭”的传统与美德,同时延续了职业身份影响下教条主义、是非分明的特征,在家动辄召集子女开会,要求发言先举手,不经允许吃饭不准动筷,有错当即批评等等,让子女对其敬畏三分,足见创作者着力将家庭身世与职业特色紧密相连构建人物性格的良苦用心。
剧中的婆婆涂香香与几个儿媳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别。其中,大儿媳毛绒绒视婆婆辛苦操劳而忽略自身的幸福,遂帮她说媒的桥段,磨合婆媳关系的同时,也引发了对“黄昏恋”这一社会话题的关注,成为剧情一大亮点。剧中将婆婆本人严谨自律、黑白分明、重视门面的性格拆解开来,使其内心矛盾更富有跌宕感。因“身世职业”元素直接影响了剧中对人物整体的判断,故创作者将婆婆的“黄昏恋”对象设置为“蛋糕店老板”,个体小户经商者,没有任何体面的名目头衔,完全不同的出身,也为婆婆本人的情感判断埋设了潜在障碍:一方面揪心于对方与自己多方面的不相配;另一方面担忧子女对自己再次恋爱的态度,在徘徊间增添了戏剧性因素。对象老卫的身份符号,同样所指为一种不求名利却安然自得、平淡快乐的生活态度,与婆婆的名利心重、碍于颜面形成反差,而最终婆婆不再拘泥于死板保守的“忠贞主义”,迈出了敢于面对真我的第一步。“黄昏恋”作为行动代码,其所指是对老年人追求幸福权利的呼吁,是对处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弱势群体的人文关照与道德慰藉。通过“媳妇”为“婆婆”说媒,也同时拉近了二者关系,使婆媳之间不再局限于单调的家庭“内斗”,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而让媳妇以朋友和知己的身份出现,深入婆婆进一步的情感与精神世界。“说媒”这一行为符号,也同样标志着对传统“婆媳鸿沟”的瓦解,人道主义关怀的渗透,更容易博取好感。正如剧中毛绒绒自白:“从前跟婆婆是并肩行走,而现在是手挽手,感觉距离更近了。”
面对口无遮拦、招惹是非又热情过度的二儿媳刘草莓,婆婆则一向反感甚至惧怕,重要原因还是顾忌其“美甲店老板”职业——智商和情商都难敌“英雄家庭”出身的“艺术家”二儿子,再次凸显出创作者致力于“职业特征影响个人性格”表现的偏好。好在二儿媳刘草莓大大咧咧活泼健忘,对婆婆的挑剔和非议最终都抛于脑后,也因为刘草莓“大喇叭”的性格,给一家人增添了麻烦和误解,推进了剧情发展,而婆婆最终也念在其多年照顾二儿子,感情甚笃的份上接纳了她。运用一个夸张化的人物符号增添喜剧效果与戏剧张力,同时反衬出雷厉风行的婆婆面对低情商媳妇无计可施的一面,令婆婆在外表观之的冷酷教条之外,也充满女人的感性可爱。而在对待前任大儿媳华婷露的态度上,婆婆又是另一番话语主导者姿态,因了解其内心诡计多端而多次猜中前儿媳故意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伎俩,提醒新儿媳毛绒绒提防,还为保护毛的立场,摆出为新儿媳做主的“正义”之姿对前儿媳拍案而起,极力声讨,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客气。
婆婆“主持公理和正义”的文化身份,在剧中处于不容置疑的地位。这种话语主导意识还源自传统“父权”的尊卑伦理意识,“由于传统长者本位伦理超稳定的沿袭,“亵渎父亲”,解构父权伦理成为近期家庭电视剧的主要任务”。而《媳妇的美好宣言》一剧中,主要家庭“父亲”形象的消失,“英雄”概念的存在,成了一种文本符号能指,而由“母亲”(即婆婆)代表的“仿父权”尊卑伦理因此建立。在这种意识下,传统家庭的父权伦理认知结构并未被打散,却反之因“母亲”的替代得到强化,构成一个意识形态层面强大的所指。所以婆婆涂香香的“黄昏恋”造成其个人内心相当激烈的斗争,也遭到子女起初的强烈反对(媳妇作为后来者无法参与其家庭伦理结构建立过程,故“说媒”由媳妇完成反更讨巧)——因子女在成长教育过程中深受母亲说一不二、公正严谨个性作风的影响(大儿子十二岁时母亲即开始守寡,擅自抚养三个孩子),其父亲成为一个虚幻的楷模形象印刻于母亲身上,被母亲时刻提醒,(甚至大儿子新婚时母亲将父亲的“烈士奖状”摆放在新房中为新媳妇“洗脑”),仿佛母亲是“父权”的代执行者,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父权”伦常结构,婆婆的“正义”形象也正是这种“父权”伦常结构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