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而且罂粟实际上是在有原型的前提下加以夸张，实际上当代确有一些这样的女性，看来我还挺公正的，并没有对男同胞有偏见，这个故事里最恶的一个人是女人。她可以反手云覆手雨，八面玲珑十六面圆滑，还要以最美的姿态呈现于世，为此她做整容手术，成了人造美女，她骗取铜牛的信任，花着铜牛的钱，享受着阿豹的性爱，控制欲也得到满足，但是她最后恰恰死于整容手术，这也是一个隐喻，人实际上必定是死于自己制造的圈套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王红旗：如果不明白这个，很可能挖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都有一种文化隐喻所在。你的智慧在于，反思人性的复杂变异的内在与外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请问，天仙子本身就是一个女作家，在一些方面是否也有你自己影子？
如果说《羽蛇》里面可能跟您的成长关系比较多的话，那么如《炼狱之花》里的海百合有一种旧时情怀，她孤独的灵魂与现世是对峙的，她坚持的勇气，让她的人生境界得到更高的升华。当规则变了的时候，作为人如何坚守？像罂粟、番石榴之类的女人，并没有经历过艰苦奋斗，凭借性色手段很快当上了“明星”，过上优厚的物质生活。
徐小斌：我写天仙子很客观，反而是海百合身上投射了我骨子里一些东西。我骨子里其实有一种类似生瓜蛋子的那种劲儿，长不大。我会坚持真我，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人。但是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真人，不会跟你为难。我曾经说过，说我在遇到禁忌的时候，宁可蜿蜒曲折地表达我的真实想法，也不会用写实的手法去表达虚假的东西，现实主义实际上应当是批判现实主义，但是现在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我觉得真是太少了，而且不够深刻。
在出世和入世的转换中坚守文学精神
王红旗：今天正好您的《如姬》开拍，以前您也写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文本，如历史剧《德龄公主》。您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海火》，海生物在交配时呈现出一种罕见非常壮丽的“海火”景观。虽然这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海生物们就会悲壮地死去。当小说中的主人公郗小雪与方达相携走向海洋的时候，“海火”出现了。对他们的命运未知而言是一个显在的多重隐喻。
徐小斌：这是我第一个长篇，再版过几次，最新的一版叫作《海妖的歌声》。确切地说，我的小说没什么真正的畅销书，但都是长销书。再版最多的是《羽蛇》，在国内已经出8版了，与西蒙舒斯特2007年签约，2009年出版英文版，陆续签了8个小语种，同时签了另一部长篇《敦煌遗梦》。电视剧《德龄公主》，是我编剧，韩刚执导的。整整两年写完小说初稿。下半年有家影视公司看中此小说，其实他们只看了一个大纲，希望改电视剧，因是自己喜欢的题材，于是决定自己改，写完剧本后又改了一稿小说。其辛苦自不待言。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让它既忠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既有严肃的内涵又有好看的故事，在没有历史硬伤的前提下，大胆颠覆历史人物与创造性地写精彩的故事。历史背景是大清帝国如残阳夕照般无可挽回地没落，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而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包括慈禧、光绪、隆裕等等都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在大悲剧的背景下的一种轻松有趣愉悦甚至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故事与背景之间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张力。当然，如我所料，电视剧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我的这些初衷，好在有书在。明年，《敦煌遗梦》的电影也要搬上银幕了，也是我自己编剧。
王红旗：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有几十部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谈女性文学不能不谈到徐小斌，徐小斌的作品女性立场是很独特的。从表面上看好像总是背对文坛主流，其实有着“别一处”的深刻。如从《羽蛇》《炼狱之花》《天鹅》里，能够看到男人和女人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宗教世界里的流浪、挣扎、焦虑、涅磐、化蝶与飞翔。比如说羽蛇、海百合、天仙子、古薇都有这样的生命经验。她们的性格塑造有着人性本质的相似性。三位善良的女人，一个回不到自己的家，一个为拯救家族中唯一的血脉割除脑胚体，听着久违了的神谕，含笑走近湖水的深处，一个为了真正的爱情自觉走进夜色的赛里木湖。这与其说逃离，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再生”而化为“永恒”，赋予了女性形象以“神性”。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您在不同阶段对生命的认识。经历了像羽、海百合、古薇一样孤独的灵魂与现世的对峙，从而得到了更高境界升华。就像您在《炼狱之花》序中说的：“写完了这部小说，我的人生也出现了一个巨大变化：从逃避现实变成了敢于面对现实，从悲观绝望变成了享受孤独的快乐”。因为，您的意识里也有了“神性”。
《炼狱之花》的母亲天仙子一生付出母爱，女儿死后用灯泡为女儿制造了一座辉煌的坟墓，让城市的人心灵都感觉到母爱的温暖，也成为一种母亲的自我救赎。还有韵儿、番石榴，她们年轻一代在物质世界和精神境界的跋涉者，不是完全没有精神追求的行尸走肉，是社会秩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变了，人到底应该如何前行？
徐小斌：规则变了，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如果你是有翅膀的，会有很多人要剪断你的翅膀，你为了爱惜你的羽毛，保护自己的翅膀，你必须要和现实现世的利益划出很清晰的界限。肯定不能既要这样又要那样，鱼与熊掌永远不可兼得。
王红旗：但是，“神性”是可以成为改变规则的正能量的。《天鹅》里构筑的并不只是一个理想的“神界”，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故事啊。您认为，您跨越小说、影视和绘画艺术“三界”时，给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徐小斌：我觉得所谓三界，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一种出世和入世的互相转换，达到自由王国，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我创作方面的源泉基本来自生活和其他领域，譬如电影、绘画、戏曲、音乐、雕塑什么的，在很大程度上滋养着我的小说。
王红旗：谢谢您，在不断地为当代女性文坛塑造各种不同性格、不同生活方式的女性形象。而这群形象越来越具有“神性”的力量。
一位文化“夹缝人”以女性爱与命运书写的香港历史
——黄虹坚的《和谁在阳台看日落》论坛
夏芸梦
黄虹坚简介：
著名香港女作家。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内地，后回到香港。广州市第一中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从事文学创作多年，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专栏及少儿文学作品。作品曾获内地、香港及台湾各项文学奖项。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橘红色的校徽》《竹篱笆》；电影文学剧本《自梳女》《湖草萋萋》；少年成长小说《十三岁的深秋》《再见！喜多郎》《妈妈不是慈母》《明天你就十五岁了》。还有以香港女性为主角的中短篇小说集《我妈的老套爱情》，长篇《和谁在阳台看日落》。
计璧瑞：（特邀主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香港著名女作家黄虹坚老师，来谈她的长篇新作《和谁在阳台上看日落》和香港文学现状。我就议题的角度，想请黄老师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女性命运和女性形象，可以说是黄老师笔下的女性百态；其二，就是“香港+女性”这个着力点。也就是说香港在黄老师写作当中的关键性；其三，就是黄老师如何看待写作。黄老师坚持这么多年的笔耕，她这样一份对文学、对写作的执着在她人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重要位置。下面请黄老师来做一番阐述。
小说创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
黄虹坚：我先谈怎么看待写作。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依恋，对写作的执着坚持多年了。说起来我成名是比较早的，现在看来是一段很扭曲的历史。“****”之后我20出头，就已经在《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了。当时我的一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小轰动，是写“****”的《在大风大浪中》。那是以歌颂****，歌颂红卫兵这么一个姿态出现的。当时小姑娘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很多人表示诧异惊叹，我也被认为是文学的后起之秀。但是那样一种创作思想让我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解说错误的时代和政策、写高大全、写正面人物、灌输作家的想法……这创作思路让我长时间走不出来。年轻时代接受的东西要改变，等于要换一个思考的脑袋，那真是比较痛苦的。
是经典阅读帮了我。我一直认为生活、阅读、思考、技巧（包括文字）这四者，是作家的基本功。我从经典阅读里吸取文学营养，自己经过反思，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确认了一个命题：写作的过程以及写出的作品都是生活和生命的体现。通过写作不但把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写了出来，也把别人的生命体验写了出来，这样就构筑了一个非常浩大丰富的人生世界。我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在生活里忧柴、忧米、忧房子。但是写作可以令我们超越现实的平庸，获得生命的激情和丰富，体验生命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它的精彩。所以通过文字书写，个人的生命素质得到了升华。这就是我选择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想说明一点，在香港写作是很难发财的（像金庸先生这类作家当然除外）。我必须要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当编辑，当老师，用薪酬养家活口，然后用业余时间写作。你摆脱不了文字的诱惑，在非常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还想着拿点什么来依托自己的生命，我选择的是写作。写作时跟小说里面的人物就生活在一起了，那段时间我就觉得非常充实。所以对写作的执着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写作来体现我的生命形态和价值，体现我对生命的理解。这是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讲到“香港+女性”的着力点，我生在香港，但从小成长在大陆，所有的教育都在大陆，文化的根也是在大陆。我的文学营养、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态度都是源自大陆的教育和生活。所以我观察生活的眼光、我的叙事方式和我的文字一定不同于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可以说在到香港多年之后，在接受了多元文化之后，在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我仍能感觉到自己是文化的“夹缝人”。但这特点也成就了某一类香港作家。这种作家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作品，是香港作家群里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属于香港，可以在香港找到文字的立足点，是因为当时我写了一部成长小说《13岁的深秋》，在台湾得奖。非常鼓舞我的是，这个小说在香港中学生里就有很大的反响。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位有名的文化人在专栏中写到，他的女儿和同学通电话，流着眼泪讨论《13岁的深秋》。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湖草萋萋》，写我们这代经历了“****”的大学生在解放军农场锻炼的故事，也在台湾得了奖。当时的政策，是大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在解放军农场种了9个月的水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验到生命的那种寂寞和无奈。但是那段生活，湖南洞庭湖一隅，湖上长满了茂密的水草，这触点了某一个意象，却启动了电影剧本《湖草萋萋》的构思。
我的小说，从一开始主角就都是女性。我在内地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集《橘红色的校徽》。小说集收进了我写的一个中篇《橘红色的校徽》，小说曾获首届花城文学奖。这个橘红色校徽讲述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学生，也就是“回炉”的“****”老五届大学生。我们这批在“****”中失学、未能完成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渴求重新学习，上书中央要求返校读书（后来才知道写信的是我们一名四年级的师姐）。所以才有了“回炉”政策。校园里老师戴的是红校徽，学生戴的是白校徽，“回炉“生的校徽是橘红色的。这在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届，永远的一届。我写《橘红色的校徽》后，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说是写出了我们这批“****”大学生的辛酸，写出了我们这些人的奋斗。当时上海著名的电影导演吴贻弓还准备把它拍成电影。中篇小说《竹篱笆》，也被一个省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电影剧本《临海的校园》拍成电视剧后，还获得“新时期电视剧奖”。
写女性是必然的，我觉得我最熟悉还是女性，对男性的一些毛病看得比较透彻，特别是他们伪装的东西，所以男性成为我作品中美好形象的机会不多。但我心目中是有理想男性的，在《和谁在阳台看日落》里面就写了一个卢卓铿。我写女性，细节都是随手拈来，写着写着，平时观察到的细节就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了，就进入小说里的每一个女性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