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非常喜欢古乐，也爱唱歌。孔子为何如此重视音乐呢？因为他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大部分就是受益于其中。《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学习音乐，不但为了审美的愉悦，还要进而从音乐中得作者之志向、了解作者之为人，从而见贤思齐。所谓孔门诗教，也就是通过《诗》，教化弟子、从而提高整体的礼乐水平。
《论语》中好多地方都有关于孔子喜欢唱歌的记载。如《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跟别人一起唱歌，若是觉得那人唱的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和着唱。《述而》还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朱熹解释道：“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
专心致志地听乐，别的都顾不上了。孔子去世前还在唱歌。《礼记·檀弓》说：当时孔子早早起来，拄着手杖，慢慢走出门，唱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用歌声抒发自己离开这个人世前复杂的心情。
因为孔子对音乐的喜爱，也影响了他的弟子对音乐的感情。《韩诗外传》记了这么一件事：孔子的弟子原宪住在鲁国，居处非常狭窄，周围长满了野草，“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但却泰然自若，端坐唱歌，而且“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的确有乃师之风。
孔子以六十九岁的高龄从卫返鲁之后，还着手认真地进行“正乐”的工作，尽量恢复《雅》、《颂》本来的面目。据《论语》所载，他“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的欣赏兴趣已转移到了新声上。
虽然孔门一再把郑、宋、卫、齐之音归为“淫于色而害于德”的音乐，但新声还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取代了古乐。正如顾颉刚先生《诗经在春秋战国前的地位》所指出：“孔子时代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盛行，他以后就一步步地衰下去了。”《礼记·乐记》记载了魏文侯和子夏的一段对话。文侯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古乐使文侯困倦，新声使文侯乐此不疲。魏文侯以后的赵烈候（前408—386年在位）时，招致郑国的两位歌手到宫廷中演唱，听得高兴了，还曾想赏赐每人良田万亩。秦国在统一东方的过程中，将各国掳掠来的歌舞女子充于后宫，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鸣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李斯将郑、卫桑间之乐置于《昭》、《虞》之前，可见秦宫廷中郑、卫之乐的演奏是经常的。
其实不但像魏文侯、秦国君这样的居上位者喜欢听新声，一般的老百姓也主动地选择了新兴的音乐。孔子的另一个门人子贡和当时的乐工师乙曾讨论过古乐和新声的优劣。子贡说：“赐（子贡名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说：“乙贱工也，何足以闻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礼记·乐记》）乐工师乙对待《商》、《齐》等音的态度，和儒家排斥新声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孔子和他的弟子是从政治教化的需要来评判音乐。
于是，诗与乐的分家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也就从这时开始，诗由乐歌衍变成了不必依附于音乐的语言艺术了。除了宴享祭祀这些特定的场合，还将某些诗用为仪式歌外，“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活动，日趋消沉，以至于成了明日黄花，只让后人去怀想当时的情景。到了这时候，人们（主要是孔门弟子）就把学诗用在了修身和致知上，这就形成了“孔门诗教”。孔子说过一段十分有名的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儒家诗教的主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的意思是：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诗呢？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刺政治得失。近则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远则可用来服事君上，还能认识许多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的中心，显然是以学诗作为个人品行修养和提高知识能力的工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内容的高度概括。这里的“思”是语气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在孔子看来，三百零五篇诗的内容都在礼乐教化的规范里，所以孔子和他的门人在运用诗的时候，也采取了随心所欲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
《论语·述而》记，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一个人贫贱时却不谄媚奉承，富贵时却不骄傲自大，这种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这种人很不错了，但还不如那种贫穷却能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的人。”子贡说：“《诗》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高兴地回答道：“子贡啊，现在可以同你研究《诗》了，因为我告诉你一点，你却能够发挥，推知另一点了。”
《诗经·卫风》有一首诗叫《淇奥》，其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比喻君子在品德学问上要努力修养，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不断敲锉、细刻、打磨。子贡把它们单独抽了出来，用作修身的格言。
《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夏向孔子求教：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名卜商，是孔子弟子中很有成就的一位，后来成为战国初期的儒学大师。他问的诗中，前两句在《卫风·硕人》中，最后一句是《诗经》的逸诗。所谓“绘事后素”本意是先有洁白的绢，再涂上色彩，才显出美。子夏从这里理解到本质与外表的关系，进一步引申为仁与礼的关系。因此孔子称赞他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被后人誉为“独得孔教之宗”的宗圣，他对于孔门学诗之法，更是深得其中三昧。《论语·泰伯》上有一则有名的故事：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三句，出自《小雅·小旻》。原诗的本意，是讽刺周幽王任用小人，不采纳良策，诗人恐惧国家危亡，个人遭灾，如其中一章写道：
【原文】【今译】
旻天疾威，老天太过暴虐，
敷于下土。降下灾难布国土。
谋犹回遹，政策谋略全是错，
何日斯沮？哪一天结束这痛苦？
谋臧不从，好计谋你不听，
不臧覆用。坏主意你信从。
我视谋犹，我看现在的政策，
亦孔之邛！太过糟糕糊涂！
这三句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在国家危亡之际惴惴不安、惶惶终日的心情。但是曾子把它们抽出来，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邢昺在《论语》疏中解释曾子原话的意思：“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毁伤也。……曾子以为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故有疾恐死，召其门弟子，使开衾而视之，以明无毁伤也……曾子言此诗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毁伤也。”原来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不可毁伤肢体，曾子临终检查自己的身体，表明自己是谨慎、自觉地修养身心。
在孔子之后，“亚圣”孟子关于如何接受、研读、运用《诗》，提出了一套著名的理论，《孟子·万章下》：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而闻命矣。《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咸丘蒙所举的诗，是《小雅·北山》，一位小官吏抱怨上级分配徭役不均、苦乐悬殊而作是诗。所引的是第二章，末两句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但是咸丘蒙用前面的四句来对瞽叟之非臣表示质疑，这种断章取义很不合理。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认为孟子的意思是：“理解一首诗，从‘文’、从‘辞’而入，深入体会，以自己所得之意去揣测、去迎合（‘逆’）、去把握诗人作此诗的动机、本意与其‘志’，力图作到读者与诗人意会的一致，既不逐末舍本，因其文采眩目而误解了辞的本义，又不因辞有多义而误解了诗人本来的情志。说《诗》者之意与诗人之志相互迎合，就庶几得此诗之真谛了。”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第一篇诗歌观念的演进与功利批评的形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又提出“知人论世”的理论，即《万章》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他觉得诵古人诗，读古人书，应该了解古人的为人，要了解他的为人，就应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及各种社会关系。
孟子“知人论世”的理论，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他的合理性，但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不免又流露了主观主义的倾向。各人的经历不同，个性、学养不同，对诗的领悟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对诗的原意，都有比较一致的领会呢？“以意逆志”的结果，必然对同一首诗产生多种歧义，如《尽心》章记公孙丑问《伐檀》中：“‘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回答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我们知道《伐檀》这首诗是讽刺居上位者不劳而获的，而孟子却作了这样的解释，为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君子”作辩解，违背了诗意。
孟子在“以意逆志”方面，有一个例子：滕文公问孟子怎样治国才好，孟子回答说，首先要关心人民，给人民一定的财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援引了《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几句诗的本意是写农夫白天黑夜地为贵族们干活，上屋下地，忙个不停，孟子却把它们理解为农夫为自己置办家产。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更荒谬的对话。齐宣公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他说，我有一个毛病，我爱财。孟子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诗的意思为收割粮食装进仓，马上准备好干粮，装进小袋和大袋，大家团结争荣光。公刘是周天子的远祖，他曾经带领周族老少从邰地迁往豳，艰苦创业。这几句诗就写他率众迁徙前的准备工作。孟子却说公刘也贪钱财。
齐宣公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说，我有一个毛病，我贪恋美色。孟子回答说：“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意为：古公亶父，骑马上路，沿着渭水西边，来到岐山脚下。他的妻子太姜，帮他勘察地形来建房。古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他率领周人迁居岐地，历经了艰辛，他的妻子也跟他同甘共苦，孟子却说他好色，这不是滑稽至极吗？
儒家另一个大师荀子也是这样来用《诗》说理的。《荀子·大略》篇说道：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齐风·东方未明》叙述官差太繁重，每天天不亮，监工就来催促起床，小臣子慌得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荀子却用它来比附君臣之礼的重要性。
孔门用断章取义的方法，力求从诗中推绎出修身治家的大道理，他们的学《诗》主张和方法，为后来的学《诗》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在汉代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的地位日益提高，汉人所著的《春秋繁露》、《列女传》、《淮南子》、《说苑》等书中，都以《诗》来论证伦理道德、政教得失。如《韩诗外传》卷一：国政无礼则不行，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是用《诗》来论证必须礼治的，但是所引诗出自《鄘风·相鼠》，它的原意是讽刺那些不讲礼仪，丧失廉耻的人，这跟政治上的礼治本是两回事。
到了这个时候，《诗》正式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作。
从以上所叙述的献诗、赋诗、引诗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时期，《诗》在人们政治、社交、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难怪孔子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难怪周天子要命太师把“六诗”作为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