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耶那在《人与处境》中说：“笑着的哲学家与哭着的哲学家丝毫没有对立，同样的情况使人笑，也会使人哭。”绝对的、统一的幸福观念是不存在的，幸福是一种心态和心境，取决于人生的态度、地位和角色。不要盲目地企羡他人，也不要攀附。当我们羡慕他人的生活境遇时，你自己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幸福的。卞之琳的那首名诗《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佣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你看风景，殊不知你自己就是风景。卡耐基也说：“人性最大的悲哀在于只会憧憬地平线那端神奇的玫瑰花园，却从未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家窗外正盛开着的玫瑰花。”一个聪敏的人就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风景，在日常的平凡中见出新奇，而不是终日以企羡的目光盯着他人，在一种眼巴巴的无奈的倾慕中极自卑地打发着人生。名人·伟人
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
——弗·培根几乎所有的人都做过伟人梦、名人梦，这一点只要从孩子们关于理想的作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在平凡人的心目中，名人和伟人的风光的确让人倾心，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名人梦，“争名夺利”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确，名人与伟人有其风光之处，他们往往是一言九鼎，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兑换成眼见的现实，可以占有较平常人更大的生存空间，在不无贬义而又极具诱惑的“作威作福”一词中。多少可以显示出其中沉淀着的“幸福”意味。诚然，这类人可以享受“威福”的滋味，那种八面来风，四座捧喝，实在让人难以根绝企羡的念头。但名人有名人的苦恼，伟人有伟人的隐痛。当我们渴望着以求和名人与伟人比肩时，当我们梦寐以求着成为名人和伟人时，当我们为不能成名而深深苦恼时，请听听伟人们在想什么。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亨利王的独白至少提示我们：伟人有伟人的苦恼。伟人不一定就比一个牧羊人幸福，至少他们幸福感的差距不像其地位那么悬殊。这便促使我们产生如是之思想：幸福与地位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亨利王：上帝啊!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
反倒过着幸福的生活；
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
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
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
分秒积累为时，
时积累为日，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
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
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
岁月好好安排一下：
多少时间用于畜牧，
多少时间用于沉思，
多少时间用于嬉乐，
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
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
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
分分、时时、日日、年年，安安静静度过去，
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然钻进坟墓。
名人的苦恼，莫过于无法享受清闲，他的社会角色往往取代了其他角色的职能，使其变成一个社会化了的某种符号，很难再享受自己。西班牙国王拉曼三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于胜利与和平之中统治全国约五十年，为臣民所爱戴，为敌人所畏惧，为盟友所尊敬。财富与荣誉，权力与享受，呼之即来，人世间的福祉，从不缺乏。在这情形之中，我曾勤加计算，我一生中纯粹的真正幸福的日子，总共仅有十四天。
李平心在《谈名》一文中说：“名人本来就不算多，然而他们的名气可就像味精一样，成了一切场合不可少的调味品。学校开办，需要聘名人担任董事；会社创立，要请名人担名誉会长；盛会召集起来，要请名人演说；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要请名人训话；舞厅饭店开张，要请名人剪彩；慈善球赛举行，要请名人监场；大公司开幕，要请名人播音：童子军参加什么纪念会，要请名人检阅；少爷小姐结婚，要请名人证婚；老太爷老太太做寿，要请名人发起称觞；闻人阔人死了开追悼会，要请名人主祭；富翁或富婆开吊安灵，要请名人题字；医师悬壶或艺人卖画，要请名人登报介绍；书籍出版或讣文副刊，要请名人撰序题字……这些味精瓶到处洒着开胃的味精，使活得无聊或有聊的人们嘻开嘴巴，皆大欢喜，而名人的头皮也就越来越亮，报纸不愁没有社会新闻，人间不愁没有花絮韵事……古人的‘席不暇暖’比起他们的忙碌来，似乎应该不能专美于前的。”
所以，平头百姓，虽然无缘享受“威福”，也用不着自暴自弃、自轻自贱地一味糟蹋自己，因为你有你的“清福”，足够你享之不尽的了。
王禹傅不是说过“若将闲比贵，此味敌公卿”，“东窗一丈日。且作自由身”这样十分安慰人的话吗?能把觉睡到日出三尺，这恐怕不是名人们所常能做到的，能有此福，足矣。大款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
——卢梭眼下，腰缠万贯的款爷款奶奶们是最让人眼馋的。两千年羞于提“钱”的憨厚简朴的国人，大概是穷怕了，一反常态纷纷拜倒在孔方兄的足下，将“安贫乐道”之“贫”与“道”忘得彻底干净。“笑贫不笑娼”足以显示金钱的分量，倘若过去恪守金钱不是万能的，则现在人深知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财神又一次被虔诚地供奉于案头，人们以各种方式张扬着金钱的意识，牢牢地执著“金钱”是幸福的护身符，是通往幸福之门的入场券。“大款”便是这场追金逐银的竞技中的佼佼者。
英国的约翰·格雷在其著名的《人类幸福论》一书中深刻而刻薄地指出富人生活的荒谬性，揭示出富人因不能正确使用财富而与幸福无缘的滑稽态。原因是富人因为钱的腐蚀而变得极度的虚荣，“习惯使他们成了吹牛和竞争的工具”。作者认为富人非但不幸福，而且恰恰是在排除幸福的条件下生活。他们所一心追求的，是所谓“摩登”，以及更正确点可以叫做“疯狂”的东西——衣服不适宜于保护身体是无关紧要的，衣服不合身或者严重影响健康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摩登，不管它多么不雅观，都没有关系。这样一来，推行新式样必然就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格雷进一步指出，即使富人们的衣服和住房能符合防止自然现象侵袭的一切要求，能够同样地适应于交际、幽居和家常的需要，他们的住房能够成为公众的休息的地方，难道这样他们就满足了吗?不!它们必须富丽堂皇，它们必须能够表明：“我的主人是一个大富翁。”否则它们就没有什么用处。这自然使人联想到晋代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
这种以虚荣心的满足为最大幸福的观念，从根本上把人生导向歧路，人们再难安分守己，必须时时刻刻盯着他人，较劲似地要和他人一比高低，以优越于他人为人生目的。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苦苦地挣钱，再用钱去买来虚荣。由于虚荣心的满足是以标新立异为前提的，所以永不满足就成了显见的结果。格雷说：“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能够得到可以买到的一切希望；然而我们不承认幸福一般都能买到。如果不能够把才能和爱好引到正确的方面，那么财富只能给予我们很小的愉快。由于在现在的世界上大家所追求的目的是标新立异，因此不满足就成了它的经常结果。”
格雷为我们假想了一个现代实际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不幸婚姻的例子来说明金钱对灵魂的伤害：
上层阶级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天生有善良的心肠、高尚而爽朗的性格和很高的智慧，这一切本来使她能够到处博得别人的尊敬和喜爱；请你设想一下，这个姑娘后来受到父母的贪婪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竭力摧残她的善良的感情，消灭她的一切动人的、优美的品质．把她变成一个女奴隶即上流社会的玩偶。最后她让步了，被男人的财产所购买，他并不爱她，她更不爱他!一旦黄金梦醒，她认识了她的真正价值，于是可怕的现实社会威胁似的看着她。过去她和丈夫还能勉强相处，现在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细小的争执都会使冷淡变成憎恨。在这个时候——如果从前有一个恋人曾向她求过婚的话——她就会懊悔不迭地说：“我大大地错了!”她由于内心的痛苦，就去找些书来看看，想借此来排遣心中的烦闷。然而她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她偶然看到一两行描写美好爱情的愉快的文字，她就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于是她抛开书，感到抑郁不欢，满心充满绝望的感情。这就是被购买的爱情的不可比拟的快乐，这就是一半人类的经历!
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直到最后，经常的斗争终于消灭了她曾经有的高尚的感情。后来她会对自己过去的痛苦觉得奇怪，把爱情称作孩子的幻想，而自己却来出卖自己孩子的幸福。 格雷在完成其对富人心态和生活的解析之后，他作了如下的结论： 既然富人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不必羡慕他们!既然富人出钱购买来的快乐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再去责骂这些买主。他们由于受快乐的显然虚伪的许诺的欺骗，放走了真实的东西而去追逐影子。相反的，我们将要怀着恻隐之心想到他们，在他们眼前树立真正的快乐的榜样。那时候虚伪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真理将得到胜利，人类将变得幸福。由此可见，上层阶级中间是很少有幸福的，他们的意图排除了实现幸福的可能性。用冷漠的礼节、表面的华丽和无谓的竞争来代替热忱、内心的满足和合理的享乐。商人·企业主
在今天，发达国家里最严重的一种疲乏乃是神经的疲乏。十分奇怪的是，抱怨这种神经疲乏的呼声，大多来自于富有阶级。商人和脑力劳动者、雇佣工人中反倒很少。
——罗素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重农轻商”的观念曾十分深刻地印在民族意识的底层，以至于我们使用如此刻毒的字眼来表达这份轻蔑——“奸商”。在“礼”、“义”、“忠”、“厚”的邦国中，还有什么比“奸”更难听的呢?在历史的行程中，商人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经营着自己苦涩的人生。我们从自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哭诉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这份哀怨。“老大嫁作商人妇”，这里既有琵琶女的爱得不得已，也有商人的爱情无奈何。前者是苦于年岁已长，别无选择，只好委屈自己而下嫁商人；后者是爱情无门，只好娶个老姑娘。或许这还是十分庆幸的，总算可以继接香火，免去“无后”之虞。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将屈辱的一页翻过去，而今“老板”、“经理”、“总裁”、“董事长”的大名早已替代了那个俗气而难听的“奸商”小绰号，婚姻非但不是难事，且佳丽靓女如云，妖姬静淑蜂拥，招之即来，拂之即去。花絮韵事略作人生点缀，粉色梦，桃色梦，一梦接一梦。
我们无意于去揭商人之短，单就福气而言，商人有商人的福分，也有其苦处，并非局外人所想象的那般妙趣十足、福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