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
写文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文人，但是能够真正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文人却少之又少。那怎么样才能写出出采的文章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写文章切不可一味地模仿他人，要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清末的理学大师曾国藩有着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并且坚持身体力行。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曾国藩最不喜欢的便是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文章。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因此他笔下的作品，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语句不俗。
曾国藩之所以爱好雄壮瑰丽的诗文，首先是他的个性使然。曾国藩秉性刚强，不轻易屈服，年轻时便有几分傲骨。咸丰四年在湖南，咸丰六年在江西，很不受当时世道接受，这与他的心高气傲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他屡屡受挫，“打脱牙，和血吞”，但却没有丧失自己的刚强之气。其次是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既决心建功立业，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精神上决一死战，成为“末世挟危救难之英雄”，自然需要有一种雄奇阳刚之气来作为支撑。他总结道：“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正是这样努力修养自己的政治上的刚正无畏，发为文章，必然归于瑰玮雄奇一路；曾国藩正是要以瑰玮雄奇之文，以写“经国体野”那样的重大政治题材。第三是文学上的需要。曾国藩既推崇望溪先生，又赞美姚鼐古文“雄伟而劲直”，可以说他前有师承。但阳刚与阴柔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架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以历史上那些著名大诗人来说，唐代的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便是以纤巧柔和而闻名于世。而宋代的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就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曾国藩认为，唯有黄庭坚才可以领会到李商隐诗的渺绵朦胧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做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但也不可废除阴柔之美。至于阳刚之美的主要体现，曾国藩个人观点认为是在气势之上。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
那么文章怎么样才能有气势呢？他认为，一定要具体落实到章法和句法上，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布局。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
过于杂乱无章，气势便无从体现；只有直道而无曲径，则气势不能蓄；气不能蓄，则其发也必不盛。其中这就好比储蓄流水一般，储蓄的时间越长，那么蓄积的也就会越多，一旦打开闸门，则势必澎湃，故气势存在于峰回路转之中，发泄于一唱三吟之时，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体地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时说：“《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边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写文章，定要详略得当，该详则详，该略则略须所谓密处不能插针，疏处可以走马。详处密处，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也是文章核心思想的重要体现。写文章，又须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衬，中傍互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中心用周边挟持，周边围中心转动。至于贯通正反、中傍、起承、开合的线索，曾国藩说得极深切：“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他说的意思是，文章的开合伸缩之间的线索，要如蛛丝可见，如马迹可寻。而线索必以气贯之，线索就是气在文章中的运行：线索混则气难张，线索清则气必顺。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之间有着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
同时，字没有雄奇句子自然不会有，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文章写得好不好，暂且不论，假如一篇文章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只是一味地去模仿他人。不管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勤奋，也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的。
在写作上，除了要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之外，最为关键的是要具备先天的资质。就像颜之推所讲的那样，一个人能否写出好的文章来，光有后天的努力还是不够了，还有看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资质。如果确实在这方面没有潜能，就应该尽早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能一味地强求，否则的话就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笑谈。
做文章本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假如不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意志，不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最终也只不过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罢了，终将一无所获，我们应该尽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原文：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异端，当精妙也。
出自“省事第十二”
译文：近代有两个聪明人，虽然兴趣广泛，涉猎也很广，可没有一样有所成就而出名的。他们的学问经不起人家的提问，史学知识不足以和人家讨论，文章也不能入选集录而流传后世，书法不值得存留欣赏。给人占卜六次只有三次卜中，医治十人只有五人能够痊愈，音乐水平一般般，弓箭技能更是不值一提，天文、绘画、棋艺、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诸如此类的事情，也只是懂个大概而已，没有一个精通熟练的。可惜啊！凭这两位的聪明才智，如果能割舍其他爱好，精心钻研一项，应该会做得非常精妙了。
■弈秋授艺
弈秋是古代有名的棋手，有两个人慕名而来，同时拜他为师。弈秋一心想把自己的棋艺传授给他们，讲课特别认真。一个学生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另一个学生表面上也在认真地听课，而实际上思想很不集中。他看到大雁从窗外飞过，联想到要吃天鹅肉……
弈秋讲完课，就叫两人对弈。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就对弈起来。开局不久，就见分晓：一个从容不迫地能攻能守，一个手忙脚乱地应付。弈秋一看，两人的棋艺相差悬殊。他对棋艺差的学生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听我讲课，他能专心致志，而你呢，心不在焉，所以对弈的结局一目了然。”
所以说不论听课还是做事情必须专心致志，只有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已经确定的目标上，并且贯穿到为实现目标采取的行动上，才能保证成功。因此，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时，不能同时想着另一件事情，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上，排除一切分散注意力的干扰，使思维完全集中到当前的工作状态。
集中精力不仅对人生理想这样的“战略”抉择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战斗”也同样具有很大价值。我们发现，许多人十分努力地工作，甚至经常加班加点，但收效甚微。这就是因为在工作中没有集中精力，没有用心。在工作时，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于当前正在处理的事情。如果注意力分散，头脑不是在考虑当前的事情，而是想着其他事情的话，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即使事情再多，也要一件一件地进行，做完一件事情就了结―件事情。全神贯注于正在做的事情，集中精力处理完毕后，再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着手下―项工作。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就必须“用心”。如果不能专注，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那么就会像猴子下山中的猴子一样，一路看见一样丢一样，到最后跑去追兔子，追不到兔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了，猴子的结果最终是一无所获。
其实，生活中的有些人正如这只猴子。做事总是三心二意、心绪不宁、焦躁不安，干什么都不能静下心来，不能集中精力做好手头的工作，结果不是耽误了时间，就是错过了机会，到最后一事无成。
张溥抄书
张溥是明朝人，因天资较差，常常过目即忘。但张溥小时候并不垂头丧气，而想办法来克服这个缺点。有一次，他在读书过程中偶尔发现了一篇有关董遇读书故事的文章，还用檀木做的椎（槌）子击弦弹棉代替手指弹拨。这样效率高多了，弹出的棉花也均匀一致，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其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一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他想：人家读一篇文章，有个七八遍就能够背诵了，而我读了一二十遍却还只能断断续续地背个大概，这差异不能不承认。可是，我再怎么笨，只要多背几遍，保证每篇文章都读一百遍，不也能行吗？从此，他就开始这么做了起来。古时候的私塾先生要求学生背诵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而这些枯燥乏味的文章，要重复地读上一百遍，别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是一个大人也会觉得厌烦的。可张溥硬是不厌其烦地坚持下来。口渴了，他就舀一瓢凉水喝；嗓子哑了，他就把声音放低一点……苦读了一段时间，他终于能连贯地背出文章来了，这使他异常高兴；可是白天背得挺熟的，第二天一觉醒来，又忘得差不多了，这使他十分焦虑。他决心寻找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读书方法。
一天上课时，先生叫张溥背诵文章。开始几段，他背得好好的，先生也挺满意的，可没背一会儿，他就背不下去了。这下他可急了：昨天还当着父亲的面背得很流利的，今天怎么就背不出来了呢？而他越急，就越想不出来，最后只好低着头等着挨先生的责打了。先生见张溥愣在那里，非常生气，便拿戒尺使劲地在张溥的手掌上抽打了几下，直打得张溥白嫩的小手掌红肿了起来。打完了，先生余怒未消，说：“你怎么这样不用功？罚你回去把这篇文章抄十遍，明天交给我！”
张溥挨了打，可他一点儿也不怨恨先生，只怪自己不争气。回到家草草吃过晚饭，他就在灯下铺好纸，研好墨，挥笔抄起书来。文章较长，他抄得又认真，等他抄完，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到校，他把抄的书交给了先生，没想到先生又让他接着背昨天的文章。这下可把张溥急坏了：这下完了，我只顾抄书，没有特意背呀！可看着先生那严厉的样子，他只得硬着头皮背了起来。谁知奇迹发生了：上句刚一出口，下句居然就跟着跳了出来，一会工夫就把全篇文章顺利地背了出来，而且还没有一次停顿，没有背错一个字。先生听了，不由得连连称赞道：“好，好，就应该这样背！”
放学回家的路上，张溥还在琢磨背书的事：“奇怪，昨天我并没有刻意背书呀，可今天为什么就能脱口而出呢？难道是因为我抄了十遍的缘故吗？”正好先生又留了新的背书作业，他决定按昨天的办法再试一试。回到家，他先把文章朗读一遍，然后开始抄写，边抄还边默诵着，抄完一遍，又大声朗读一遍，接着再抄写一遍。这样循环往复，当抄到第七遍的时候，他觉得不仅已经领会了文章的意思，而且还能够熟练地背诵了。他放下笔，高兴地喊了起来：“好，我终于找到背书的诀窍了！原来果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呀！”
从此以后，张溥读书必手抄，读后又随即焚去，再抄，再读，再焚，如此六七次方休。后来，他把这种读书方法称为“七录”，他把读书的屋子也取名为“七录书斋”。这样长年累月地抄写，他右手握笔的手指上都磨出了老茧。夏夜蚊虫叮咬，他读书时就在桌下放一大瓮，将两足置于瓮中，常常通夜地读。冬天冷风吹刮，皮肤冻裂了，张溥用热水温一温手，又开始抄读。
有一年冬天，他夜读灯尽，见窗外光照如天明，开门一看，原来是天降大雪，积雪盈尺，竟也没有发觉。一天，他的好友张采来看他，见他正拿着粽子，蘸着墨汁，吃得满口乌黑也没觉察。有人讥讽他近于迂，他却充耳不闻，好学如常。
原来天资较差、记性不好的张溥，靠着这种读书“七录”的扎实工夫，博识广学，成为著名的文学家。他著书立说，思路敏捷，文笔流畅，文章内容深邃，颇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