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普等老将不服”，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原来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吕蒙说：“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才，方始敬服。”
程普（？一215），东汉末期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人。初随孙坚，后又事孙策、孙权为将。汉建安十三年（208），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操于赤壁。程普与周瑜不睦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欧阳修有《朋党论》，其中一段：“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1957年前后，毛泽东先后有批语：称囚禁党人“在献帝以前”。“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汉献，汉献帝（181—234），即刘协，东汉最后一个皇帝（189—220年在位，达32年）。为董卓所立。先后是董卓、李催、郭汜和曹操所控制的傀儡。汉建安二十五年（220），为曹丕所逼“禅让”。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唐昭，唐昭宗（867—904），即李晔，在位16年。先后为宦官和地方军阀李茂贞、朱温等控制。后为朱温所杀。
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他问列席的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随后，毛泽东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其中第三点是：“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毛泽东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7页。）
廖化（191—264），蜀汉官员。据《三国演义》，诸葛亮后期北伐和姜维九伐中原时，多以他充先锋。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等多处。但《三国志·蜀书·廖化传》等并未有此记述。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何焯评兖州刺史刘岱为青州黄巾所杀，“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批语：“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7页。）
“青州黄巾”，即东汉末年张角兄弟发动的黄巾起义，见《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等多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裴松之引《汉晋春秋》也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批语：“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毛泽东又在同传“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不变”，批语：“中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1—142页。）
刘表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该传述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对此批注：“虚有其表。”（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陈武传》，内称陈武子陈表善于办事，“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孙）权以（陈）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批语：“何不并其党赦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陈武，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他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五回。陈表，陈武之子，少时与诸葛恪等侍孙登（孙权长子）。因父战死，领兵，深得孙权信任。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所引谢承《吴书》，就孙权遣返于禁，“后权与魏和，欲遣（于）禁还归北。（虞）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批语：“此事翻不如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于禁（？一221），字文则，曹操部将。治军严肃，作战勇敢。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援樊城，兵败，被逼降关羽，囚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孙权取荆州，释放回去。于禁被关羽所擒拿一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虞翻（164—233），字仲翔，东吴大学者。为孙权谋士，因秉性刚直，屡遭贬斥。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献策取江陵、公安，擒杀关羽。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内称汉建安二十二年（218），“及蒙代（鲁）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批语：“《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8页。）
“操在汉中”，曹操系汉建安二十四年（220）三月，因夏侯渊败死由长安出斜谷至汉中的，在与刘备相持两月后，五月回长安。时因关羽军由南郡（今湖北江陵）北围襄阳，七月，于长安先后派出庞德、于禁援曹仁围军。同月，孙权攻合肥。十月，曹操由长安至洛阳，又派出徐晃军援襄阳；他未去居巢（今安徽桐城南）。翌年正月，孙权斩关羽之首于洛阳。十几天后，曹操病死。
相关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
据陶鲁笳回忆：1958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曹操手下谋士，以多谋善断著名。官渡之战前，他正确分析了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并提出东取吕布，然后北击袁绍的战略。建安十二年（207），随曹操北征乌桓，中途病死。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回《勤王室马腾举义，报父仇曹操兴师》。《郭嘉传》，见陈寿《三国志》卷十四。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全琮传》所引《江表传》：“（孙）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批语：“都是废话。”（《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2页。）
全琮（？一249），吴国将军，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孙权婿，任卫将军等要职。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见于第九十六回等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士）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道。”批语：“杀降不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
吕岱（161—256），吴国官员，今广陵海陵（江苏泰州）人。在任广州刺史时，杀死意图抗拒的士徽等人。任大司马，上大将军。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于第一百零八回等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地区视察，在安阳接见了新乡地县级负责干部。他在和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握手时，面带微笑地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在与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谈话时说：“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伟大领袖谈地名人名》，《中州今古》杂志1994年第2期。）
司马懿（179—251），魏国后期重臣，温（今河南温县）人。他和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主持国政。由于理学的影响，他与曹操都被后世界定为期寡侮弱的典型。其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大破魏并，司马懿入寇西蜀》等多处。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张鲁（？一216），东汉末天师道（亦即五斗米道）领袖，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汉末占据汉中（东川），在各地设“义舍”，置“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三原，然后乃行刑”。后被东汉政府任命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降；被封阆中侯、镇南将军。曹操灭张鲁，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镇逍遥津》。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孙宝义在其文中写道：毛泽东在专列上读书学习，就是一大特点。这次，他读的这本书是《三国志》。毛泽东抓起书倒翻两页，这是因为他在家刚看过《张鲁传》，现在要重看一遍。三国时期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公享，各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舍”置有“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颇有些世界大同的味道。毛泽东对张鲁的这个农民政权，是非常赞赏的。毛泽东眨眼间，重新看清了《张鲁传》。他曾号召人们读《张鲁传》，现在他心潮澎湃，读不下去了。他奋然起身，将书带声带响地掼于办公桌上，大步走到车窗前，凝望近处的飞掠而过的树木、村镇，远处的向后缓缓旋转一般移动的绿野沃田和辛勤劳作的农民……张鲁只搞了三十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其所作部分诗词加了批注。对《水调歌头·游泳》里的“武昌鱼”，他的批注是：“三国孙皓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许若石：《毛泽东对其诗词的注释与修改》，《党史文汇》杂志1993年第12期。）
孙皓，字元宗，三国吴最后一位君主，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1959年6月，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就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16页。）
“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全句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其庐山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在座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面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
在谈话中，秀才们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意思是指，大跃进以来，在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陈云是比较冷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