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这场发生在１８９８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被以慈禧、荣禄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绞杀了。
在发动政变的过程中，荣禄助纣为虐，与慈禧紧密勾结，为击败帝党、镇压维新派绞尽了脑汁，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对“老佛爷”表现出奴隶般的忠诚，为其重揽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荣禄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荣禄虽然为慈禧发动政变尽了犬马之劳，但他做事总是给自己留有后路，以便随风转舵。为维新变法死难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原与荣禄有旧，曾入他的幕中。在变法期间，林旭深受光绪帝的信任，成为“军机四卿”之一。荣禄恐镇压维新派的阴谋万一不成，则自己无以自立于皇帝之前，所以曾向林旭致信，“通殷勤，多寓依托”政变后，林旭对他已无用处，而且易泄其通信依托之密，故又急欲杀之以灭口，“乃使御史奏促诛之”明明是他促成林旭之死，而外对人言极力保全而不得也。
戊戌政变的成功，使已撤帘归政的慈禧再度重返政治舞台，又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独裁者，她自然对其政变谋主荣禄感谢不尽，愈加信赖，于是“尽以兵权委之”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管理兵部事务。至此，荣禄终于如愿以偿，真正到了春风得意、荣禄两极的时候。但是，他毕竟生当乱世，时值多事之秋，还不能安享尊荣。不过没关系，狐狸般狡猾和机警的荣禄有本事应付任何事变。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虽然被囚禁，但慈禧也并不甘心让他再继续戴着皇帝的虚衔，而急于废掉他。为此，荣禄又亲自出马，与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之流“日夕密谋”积极策划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没想到英、美、日列强相继出面干涉，刘坤一、经元善等人又函电交驰，表示异议，结果，阴谋受阻未成。慈禧甚恨之。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于是荣禄又改变主意，为慈禧出谋献策：“于光绪二十五年至1899年年末，以光绪无子，先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徐篡大统”不料，又受阻于帝国主义列强，而那个经元善又电请收回立大阿哥成命。慈禧更恨之。
端王载漪因列强反对其子入承大统，也迁怒于洋人。为了清除障碍，使溥隽速登大位，以实现自己做“太上皇”的梦想，他竟然令人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假照会，以激慈禧之怒。
又有江苏粮道罗嘉杰，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说，“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等等”一向审慎多疑的荣禄，因献媚邀功心切，又像当年星夜由天津驰往北京向慈禧告密一样，这次更是急不可待地“径自缮密折，入宫陈奏”。
慈禧得此密折，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等正喜师出有名，益乘机竭力盘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可见，后来“庚子之乱”的发生，与荣禄关系甚大，他的这一密折对于促使慈禧对外宣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时，正值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之际。统治阶级内部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从各自不同的动机出发，产生了主抚和主剿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端王载漪“谋窃神器”纠合刚毅等顽固派官僚，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达到在废立光绪的问题上，不受外国“挟制干预，得成其大欲”的目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义和团的势力迅猛发展至京城时，感到剿抚两难。荣禄本来力主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但他狡诈善变，总是察看风色，根据慈禧意旨行事。故在是否利用义和团同外国开战的问题上，屡请皇太后独断”后来“见廷议已决，端、庄势盛”便一改从前主剿派的面孔，亦附和同声，从剿至抚”赞成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同外国开战。
荣禄此时不仅是激烈的主战派，而且是进攻外国使馆的总指挥。 但荣禄行事是那么审慎周密，充分估计到事件发展的各种后果，及早打算，给自己后来留有回旋的余地，阴为自全之计，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了。
荣禄在战事初起时，本来与载漪、刚毅等主张相同，等到义和团与董福祥军屡攻使馆不下时，他觉得事情不妙，又阴持两端，以使自己左右逢源，即胜则有功，败则无罪。在这种情势下，他的投机善变的秉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荣禄致电南方诸省，表示自己不赞成对外宣战而又无力挽回，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搞“东南互保”以预为卸责之计。
荣禄既对慈禧奉命唯谨，又不肯对可能发生的后果自担责任；既要讨好慈禧，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列强。下面的军官张怀芝向他请示是否要向使馆开炮，他虽然拒绝给张怀芝发命令，但不发炮，在慈禧那里又交不了差，所以便巧妙地暗示张怀芝发空炮。聪明的张怀芝心领神会，荣禄顺利地解决了既要发炮而又不负后果责任的难题。即使后来追究发空炮的责任，别人也抓不住他口令笔谕的任何把柄。此事充分表现了荣禄见风转舵、随机应变的性格，可谓奸猾至极。对于自己的死党和亲信董福祥，荣禄则未去兜圈子暗示，他直接给董下令：以向空发炮，使宫中闻之可矣。董福祥按其指令去做，故使馆始终未下”
荣禄为向帝国主义列强讨好，为自己将来留有余地，又“频以瓜果馈使团”敌国交兵，既发空炮，通消息，又馈果瓜，实创千古奇闻！ 荣禄等人如此同列强“作战”清政府的失败结局可知。光绪二十六年至１９００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西安。23日，清廷谕令荣禄、徐桐、崇绮“均著留京办事，所有军务地方情形，随时奏报”荣禄“既不敢违旨，又察知外人以武卫军尝攻使馆亦不满于己”故以“退驻保定，再图恢复”为借口，率军进驻保定，然后去西安行宫。这样，既可以躲过帝国主义对他的惩罚，又能就近操纵局势。但因载漪、刚毅反对，诏不许前往，至平定而还”八月十四日，清廷谕令在保定的荣禄，驰往北京会同奕匡、李鸿章办理议和事宜，指出此乃 “大局所关，安危系之。该大学士为国重臣，受恩最深，当不忍一意借词诿卸也”但荣禄从不干临危受命之类的傻事，仍迟迟不受朝命。等到“载漪出军机，刚毅死，李鸿章为禄请，太后亦念之，故复用”八月二十日，慈禧命荣禄赴西安行宫，默定大计”荣禄与在北京的奕匡、李鸿章遥相呼应，主持议和事项。后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综上可见，荣禄同载漪、刚毅等一样，是引起“庚子之乱”的重要人物之一，具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事后荣禄却寻找替罪羊，极力嫁祸于人。早在北京陷落前夕，荣禄看到清廷败局已定，便八次晋见慈禧，献策“下诏将首祸端王等斩首，正其矫擅之罪，以明朝廷本心，庶犹可挽”对于攻打外国使馆的责任，他则推到了部下董福祥身上。后来，载漪被充军，刚毅病死于随慈禧西逃途中，后被追夺原官。崇绮投水自杀，徐桐自缢死，毓贤被处死，李秉衡战败自杀，赵舒翘被赐令自尽。董福祥被革职降调。他们或被指为“拳党”或被指为排外仇教的首凶，死的死，放的放，贬的贬，调的调。而荣禄却吞舟漏网，安然无恙，依然高官得做，福禄终享。这除了荣禄善于推罪转祸外，亦与慈禧之庇护、李鸿章之斡旋有关。荣禄交结李鸿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对于荣禄的侥幸，当时便广遭非议，当时的《中外日报》就曾将荣禄与刚毅加以对比说，他们同为酿祸罪魁，荣禄与其他诸人相比，祸福休咎竟是如此不同。荣禄正是得力于“险而巧”这也是他一生的护符。
对于荣禄的嫁祸于人，侥幸免罪，连他的亲信董福祥也颇感不平，他曾怀着被荣禄欺骗出卖的愤懑的心情写信给荣禄，指明了一些事实。荣禄因此而颇受董福祥的挟制。他在收到董福祥这封信后，曾“急送五十万金，将士赏赐有差，董乃已”
其实，光靠“巧而险”是不够的。荣禄之所以能逢凶化吉，左右逢源，关键还是他那张庞大的关系网。
荣禄是忠烈之后。他的祖父、父亲、伯父都是为清朝立过战功的军官。荣禄的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可谓世代忠烈，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
荣禄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这两个妹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的继配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时称“大王爷”月下老人把荣禄自己和妹妹以及两个姑娘，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成了姻亲，有“阀阅世家，连渊贵胄”之称。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荣禄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师傅的李鸿藻，换了兰帖，结成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都可与荣禄拉上关系。荣禄与李鸿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荣禄的最后十年，不但朝中有人，还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交好。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武卫军时的下属。荣禄晚年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视之如左右手，所有这些都与他的官场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