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82—883页。）
“孙行者化小虫”，见《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看望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他说：“要紧的是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关键是人才。要选派人来学。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文艺报》1990年12月15日。）
1956年，毛泽东读到了刊登于《西南文艺》杂志该年2月号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作者董思高）。作者认为，此作品“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8页。）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双百方针时，他说，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对官僚主义”。（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话题转向谈有关上帝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344页。）
“被玉皇大帝抓了去”，见《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58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说：“要把十八层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告诉刘少奇，要批判彭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说：“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图们、孔第：《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毛岸青、邵华夫妇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也表示：“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其次是对唐三藏（玄奘）。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并不完全一样。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的住所院子里，接见了包括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据巴苏回忆：毛泽东在交谈时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故事。（《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又遇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是国民党桂系的幕僚。抗战前夕，他成为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往来的联络人。自1937年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相识后，思想变化很大。毛泽东在红岩村与刘仲容促膝交谈。刘仲容对国共谈判表示担心，认为谈判即使达成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毛泽东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也在增长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说着，他伸出手往前划了一个弧（即模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声情并茂，饶有风趣。（吴黔生、高保华、李新乐：《肝胆相照》，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见《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他们是：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惠能，即慧能（638—713），唐朝高僧，出身穷苦，为禅宗“南宗”开山之祖，有《六祖坛经》。梁鸿，东汉初隐士，传说中的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
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沿着丰泽园中弯弯曲曲的小径在散步。他在冥思苦想：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几年前被世界称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提议国之一嘛！那么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为什么非要侵占我们的土地，非要挑起边界事端不可呢？（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不久后，毛泽东在西山军事会议（对印作战决策）听完时任外交部长陈毅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前后经过后，又引经据典地追述了中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从唐玄奘取经说到贞观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战，还说到了1398年帖木儿侵略印度。（《喜马拉雅山的雪》，上海《报刊文摘》杂志1992年1月28日。）
“贞观二十二年中印之战”，指公元648年，唐将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兵大破中天竺，俘国王等12000人。“帖木儿侵略印度”，指帖木儿帝国军队攻入印度，陷德里，大掠五日。
第三是对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他与小说《西游记》中的如来并不一样。
1952年，毛泽东对西藏政府上层人物，善于运用佛教始祖的事例来启发教育他们。他说：“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人民日报》1977年9月23日。）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的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陈晋：《毛泽东和中国佛道教》，《瞭望》杂志1993年第8—9期。）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时，再次举了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他说，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关于释迦牟尼出家的年龄，历来有两说，一说19岁，一说29岁。（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是讲破除迷信问题。在讲到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人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也是青年时候的事，不过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王子。（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列有如下古今中外人物：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