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皇帝的需要
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皇帝，他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高水准的、尽全力的。皇帝选人用人的第一条标准，就是要对他的皇权无限忠心。所以，历代帝王便把关羽树为楷模，尊崇至极。宋代，本来是重文轻武，但因边患不断，便对关羽一封再封。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封为“义勇武安王”；再后来，一些帝王感到仅仅封关羽为公、王，还缺乏号召力和公信力，只得提高规格。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成为统治三界的神帝。到了清代，统治者虽然是异族，但因民族斗争异常激烈，为增强汉民族的亲切感、认同感、向心力、凝聚力，顺治皇帝也采用了加封关羽的办法，不仅封他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而且，还每年御驾致祭，以示尊崇。
第二，百姓的需要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信奉关老爷，也有其文化上、习俗上的渊源。首先，关羽的重义气、讲信用，非常符合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中的小生产者的心理需要。农民是小生产者的主流。他们的生产、生活是不安定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之外，还有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百般欺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企盼有仗义救危的善神来保佑。于是，面如重枣、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就成了这样的神。商人虽然生活在城镇，但在封建社会里仍属于贱民阶层，因此，他们希望有个轻财仗义、公正信义的人能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关羽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旧中国老百姓信奉关羽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们承认皇帝，认为受过“皇封”的人（神）一定灵验。关羽多次受封，自然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威灵无比的天神。关羽显灵的那些神话故事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宗教的需要
宗教虽说信奉神仙、迷信上帝，但它毕竟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皇帝尊崇关羽、老百姓敬奉关羽的情况下，儒、释、道三界也不怠慢，道教封他为“关圣帝君”，并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世经》等经文传世；佛教则把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多是在十八罗汉旁塑关羽像供奉。
关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像许多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关羽的“忠义”思想，历来也不乏微词，至少他的结义兄弟张飞就不怎么买他的账。就是大家褒奖有加的降曹之事，尽管关羽自己辩解说是“降汉不降曹”，可在张飞眼里，曹、汉是没有区别的，以致在古城相会时，逼令关羽斩杀了蔡阳才相信他。
但也应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思想，也有它积极的一面。我们讲到“忠”，往往是和爱国相联系的。“义”也是不能丢弃的。
讲究诚信和义气，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3】董仲舒的儒首之道
董仲舒，被后世尊为“鸿儒”、“儒首”。
他是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约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大师。
【一】应时而出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时，废除了“挟书之律”，设置写书之官；汉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而秘藏起来的一些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深山密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
董仲舒从小就开始攻读《春秋》等孔子学说，精心钻研，足不出户，甚至“三年不窥园”。他很早就出了名，并开始讲诵儒家经典。弟子相传，拜他为师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前来求学的弟子，都见不到他的面。由于他在“公羊学”方面名声大振，汉景帝时立为“博士”。
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从一位蓄势待发的饱学之士，走上了仕学之路的。
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三生有幸！
【二】天人合一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成为汉皇朝以致后来的各朝各代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工具。
【三】三纲五常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就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四】贤良对策
汉武帝曾经向董仲舒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三是任德任刑问题，四是现实问题。
第三策提出了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著名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总之，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董仲舒的思想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的。
请看我对董仲舒这位“儒首”的斗胆评价：《儒首颂》
董氏仲舒有主张，
崇信春秋奉公羊。
罢黜百家尊儒术，
利用五行推阴阳。
王道一统治天下，
天人三策举贤良。
应时而出垂史册，
汉武大帝威名扬。
【4】善良人的吃亏之道
当今社会的好人、善良人，其为人各有不同。我是这样划分的：
一是善解人意型：聪明、伶俐、理解人、同情人，可能不会帮助人；
二是助人为乐型：愿意帮助他人，并以此为荣、为乐，但不求索取；
三是爱莫能助型：喜欢交朋友、愿意帮助人，苦于帮不上，无能为力；
四是多愁善感型：心地善良，易于动情，与朋友、与他人同哭同乐，多为懦弱、脆弱、孱弱之人；
五是事与愿违型：有良好的愿望，有一副热心肠，可不掌握做事方法，结果帮了倒忙，好心办了错事。
我们都愿意说“好人一生平安”。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历史上的善良人、好人，往往就是怎么也斗不过小人、坏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封闭性。封建帝王为了坐稳宝座，消除任何对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了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散发着猜忌、诬陷的迷雾。而这些，正是封建帝王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于是，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好人、善良人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好人、善良人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今天仅举出五个实例，供大家借鉴。
【例一】廉李遇祸
“将相和”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说的是发生在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事，至今传为美谈。这里说的就是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
这是好人斗不过小人的较早的案例。
【例二】乐毅逃亡
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差一点就灭掉了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无可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无可奈何花落去，怎不令世人叹息！
【例三】高封残死
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
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以至于如此荒唐至极！
【例四】邓艾遭陷
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
一个千古奇冤，一个奇耻大辱！
【例五】翁遭婿告
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竟然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才高八斗却丧尽天良，诗人加罪人！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好人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
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