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
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这样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做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醒悟，决定开创新时代时，却是覆水难收，没有第二次机会。
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做评论，下面只想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调动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失败之作。
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慈禧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她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操纵在股掌之间。她很有胆量。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她很有度量。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而且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敌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她有一定眼光。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第一个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也许她会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也许不会是像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她叫“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慈禧无疑就是此类女子。光绪皇帝从小就叫她“皇爸爸”。碰巧，咸丰皇帝是那种较为软弱的男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他直不起腰。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和欣赏个性坚强的女子，甚至产生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心理。当慈禧第一次尝试着给他出出主意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于是，年青聪慧的慈禧借此机缘接近并最终走入了权力中心。
其实起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对大臣的谈话记录。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像是和亲戚们唠家常，而不是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晚清最有名的大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和他谈的都是些家常，什么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毫无疑问，她热爱权力，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力欲驱使着灵魂”，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她没有男人那样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她没有因政治而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反，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建造园林，使她快乐的是和那些聪明的宫眷谈女人们的话题，是豢养宠物，是研制化妆品。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敏感一些，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感兴趣。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没有看到用另外的方式发挥自己才智的可能。她对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的追求豪奢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权力斗争中她果断冷酷，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她有足够的聪明和手段控制局势，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在很多时候，她能明智地顺应时势，采纳正确的意见，比如信任汉人，支持“洋务运动”。也有很多时候，她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做了许多错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比如她两次打击恭亲王，仅仅是因为恭亲王权力太大，让她不太放心。两次打击，使得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心骨心灰意冷，“依违两可，无所建白。”对晚清政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她进行的历次政治斗争，都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这迥然不同于东方宫闱中那些只会纺纱织布的女子。
有人把慈禧比作俄国女皇叶卡捷琳那二世，实际上这种比较是不确切的。她有着叶卡捷琳那的精明果敢，却没有叶卡捷琳那的科学头脑和政治眼光。在后者的开明专制统治之下，俄国提高了行政效率，招致了大批外国科学家，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慈禧带给中国的新政却不那么成功。
她的素质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不过，如果抽去其他因素，单纯从女人这个角度去看慈禧的话，我们发现，她是相当亮丽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质，都颇为光彩照人。她不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自甘柔弱地依附在男人身上，因为习惯的强大而自我压抑，在不公正的自我牺牲中麻麻木木地消磨掉一生。她无所畏惧地向“男在上女在下”的传统进行挑战，冲破重重阻碍来张扬自己的生命热量。她身上具有许多现代女性的品质。慈禧极其自信，敢做敢当，从不压抑自己，也不委屈自己。面对一群男人组成的政治世界，慈禧毫不胆怯。她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狡黠成功地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维护自己欲望的工具。慈禧精力充沛，热爱生命。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宫女谈往录》中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游自在，腾出闲工夫，讲究吃，讲究穿，讲究修饰，还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儿疲倦的劲儿。”她特别爱美，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可是在寂寞的深宫里，她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她对美异常执着，四十多年里，天天都要在妆镜前消磨上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她经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她天生喜欢大红大紫，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她冰雪聪明，刚进宫那会儿还不怎么识字，可是通过自学，她练出了一笔好字，诗也写得挺不错的。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她还喜欢绘画，留下了一批还过得去的作品。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对于园林建筑颇有造诣。她生活得富于情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有滋有味。
她有冷酷无情的时刻，可是也富于人情味儿。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史书中并无记载，野史中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特别是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觉醒是不彻底的。由于文化传统的局限，她没有想到在男人的领域全面发展自己。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但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最对不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正是在孩子教育上的失误。对独生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自制力极差。这样一个儿子，她怎能放手让他接管全部权力？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这样的继承者实在无法承担起拯救破坏帝国的重任。家庭教育的失误，无疑是慈禧这个聪明女人的最大败笔之一。这也许与慈禧自己过于强硬的性格有关，让儿子们都对她太畏惧。而这，又恰恰是她如此长久地涉足于政治不能自拔的部分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深深迷恋权力，这是她难以摆脱的弱点。权力这两个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权力的渴望根植于人性深处。这个东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诱惑。从这点上来说，慈禧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其实，作为统治者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因为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因为，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任何官员从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好像有一点后悔。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却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耻大辱，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
附：慈禧东陵的故事
1、东陵“三绝”
慈禧生前在政治上权威显赫，在生活上享尽了人间富贵，而她为自己所修筑的陵墓更是极尽奢华。慈禧的陵寝，是清东陵建筑群中最有看头的一景。明楼红墙，黄瓦飞檐，虽与同为皇太后的慈安陵隔一道马槽沟，以完全相同的规模和样式坐北朝南并立，但内在装修与细节设计却不能同比。有关建陵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便合成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女权”故事。
咸丰皇帝驾崩后，慈禧的亲儿子载淳继位。在这年仅六岁的同治皇帝背后，慈安和慈禧作为东、西太后垂帘听政。同治五年（1870年）后，两位皇太后即选中东陵的风水宝地菩陀峪和普祥峪建陵寝，由于清二百年历史上还没有两个皇太后一起建陵的先例，如何建陵便成了无制可依、无章可循的难事。在承修大臣提出的同葬一陵（棺椁并排无高低贵贱之别），或者一陵两地宫的上奏被慈禧否定后，最终实施了建两座陵的方案。建陵经费则通过提高赋税的方法解决。这两座陵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同时开工兴建，到光绪四年（1879年）同时完工，慈安陵居西，慈禧陵居东。两座陵墓建筑规模大体相同，但慈安陵共用白银260万两，而慈禧陵只用了227万两。当时虽为两宫皇太后共同执政，可慈安地位高于慈禧。慈禧是一争强好胜女人，哪能甘居他人之后呢。其实两宫太后的陵墓在所有皇后陵中均属上乘，可是慈禧对此并不满足。慈安死后，慈禧大权独揽，惟我独尊，于光绪二十年（1895年）借其陵寝渗水之机，下令拆除三大殿重新修建。整个工程长达十三年之久，耗资巨大，直至慈禧死时才完工。虽然陵制已定，老佛爷在陵寝局部的规模与样式上不仅另辟新径，还极尽挥霍之能事，在内装修和建筑细节上大做文章，使重修的慈禧陵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一座皇家陵寝。
重建的慈禧陵，用料之精美、工艺之高超、装修之独特，均居明清帝后陵之首，堪称慈禧陵之“三绝”。
一绝，用料之精美。步入慈禧陵隆恩门，一眼就看到独具一格的红褐色门窗菱花和梁枋斗拱，浑然一体，给人以清心悦目之感。乍看不如宫廷中常见的红漆彩梁柱那么艳丽，细瞧才可发现木质纹理精细、色彩典雅。这是一种名贵的黄花梨木，多产于海南岛。遍访各处建筑，用此木建殿堂者，惟有慈禧陵一处。在三殿六十四根柱子当中，除隆恩殿七米高的金柱、中柱为包厢外，其余均为直径一米、高3.65米的独根笔直的原木。这些名贵的材料，构成了慈禧陵木质精美之一绝。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4592两以上。而这货真价实的金碧辉煌虽然经过盗墓者贪婪的洗劫，如今依然可见那“金绝”的豪华残迹与碎片。至于木绝，也足以让人瞠目。三大殿的梁枋都是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的。据说这种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的木料现在已濒绝种，其价以斤而论，称得上是寸木寸金。而慈禧的棺椁，更是用极名贵的金丝楠木制作的。
二绝，工艺之高超。慈禧陵三殿里里外外梁枋各处彩画，全部贴金。三殿六十四根柱子，完全采用镀金嵌饰，比北京故宫太和殿内的六根金柱还要华丽。三殿内外的大小三十块砖墙及二百二十八平方米的范围内，雕刻着“五福捧寿”、“绫带盘长”、“万字不到头”等，并在砖上节扫红、黄金粉，使之显得更加金碧辉煌。金饰的豪华、美轮美奂堪称一绝。
三绝，装修之独特。为显示女人当政，隆恩殿周围石雕栏杆上，均雕刻了“凤引龙”图案。殿前正中长3.18米、宽1.6米的陛阶石上，雕刻着一龙一凤：丹凤凌空展翅，穿云俯身向下；蛟龙出水曲身，腾空昂首向上。凤引龙，相戏火珠。在隆恩殿周围六十九块汉白栏板上，也精心雕刻了“凤引龙”图案。尤其是栏板之间的七十六根望柱，最为标新立异。皇家建造的石栏望柱中，“龙凤望柱”等级最高，大都在望柱头上以一龙一凤相间排列。慈禧陵的月台望柱更不同一般，单单雕刻着穿云翔凤，神态洋洋自得。整个雕栏共雕琢了二百四十只凤，三百零八条龙，像这样寓意其中的雕刻，实属罕见，怎能不称这为之一绝呢！这种出自皇室的独一无二的“一凤压两龙”的造型，与石栏板上龙追凤的图案彼此呼应，一起强化并张扬着皇权的性别寓意；殿前龙凤丹陛石上的雕刻更是石雕珍品。它的构图打破了传统的龙凤并排格局，显示的是新颖独特的凤在上龙在下图案，加之高浮雕与透雕所创造的栩栩如生的立体感和凤舞龙飞气势，将皇权的性别强调指向极致。
慈禧陵的“三绝”，演绎着无比奢华的“女权”故事。这“女权”二字，所包涵的自然不是女权革命意义上的妇女“权利”，而是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早在清末，一位叫何震的女子就否定了女性的同一观念，对妇女的社会性别进行阶级论审视。在她看来，男女平等并不单纯是男子不压抑女子的性别平等，而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与阶级平等。英国的维多利亚、中国的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是女人执掌政权，却没有根本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如此，慈禧陵的一凤压两龙也好，凤在上或在前、龙在下或在后也好，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涉妇女权力的“女权”象征。而陵墓的豪奢也并没有带来身后的荣耀，反而带来了灭顶之灾。
2、孙殿英东陵盗宝案
1928年夏，流氓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陵窃宝案。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者比比皆是。孙殿英也乘势而起，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后来，孙殿英率部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
7月10日、11日，二十余辆大车满载珠宝回到孙殿英司令部。此时，全国的报纸仍没有登出任何消息。直到8月初，路透社才有电讯透露此事，某些报纸予以采用，但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中央日报》才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这才轰动全国。此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根据《孙殿英投敌经过》中的记载，孙殿英曾回忆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的，我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戴笠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他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却多得记不清楚。慈禧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戴笠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了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戴笠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得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接到戴笠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此外，孙殿英还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多万元的黄金，送给监察院长珍贵的古玩……无怪乎这些当官掌权的国民党要员起初积极查询此案，到后来却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因此，孙殿英才得以逃脱法网。
如此一件特大案件就这样以闹剧形式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