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专家热议铲除滋生家庭暴力的土壤
代刚
今年在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扭转对家庭暴力受虐妇女以暴制暴杀夫案的重刑现象的提案》，提案的核心问题是，对遭遇家庭暴力忍无可忍而杀夫的被告应依法从轻减轻等情节酌定量刑。这个提案受到社会各界、更受到广大女性研究学者的重视。
6月14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网共同举办第25期中国女性文化论坛，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创始人王行娟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景和教授、《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蔡鑫副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红旗以“铲除滋生家庭暴力的土壤，对家暴受害者建立庇护机制”的论题就家暴产生的土壤、我国反家暴的发展历程及如何采取措施才能铲除滋生家暴的文化土壤等进行广泛的探讨。
家庭暴力在中国有其特殊土壤
1930年出生的王行娟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创办者、领头雁。20世纪80年代，她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也是国内最早对家庭力受虐女性进行心理救助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进行实际的救助活动，而且对家庭暴力做过多方面的很多研究。
她希望，孩子们的童年和每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内心都充满阳光。
主持人（代刚，中国妇女报记者，中国妇女报妇女新闻部副主任）：王行娟老师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您曾直言：母亲的命运如同她的一双手，她为王家生儿育女，但是她在家庭没有赢得起码的地位和尊重。您的童年也成了母亲的出气筒而屡遭暴力。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到如今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施以援手，耄耋之年不言退，是不是与这段刻骨铭心的童年有关。
王行娟（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研究员）：我是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因为我的大母亲长期不生育，所以娶了我的母亲做妾来传宗接代。我母亲是一个穷人家孩子，到了王家以后，非常压抑。我母亲生了好多孩子，活着的就有7个。我是中间的一个，既享受不到长子长女的尊重，也没有妹妹弟弟那样受宠爱。我是在爱的缺失的环境下长大的。母亲对现状不满不能说，只能用打孩子来发泄她的怨气。我从小就切身体会到，打骂孩子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愿意做一个爱的传播者，对处在困境状态中的人伸出我的手。这就是我带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的初衷。
蔡鑫（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我对王行娟老师在反家暴领域的贡献非常敬佩，我去过王老师的红枫中心，也曾经安排学生去做过志愿者。王老师的红枫中心坚持了20年，几乎从未得到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其中的种种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王行娟：我从自己的童年体会到，爱的情绪和情感，是人生存的基本心理需要，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健康地成长。我们最近开展流动家庭每日家教三个十分钟项目，倡导的口号就是“爱哺育出爱，冷漠哺育出冷漠”。你看现在有的青少年，为了点点小事，就杀父亲，杀母亲，杀同学。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在冷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感受过爱，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知道要爱生命，爱他人，爱社会。他们只看到人和人的关系中冷漠、自私的一面。因此形成偏激型的人格特征，一切以我为中心，为了个人的利益、取乐或者寻求刺激，什么都去做，杀人放火，什么都敢干。
我们是最早研究家庭暴力的一个组织。从1992年妇女热线开通时起，就对家庭暴力的个案进行单独的统计和分析，1994年对热线的家暴个案进行研究，并且到北京的郊区进行农村家暴个案的访谈，写出了调研报告。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红枫中心在这次会上组织了“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论坛，把家庭暴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前卫的行为。论坛办得很成功，产生很好的国际影响。从那以后红枫一直开展家庭暴力的研究和活动。
这些年来，我们做得最出色的一个工作，就是将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些理念、理论和方法，整合到研究家庭暴力的活动中，在天津市创建了在社区防治家庭暴力的全新模型半边天家园。这个模型涵盖了以人为本、性别平等、志愿精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大大地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而减少了家庭暴力的发生。半边天家园的模型得到了天津市政府高度的认同，把它作为构建天津市和谐社会的新支点，在全市3000多个社区中推广，目前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主持人：红枫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根据调查的1858份网民答卷显示，有高达54.6%的受调查者遭遇过家庭暴力。暴力形式涵盖所有列项，38.4%求助“自己和对方家人朋友”。而选择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竟占57.9%。有统计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每年有10万家庭因暴力而分解。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悬，您是接触很多非常具体的一些受害的案例，你觉得这个四分之一和10万与实际情况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王行娟：其实很多妇女是不报案的，找妇联的或者找派出所的，这些才能统计。特别是在法院，法院起诉离婚的案件，有多少是由家庭暴力引起的，是有统计的。据红枫的统计，2000多份问卷，有57%的妇女表示，遭受家庭暴力后不会报案。近几年我多次去日本和韩国出席国际反家暴的会议。红枫中心和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共同成立了一个国际的反家暴网络，每年轮流主持一次交流会，分享大家的经验。应该说，这些国家妇女的地位是相当低的。不要看现在韩国的朴槿惠当了女总统，这不表明韩国妇女的地位有多高，朴槿惠只代表韩国社会中女性精英的一部分，她们是在韩国改革时期兴起的一批精英。
主持人：朴槿惠是妇女，但不是家庭妇女。
王行娟：对。韩国每年有35.3%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日本达到33.2%。日本在2011年家庭暴力的绝对数字是3万多起，到2012年上升到4万多起，增长了28%。中国是24.7%，接近四分之一。
主持人：相对而言，中国女性要比他们要独立一些。蔡教授，从您的研究看，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两性地位的平等是否会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蔡鑫：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可以减少因为歧视女性和男权至上主义文化带来的对女性暴力，尤其在农村地区；但另一方面，女性地位的崛起和向男性主动权的挑战也会引发伴侣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一种与前面一种并不一样，这种冲突目前在城市中已经较为普遍了。女性地位提高并不会必然带来伴侣冲突的减少，相反，可能带来伴侣之间冲突的增加，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冲突是否一定表现为暴力则不一定。两性越平等，他们越会作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平等是成为对手的基础。双方价值观念差别越大，则冲突越显著，两性的平等恰恰意味着两性观念的冲突可能越来越激烈，越是接近的则越是难以分出高下。只要有冲突发生，暴力的发生也往往就是难免的，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无法遏制家庭暴力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知道安顿作为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记者“窥他人隐私”已经整整18年了，在这18年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家暴。你所接触的跨国婚姻中有没有发生过家庭暴力，你的外国朋友怎么看中国的家庭暴力？
安顿（《北京青年报》记者）：我们对欧美对外国朋友的印象仅仅局限于印象中，因为我们去的地方不多，接触的外国人不够多，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达，他们有更好的照相机，更先进的电脑，更漂亮更现代化的城市，从所有这些表象看起来我们得出一个可能并不准确的结论，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文明，实际上在我这一年多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偏见。其实是带着赞美的和带着仰慕的一种偏见，在外国人中有没有家庭暴力，比如说像李阳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刚才王老师讲到的，因为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女性的一个组合，实际上从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北京这个城市跨国婚姻的数量远远没有像今天这么多，那个时候的跨国婚姻通常都是中国女性嫁给外国男人比较多，各种肤色的，各种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的，但是仍然没有像今天我们理解跨国婚姻这样平常，在90年代的时候，它是占了舆论的两端，一种是被大家所歧视，你看她怎么会嫁一个外国人呢，这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认知，还有一种就是她嫁了一个外国人，我们很羡慕，好像她从此去过好日子了。在90年代我有机会采访到很少一部分跨国婚姻，其实也是存在暴力的，他们的暴力方式只不过比我们更先进，可能我们是用茶壶直接砸脑袋，他们可能是用冷落忽略语言上这种羞辱，包括由于种族和文化所带来一种歧视，给你进行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暗示，是这种辱骂让你觉得你不如他，特别是在这种婚姻当中的中国女性，其实在心理地位上她们是很低的，在这个精神上很多人其实很痛苦。所以，90年代的跨国婚姻能维持到21世纪前十年的，我认为并不多，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数据的支撑。
刚才我也特别想跟王老师请教，其实情感破裂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漫长的从爱到不爱的过程，一定会发生很多种行为。这种行为，不管是在民政部门还是在司法部门，在离婚的时候我们能问到多深是我不知道的，是我特别想请教你的，因为你有一个热线，可以很深入去了解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也可以很深入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有一个可以生成的数据，就是这部分数据有多少人是因为暴力。还有一个比例，有一个数据之后还能算出一个比例，比例的后项是怎么来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比如说在日本、在韩国刚才代刚也讲到，她们的就业，据我所知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也是很高的，她们受教育程度也是很高的，这33%多的比例是以什么为基础的？
王行娟：日本政府下面有一个女性委员会，每三年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所以它的数字应该是准确的。统计的数字只是统计报案的，其中包括跨国婚姻中的家庭暴力，特别是从越南和中国嫁到日本和韩国去的受虐妇女，她们在庇护所中的比例占到了一半。韩国还专门建了一个新娘收容所，帮助嫁到韩国去的挨打的越南和中国的受虐妇女。它反映了很多跨国婚姻不是很幸福，以为那边的经济发达，生活会过得很好，实际上在那里真的是举目无亲，生活得并不好，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安顿：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我采访过一部分跨国婚姻的个案，每个人在接受这种采访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他会讲他们的婚姻基础是爱情，但是因为口述的过程很长，偶尔可以从里面生成一部分推断，当然这个推断是无法证实的。比如说，可以推断出其中夫妻双方在精神地位方面的一些不平等。从这些个案，有时候可以感觉到，有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带着仰慕的“偏见”，比如，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文化传承的不同和价值判断方式的不同，让有些人先天地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文明或者在精神上更有优越感。这种“偏见”，在一些个案中决定了一种认识，认为跨国婚姻比普通的两个北京人或者两个中国人的结合可能更容易使其中的一方脱贫。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存在一些这样的“偏见”和直觉，使得一些在跨国婚姻中的中国女性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简单说就是有一部分女性带着爱情之外的物质需求“跪着”嫁出去。想象一下，一名女性跪着嫁出去，之后在婚姻中怎么站起来？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我采访的跨国婚姻案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