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在语言上无可救药地走上了张氏之路，好在她的才情还够，能够领悟到精髓之处，她的很多语言表述已经具备了张爱玲的某些特质：新奇、华美、传神、富有穿透力。“他们像两只洁净的瓷器，清脆而干净地碰撞，刻意去回避装在容器里的陈年的气息。他们都避开汹涌的往事。”（《鱼吻》）“原来人的一生真的就是一滴水，在时光的洪荒中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她不过是曾经的一个时代留在这世上的遗物，是用来祭祀着那个时代的祭品。”（《祛魅》）“一个女人在撞见自己的男人出轨后，还要装得像个母亲一样宽容他，还要把牙齿打碎了往下咽，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那些牙齿她根本就是消化不掉的，它们在她身体里一寸一寸咬着她，咬得她肝脏俱损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醉长安》）这些形象生动的语言，非常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心态。同样，在景物的描摹上，作者也能别出心裁。“漫山遍野都是葡萄树，葡萄藤妩媚地爬满了所有的竹架、铁丝，甚至石头，树妖似的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罩住了这座矮山。绿色扑面而来，大约是这绿的浓度过高了些，已经不像颜色了，更像是些无形的固体，砖头似的向人砸过来。这些砖头就在这空气里垒起了一座巨大的建筑，伸出手去都可以触摸到空气中每块隐形的砖石。砖石上生满了潮湿的青苔，阴凉、滑腻，那是山中深不见底的时间一层层地附上去结成的。”（《一万种黎明》）
但是，过多地用这样新奇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就有炫技之嫌了。如同衣服上的蕾丝花边，漂亮固然漂亮，太多了就累赘了。张爱玲的好处是有节制的，恰到好处的那么一句，令人念念不忘。孙频小说里很多语言表述有繁复之嫌，让读者难免产生厌倦之感，就像蛋糕上奶油太多，反而影响了食欲。如《异香》的开头：“黄昏的山林里细若游丝地飘过一缕诡谲的异香。就那么一缕，可是，很邪，邪到了锋利。很细，很轻，像一页薄薄的宣纸，一放进水里就自己先化掉了，连点骨架都没有。这香味像是从两扇花纹繁复古旧、腐朽颓败的木门后面散发出来的。那两扇门紧紧闭着，寂静像野草一样凄艳茂密地包裹着这两扇门，却无从猜测这门后面究竟是什么。这异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妖冶、陌生的香味。妩媚得过了，已经近于可怖。这异香从树梢间擦过的一瞬间，像一只苍白、冰凉、诡异的手，只用寒香的指尖拂过了树梢。叶子乘坐着一天中最后的光线，旋转着往下落去，落去。这叶子触到卫瑜的皮肤时，她顿时觉得这点碰撞像根针一样直直往她身体深处钉去。她下意识地抱住肩，打了个寒颤。”这段话中用了一连几个“……像……”，最后落到人物这里，却没有让人觉得这妖异的香味到底与人物发生怎样的关系。
一位知名作家曾经如此评价“80后”：他初在网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感到吃惊，因他们文字的冲击力，夸张俏皮与跳跃性的联想。读得多了才发现其单调、重复。孙频的作品似乎也有着这一代人的共性。但是，孙频绝对是一位有深度有潜质的优秀作家，希望孙频能为其才华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也希望她能好好养护其才华，创作出更具深度厚度的作品。
公共领域之性别政治颉颃
——以李昂“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为研究视域
艾尤
台湾文坛中，政治论述向来由男作家主导，女作家鲜有这方面的作品。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再加之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对台湾妇女运动、台湾女性文学的影响，政治题材才浮现于女性小说创作中，代表作品有袁琼琼的《今生缘》、陈烨的《泥河》、苏伟贞的《离开同方》和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然而，这些作品虽然涉及政治题材，但并没有将女性、政治、欲望三者做到真正的有机结合，往往是欲望书写、政治议题、性别思考呈分裂状态。直到李昂的长篇小说《迷园》和“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的出现，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台湾女性小说中，将欲望书写、政治议题、性别思考糅合一体的佼佼者可谓李昂。
不过，较之《迷园》，李昂的“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可谓更具前瞻性。如果说，《迷园》是性别政治中****场域性别权力颉颃的典范，那么，“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则是性别政治中社会场域性别权力交锋的力作。李昂对性别政治问题的关注，已从男女两性个体之间跳出，转向男女两性群体之间，由侧重探讨家庭内两性的小政治，即女性在私人生活中自我欲望的实现；转向注重探讨社会中两性的大政治，即女性在社会场域中自我欲望的实现。“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通过公共领域的性别政治叙事，展现了两性在公共社会政治场域的性别权力抗衡与争夺，深入探讨女性在公共领域所遭遇的种种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这种不平等之于女性欲望实现的肉体与精神困囿。李昂在作品中，将性别政治化、女性****政治化，借此对性别权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传递出女性希望夺回被剥夺的自身性别权利和性别权力的内心渴求。这些作品将台湾的两性政治权力交锋与社会政治权力颉颃勾连、交混，让人难以分辨何为性别政治、何为社会政治，其实，这两者又何尝真正割裂过？凯特·米列在《性政治》一书指出，“政治”指的就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个群体被另一群体控制，由于社会中的所有权力机构都由男性掌控，因此“政治”一词也特别适合用来形容两性关系，它能描绘出两性关系自古迄今的真实面貌，两性之间的从属关系与阶级、种族、阶层之间的控制/支配关系具有同构性，这种性别操控一直是男权社会文化中最冥顽不灵的基本权力结构。所以，性别压迫既是社会政治，也是性别政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为维护男权体制的性别红利和巩固男权统治，通过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对人的教养等多种渠道对女性进行规塑和掌控；二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女性，为反对男权宰制，夺回女性应有的权益，实现女性自我欲望，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反叛男权体制，改变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附庸地位。李昂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她从女性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经验出发，借由创作思考性别政治中的权力与欲望问题。
“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共有四个文本《戴贞操带的魔鬼》《空白的灵堂》《北港香炉人人插》和《彩妆血祭》，这四个文本均以“反对运动阵营”这一党派的政治活动为观察场域，在台湾如火如荼的政治氛围中上演了各种性别权力纷争。作品以亲“反对运动阵营”的女作家为叙述视角，通过男政客、女政客、女作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布置了一个性别权力颉颃迷局，利用套中套、局中局的叙事模式，围绕女性、政治、****等话题，探讨女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边缘位置和主体性的缺失，以及女性该如何反抗现有秩序、向男性要回平等权力，由此来思考人权、性别权力、政治话语权等问题。李昂曾诘问：“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是白色恐怖下的近五十年戒严？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压迫者还是受迫害者？是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或者，是作者？又或者，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根本是每个怀带意识形态、政治取向、性别族群等等认同的读者？”透过这个迷局，我们会发现真正的“魔鬼”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他者”之眼。
综观四部作品，会发现每篇小说都以一个女性政治人物为论述主角，有被捕议员的妻子、革命烈士的未亡人、政治受难者的遗孀和才貌双全的女“立委”，她们步入政界都是一种被动性选择，为救夫、为生存、为申冤，或为爱情和尊严，均与某位至亲的男性政治人物紧密相关。这些因不同原因涉政的女性，虽不了解政治，却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政治洪流，并共同为一个政党（反对党）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牺牲。然而，李昂关注的并不是她们的政治地位与荣耀，而是她们在男权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切实处境，即外在荣耀与内心失落的矛盾纠结、无法如常人的生存状况以及难以实现的情感欲求。
《戴贞操带的魔鬼》《空白的灵堂》《彩妆血祭》中的三位政治女性，她们的丈夫都因政治运动被监禁或杀害，身为妻子、母亲的她们，虽成长环境、个性迥异，但遭遇却极为相似。她们是悲情母亲，身居高位的“她”（《戴贞操带的魔鬼》）和反对阵营极度拥戴的王妈妈（《彩妆血祭》），都需要面对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前者为了孩子不受社会歧视，不被当权派作为要挟丈夫的人质，将孩子远送他国；后者因政治事务缠身，无暇照顾年幼之子，以致儿子被监督他们的情治人员男同性恋者性侵，感染艾滋病身亡。她们是哀情妻子，受自己或丈夫的政治身份所禁锢，被迫放弃自身的情感欲求和生理需求。《戴贞操带的魔鬼》塑造了一位守活寡的年轻女“立委”形象，为营救坐监的丈夫，她前往欧洲参加一个名为“鲑鱼返乡”的秘密会议，商讨如何让打入黑名单的流亡海外********重返故园。然而，随着“黑名单”禁令的解除，囚禁和流放的********皆可释放与返乡，但她的丈夫却因为对方政党不满足自己的政治条件，丝毫不顾及妻子的感受而拒绝出狱。为了丈夫的政治尊严，为了反对阵营的民心，她只好再度压抑自己的****，“她做女人的****与性，永远中止在她三十二岁的那年圣诞夜大逮捕”。抵死抗争的鲑鱼返乡悲情，也成了这位女“立委”的最好象征。拥戴她的选民们，赋予她“哀伤国母”“悲情国母”“坚强国母”多重称号，殊不知这哀伤、悲情与坚强，正是女性自我欲望被政治身份困死，又无从抗拒，只好无奈坚守的真情流露。小说中的“魔鬼”，既指折磨女主人公的内心****，也指钳制其****的政治身份。《空白的灵堂》中的林玉贞同样可悲，自从进入“立法委”工作后，别人对她的称呼就改为“添进嫂”了。这种尊称完全是一种伦理禁锢，剥夺了她重新寻找自我幸福的自由。她虽不是政治名流，但同样得守着死难者家属的身份，作为遗孀，她“只能照顾供在‘神主牌位’上，不能坏了反对阵营的伦理”。为维护死去丈夫及其党派的声誉，被迫放弃重新选择婚姻的权利，只能用偷情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求。林玉贞作为政治的陪葬品，政治灵堂上既供奉着她死去的丈夫，也供奉着她的人生幸福。自古以来，“男女在****上受着生理和文化上不同的因素影响，社会对男女在****上的规范和期望也有不同。从两性间的差异可以带出更宏观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正常的性？正常的性之厘定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的？社会对性的操控在多个层面发生，从睡房到战场都有蛛丝马迹。我们会通过审视两性在****上的差异——特别是忽视女性****——带出权力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这些厘定的准则和它们被表露的方式”。
其实，上述三位女性无论政治身份高或低，都与普通女性无异，有正常的生理、情感欲求，但她们的这一切正常的身心欲求都被非正常化了，政治身份好似一座贞洁牌坊压制着她们，让她们只能压抑自我，作为欲望客体被男权社会操纵，继续履行政治符号的职责。尽管女性争取各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已有历史，但现实中社会公共场域与无性别差异的净土相差甚远，甚至女性在政治场域的遭遇更能说明性别政治的尖锐性。
较于其他三部作品来说，《北港香炉人人插》中的林丽姿算是女性参政者的一个特例，她表现了女性参政者对现有体制中性别权力落差的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被李昂以一种戏谑的漫画式手法展现出来。从事党外运动工作的林丽姿原本天真单纯，为政治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真情与身体，换来的却是男政客的唾弃，还背负了“北港香炉”等诸多耻辱性的骂名。她终于看清在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女性参政的虚妄性，女性只是男性政治运动中的一种虚设和被利用的对象。她开始一切按自我意愿行事，无论是政治地位的攀爬或是身体欲望的满足，以此反叛这种不平等。反抗两性之间的性别权力落差，是女性参政的目标之一。“当一主体被过于蛮横地排斥在社会/象征秩序的层面之外，例如当一位妇女感觉到她的作为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或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情形被现存权力（从她的家庭到社会机构）话语过于残忍地忽视时，她凭着抗拒参与那久已忍受的暴力，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暴力的代理人，以此抗拒压迫”。也就是说，当女性意识到性别权力落差对己的伤害时，就会开始反抗，并试图建立新的男女平权的政治秩序。只是林丽姿用了一种很偏激的方式进行反抗，当被问及该如何从男性那里取回权力时，她不假思索地说：“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啊！”此时的林丽姿与《迷园》中的朱影红不谋而合，都将性作为一种谋取性别权力、打赢性别战争的政治手段，并且都成了胜者，林丽姿从此在政界平步青云。
其实，林丽姿、朱影红以此为行动策略和李昂以此为书写策略，是有其独特用意的。因为性一直是男性权力所在，在性方面，男人天生具有侵略性与支配权，而女人向来是被动而顺从的，只要女人的性是由男人的性来解释的，那么性别平等便不可能达成，女人也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与男人平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