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毛泽东终生都喜欢读的两部书。
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早在1906年（13岁）就接触到了《三国演义》。他少年时代就是韶山冲公认的“三国迷”。他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
四川成都武侯祠谭良啸馆长曾对盛巽昌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
这说明他读书很仔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他爱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其中一部就是《三国志》；也有四大古典小说，其中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读《三国演义》。
从有记载文字佐证，他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已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从茶陵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时，他简直是欣喜欲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三国志》毛泽东也读了数十年，是他爱读的一部史书。
他还提倡大家都来读这两部著名中华古籍。
他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两部书籍，也喜欢提到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毛泽东谈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是片言只语，却使三国学别开生面，走上了一个高碑。
古今中外，还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纵横捭阖，赋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时代的含义，传播他那深睿的哲理。
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并非鸿篇巨制，多是片言只语，但它仍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圈作出的卓越贡献。
1、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人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呐！”“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他在远赴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
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
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关于这一点，他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毛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31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接触到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渗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1913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冠名“讲堂录”的“修身”和“国文”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
司马朗（171—217），司马懿兄，汉建安十三年（208）出任曹操的丞相主簿。他建议恢复西周时推行的井田制，以发展生产。
虞集（1272—1348），元朝学者、官员。他在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时，建议在大都（今北京）以东沿海筑堤拦水为田，让富目民开垦，既可拦挡海潮，又可捍卫京师。建议虽没有被采纳，但后世海口设万户，大都采取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他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
范希文，即范仲淹（989—1052），北宋官员。江苏吴县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人称道。
孔孟朱陆王阳明。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1130一1200），南宋理学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多有儒学著作，后人辑集有《朱子大全》、《朱子语录》；陆，陆九韶及其弟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1139—1193），南宋学者，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通称“陆学”；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朝理学家，浙江余姚人，创立“心学”，有《王文成公全书》。
韩范。韩，韩琦（1008—1075）；范，范仲淹，两人同时出镇西北，又同拜相，后人故常并称。
曾左。曾，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理学家，湖南湘乡人，有《曾国藩全集》；左，左宗棠（1812—1885），清朝官员，湖南湘阴人，有《左宗棠全集》。两人因均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洋务的重臣，又都系湖南乡党，后人故常并称。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9页。）
孔融（153—208），东汉末期文学家，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裔，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融“三岁让梨”的故事，流芳千古。曾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后任将作大匠、少府，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为明朝人辑。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孔融为曹操所杀”，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韩昌黎全集》，唐朝韩愈（768—824）的诗文集。
《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主编的自秦汉以来的诗文选，有60卷。
陈同甫（1143—1194），即陈亮，字同甫，南宋思想家、词人，有《龙川文集》。
叶水心（1150—1223），即叶适，字水心，南宋思想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讲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上，做了12000字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称“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文学家。所作《桃花源记》，以避世隐居的佳境为题，描写农耕社会的理想国。
战国，通常称三家分晋（前475年）后到秦王赢政灭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前221年）前时期。此间200余年，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故此时期称为“战国”。
“刘项相争”，秦末刘邦、项羽响应陈胜起义，合军亡秦。尔后，两人相争天下，历时五年（前206一前202），始称为“楚汉战争”，亦作“楚汉之争”。
“汉武与匈奴”，西汉刘彻（汉武帝）在做皇帝（前140一前87年在位）时，曾多次命将军卫青、霍去病等攻打或反击匈奴。
毛泽东在后来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2、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的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930年5月，毛泽东做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