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前70回，贯穿了一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阔大场面，即“逼上梁山”。它是小说《水浒传》的一大主题，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也是毛泽东注重《水浒传》的一个主要课题。上井冈山，就是“逼上梁山”。“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
在毛泽东的安排和关切下，1944年，延安平剧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他在观看了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逼上梁山”也成为毛泽东此后30多年时常提及的俗话，在言谈和书本上也常说，诸如“每造反者都是逼上梁山的”，“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等等。
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陪同下，观看了平剧《逼上梁山》。该剧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和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对彭真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观戏返回后，毛泽东又连夜写信给杨、齐两人。信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曾发表在1967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15年后，即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来延安访问的、在重庆政府情报部工作的美国雇员——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身份的莫理士·武道。他在谈话时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毛泽东欣赏《水浒传》，还因为《水浒传》故事多蕴含朴素的辩证法。如“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此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他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5年2月，毛泽东在观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后，又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民主爱国人士时，有人在谈话中暗示：重庆气候不好，易患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听了这位朋友忧虑中的忠告，毛泽东微微一笑：
“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谈判和打仗是一回子事，不同的是一个是流血的政治，一个是不流血的斗争。要想战胜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熟知对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吃了大亏。后来，梁山好汉们学得聪明起来，改变了方法，采用了孙子的《论军事说》，派人进去在敌人的营寨中搞了个调查研究，做了些工作，结果，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开始分崩离析，盘陀路的道也弄清楚了，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中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之方法，于是，第三次进攻，就打了个大胜仗。”
毛泽东从他的故事中又回到现实：“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他，在战术上熟知他的同时，通过谈判，让更多的人们深刻认识到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中共的错误战略思想。让人们在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毛泽东，而是他蒋介石执意要这么办！他要这么办，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奉陪到底。”（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据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毛泽东警卫排长的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在行军路上学习。大概因为他看到我们懂得太少了，就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例如《水浒》里有个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没有打进去，宋江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扈、祝三家的联盟，给敌人的营盘里藏了伏兵，第三次就打进去了。这就是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嘛。”由《水浒》，毛泽东又讲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又见陈四长、郭洛夫：《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当天上午，在介绍人员时，询问姓名，当他听到阮迪民（要闻版编辑）的姓名时，风趣地说：“嗯，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听了一个姓张的同志，他就问：“是弓长张呢，还是立早章？”听了一个名叫水江（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侧首大笑着说：“那你可不缺水呵！”
毛泽东在谈到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时，笑着向大家说：“你们看过《三打祝家庄》的戏吧！头两次打败了。后来研究了为什么失败，大家心一齐，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结果第三次打胜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的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页。）
“阮氏兄弟”，指《水浒传》梁山水军头领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和活阎罗阮小七，他们原都是梁山水泊畔石碣村的渔民。他们的故事，最先开始于《水浒传》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金圣叹批注”，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人，江苏长洲（苏州）人。他批注天下才子书有六：一、《离骚》；二、《庄子》，三、《史记》；四、杜诗；五、《水浒》；六、《西厢》。其中，《水浒》流传甚广。他将《水浒》原本（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和一百二十四回等本），删去梁山大聚义后的所有章回，自撰卢俊义梦见梁山所有好汉被捕杀情节，充作结尾。
1954年，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3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3部书，不看它3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1956年2月20日，一次，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小说评论》杂志1991年第3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在他们谈《三国》时，他问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3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据李越然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和郭老（即郭沫若）在一起纵谈三国。我就在旁边。郭老是大历史学家了，因此他们谈得非常热烈。谈着谈着，毛泽东突然问我：“李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两人，谁厉害？”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说：“主席，我对《三国》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毛泽东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3遍。”又说：“《水浒》也要起码看3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张素华、边参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5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年版，第186页。）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提请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其中谈到了《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个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的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探庄》，即《石秀探庄》，见《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孙立，病尉迟孙立，梁山偏将之一，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排行座次第三十九（地煞星第三位）。孙立里应外合故事，见《水浒传》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在此之前，他已经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说，提倡读《红楼梦》、《水浒传》。在此日同江青的谈话中，他说：“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可见，在当时缺乏小说的情况下，毛泽东特别提倡大家都来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这正是他扩大文艺节目、逐步活跃文艺的一个重要措施。他还跟人讲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来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2、客观品点《水浒传》中的人物
毛泽东就《水浒传》谈了很多人物。
他谈了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第二任领导人晁盖。“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
他谈得最多的自然是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此外还有李逵、武松、鲁智深；
从中提及事迹和行为的，还有林冲、石秀、戴宗；
点涉到姓名的有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三阮、张顺和孙立、萧让、安道全、朱贵等人。
他充分应用一分为二，以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为基本标准，充分肯定李逵、吴用和三阮，也赞扬武松、鲁智深。由此，在长征途中，他以武松打虎比拟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将开辟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称之是“新的鲁智深”。在建国后，他还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造反精神，不愿屈服于王朝招安。
他讨厌大地主出身的卢俊义和后期的梁山总头领宋江，说他们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水浒传》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梁山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发号施令、行军作战的，也有开酒店、专做特务工作的，有主持制作衣甲、兵器，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行行俱全。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单单是讲山头，就有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对影山、清风山、白虎山、黄门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毛泽东满有兴趣地作了介绍，也说了其中若干人的心态，像“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去的”。当然也有是骗上梁山、捉上梁山、高高兴兴上梁山的。
1975年，毛泽东倡导读《水浒传》，还提出把鲁迅的《谈金圣叹》杂文放在今后出版的《水浒传》前面，作为阅读《水浒传》的指南。但我们却在当时各家出版的《水浒传》中，并没有见到这篇著作，所见到的扉页，乃是“毛主席语录”两段：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当然是学术研究，它也是认识《水浒传》的一家之见了。
1928年6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接到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和杜修经带来的两封信。若部队按照信中指示去做，其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灭。毛泽东没有立即表示意见。他要看看在座的军委成员、特委成员和永新县委成员怎样表态，也要听听省委来人的意思。然后，大家沉默了良久。毛泽东不愿再这样沉默下去了。他开始发言：“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他说，“因此，省委这个指示，我们无法执行！”（董保存：《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14—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