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负担的店面面积，从一百多平米降到了八十平米、五十平米、最后只有二十多平米了。到了这个地步，房产中介都犯了难：“哥你搞笑呢吧，二十平米就别咖啡馆了，务实一点儿干个麻辣烫得了。”
因为房租太高，那些已经开起来的小咖啡馆也步履维艰。在南锣鼓巷、学院路和什刹海，很多年轻的店主都对我诉苦：“还不如上班儿挣得多呢。”
我只见过一个无忧无虑的“老板”，那是个下巴尖尖的姑娘，连咖啡机也不会用，每天坐在柜台后面只干一件事，就是把指甲涂成不同的颜色：一个红，一个蓝，一个绿……
“冷落成这样了，你也不着急？”我问她。
“不着急。不过你要再跟我答茬儿，就有人该急了。”那姑娘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在我眼前划出一道彩虹，“这店是我老公给我开的，他怕我闲着没事儿勾搭野汉子。”
“真是法律意义上的那种——老公？”
“我去你妈的。”
而且刨除掉房租的因素，我究竟是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呢？这点也很可疑。看着那些岁数比我还小的年轻人一刻不得闲地记账、迎客、和供货商讨价还价，我就心生惭愧。说到底，咖啡馆之于我，只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呆、神侃、理直气壮地耗过一整天时间的地方。
就在开店的计划又一次止步不前之时，b哥恰到好处地打来了电话。他已经原则上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在小剧场话剧这方面“试试水”，并邀请我加入。我不认为自己能在话剧艺术上有什么作为，也明白b哥找我，只不过是想在“团队”里安插一个自己人，免得吃亏上当。他又恢复了一个精明而操蛋的商人嘴脸，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也不是图钱，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无非就是想干点事儿，干点儿事儿……每当看到现在上演的那些话剧，我就很忧虑……”
“那些个傻逼呵呵的‘知本家’，你知道我最烦他们丫什么吗？”我尖刻地辱骂b哥，“就是明明干的都是卖身求荣的事儿，还非得从裤裆里掏出二两文化责任感来。”
b哥则保持了这么多年一贯的从谏如流：“我就欣赏你的直率。”
必须得承认，他是个比我聪明得多的流氓，三言两语就把我拉了过去——而且连报酬都没谈，只许诺给我报销几顿饭局。这样一来，我又有了另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呆、神侃、浪费时间的去处，便如释重负地把咖啡馆的事情扔到了一边。
b哥把“策划会”的地址定在了他那雕梁画栋的四合院。“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干点儿和文化沾边的事儿。”这厮恬不知耻地说。当天下午，我如约而至，先被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吓了一跳。上次来，还没见有这俩镇宅之宝呢。我抬起厚重的铜环，轻轻叩响了b哥的朱门。
片刻，b哥趿拉着鞋，夹着一只玉石烟嘴出来开门。我问：“姨太太没在？”
“甭提那娘们儿，我把她遣散了。”b哥烦躁地挥手，转而向我显摆他的石狮子，“这俩神兽怎么样？从河北省定县屯乡屁股村拿大卡车拉过来的。”
“整幢宅子也就它俩是干净的。”
“骂人？”
“夸你富比王侯呢。”
逗了两句嘴，我们穿堂过室，来在高耸、敞亮的正房落座。b哥像一个真正的遗少，径直偏腿上了炕，斜卧在他的“鸡翅木”美人塌之上，从茶几上抄出一只烟枪摆弄了起来。
这个架势简直让我目瞪口呆：“b哥啊b哥，你现在太能装逼了——也不怕我到胡同口儿的派出所举报你？”
“这东西你只在电影里见过吧？”b哥洋洋得意地说，“其实我也不抽，就是这屋子全弄好了之后，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想来想去——哎，就是它。”
没过一会儿，那三个文化二道贩子也登门了，自称是某文化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和总裁助理”。我怀疑他们那公司一共就这三个人。而对于b哥这副德性，他们固然极尽阿谀之能事：“民国范儿，这就是陈丹青先生所说的民国范儿。”
我注意到，这几个混混儿的身后，还站着一个看起来很面熟的人。这是个高大的中年人，足有一米八几，留着一头相当狂野的乱发，皮肤很干，脸上的棱角像刀砍斧凿出来的。尽管长了这么个样子，他的神情却出乎意外地拘束——像个站在陌生人家门外的孩子，暗自打量着屋里的人，沉默着。
我凝神想了一会儿，把记忆中的人名和形象对上了号，然后扒拉开那几个宵小，探过身去与中年人握手：“董东风——董老师您好。”
董东风颇显为难地对我笑了笑，给人一种岩石开裂的感觉。看到我的反应，文化公司的“总裁”赶紧在一边煽风点火：“董老师是我们请来的……啊，文化顾问。他早年是特别有名的诗人，‘第三代’里的代表人物，这些年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电影……我前几天还在报纸上看见过一张照片，董老师和罗曼-波兰斯基勾肩搭背，说着法语探讨艺术——你们信么？”
“是在狱中合的影么？”为了掩饰方才的热忱，我故意“刺儿”了一句。
“波兰斯基犯事儿了么？犯的什么事儿？”
“奸幼。”
那几个人尴尬地大笑了起来，我又瞥瞥董东风，他却丝毫没有不悦的表情。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b哥附和了两句“大材小用”，也不知说的是“学者搞话剧”还是“奸幼”之中的哪件事。然后他叫保姆进来沏茶拆烟，一干人云山雾罩地聊了起来。整个儿过程中，我都在观察那个叫董东风的男人，而他却像知道被人窥视一般浑身紧绷：沉稳如钟地坐在红木“圈儿椅”上，脊背挺得直直的，仿佛正在饱受“婷美”内衣的煎熬；他的手分别拢在两个膝盖上，松一刻紧一刻，不停捏着自己的腿。配上b哥家里庙一样的装饰风格，场面乍看上去，好像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金刚，正在审讯我们这群聒噪不停的小鬼。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闭着嘴，不接任何人的茬儿。作为一名圈儿里有点名气的学者，这个样子难免给人以倨傲之感，很容易被人民群众归入装逼犯的行列，但是董东风却不是这样。他的眼神疲惫、安详，反而让我们这伙儿人顿生惭愧。有时说着说着停下来，冷了场，某个人就会欠欠身，问他：
“董老师，您怎么看？”
或者：“董老师，给指条明路吧。”
董老师就小心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谨言慎行地说两句。面对我们这个毫不靠谱的“策划会”，他自然也说不出什么靠谱的话，只能泛泛地聊几个大词儿，譬如“间离效果”、“互动”或者“群众路线”之类的。一干人等则集体“哦”一声，叹服：
“思路更清晰了。”
结伴撒尿的时候，b哥骑着他的“黄花梨”马桶问我：“这厮到底是谁呀？”
“你说董东风？你不记得他了？”我提着裤子反问他。
“见过么？”
“好多年前了……”我使劲想了想，“咱俩上本科的时候，在‘五四’篮球场打球，一员猛将隔着你扣了一个篮——就是他。他比咱们大几届，那时候就在诗歌圈儿里有点名气了，每年‘未名诗歌节’都会上台朗诵……后来留校任教了，听说这两年又开始研究电影……”
“哦对对，那时候还老看见他推着一个轮椅在学校里溜达——轮椅上是他的导师吗？”
“不，好像是导师的女儿。”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姚睫。我想象着那个桃儿一样的姑娘坐在学校里的湖畔看一本书，书名叫《诗歌，自由的边缘》——或——《自由，诗歌的边缘》。词语的排列组合仍然混乱，但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书的作者正是董东风。
等我和b哥泄空了回屋，恰好听到董东风正在说话。他似乎终于不能忍受我们这种操蛋的开会风格了，声音低沉、一字一顿地建议说：“不管怎么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你们就算还没有剧本，好歹也得确定一个主题吧——题目也得想一想。”
众人又叹服：“明灯儿明灯儿，明灯儿指路。”
然后又迅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先确立主题，后定题目，另一派坚持说，有了好题目，主题也就在其中了。恰好这时候，b哥家的保姆操着一嘴河南话进来通知：“饭馆打电话了，老鸭子已经煨酥了。”某个家伙灵机一动地叫道：
“普罗——董老师不是说过普罗嘛？普罗好。我们就搞个普罗的保姆题材吧。”
众人已经饿得咕咕叫，齐声赞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聊题目。这就更不靠谱了——有人说，叫《保姆成群》吧，另一个人说，那还是《大红保姆高高挂》比较好。最后还是我把操蛋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的思路可以青春一点嘛，你们觉得《保的姆》怎么样？有没有倭国风情？或者《1988——我想跟这个保姆谈谈》。”
最后b哥拍板，将话剧题目暂定为《保姆逆流成河》，随即邀请大家去胡同深处的一家“官府菜馆”吃“袁世凯最钟情的糯米炖老鸭”。众人的大脑空转了无数圈，都已累了，没人再提话剧的事儿，转而称兄道弟地狂饮起来。喝了七八瓶窖存十年的“会稽山”牌黄酒之后，每个人都眼泪汪汪，额头发亮，就连董东风的话也多了起来，还朗诵了一首香艳的诗：
“要加上几多佐料，用上什么火候，才能把一个美女烹饪得鲜嫩可口？“
大家齐赞一声“董老师，好一个闷骚的男人”。董东风赶紧解释，这诗不是他写的，作者是一个川菜馆老板，他只是“看到好，就记下了。”至于哪里好？董东风解释，因为诗里既有“脂粉气”，又有“烟火气”。而下面的话题，自然从这首诗转向了“人体圣”，作为唯一能到日本进行高消费的人，b哥有了发言权，他声称自己在京都吃过那“东西”，当时“很担心吃到毛”；而当天晚上回旅馆，却恰好看见自己刚“吃”过的那姑娘在路上走，正在给家里打电话，“一嘴京腔，听得我特别有幻灭感”。
在那个异国的夜里，b哥建议那位勤工俭学的北京女留学生：“在你身上摆寿司，是很不搭调的。不如来碗卤煮火烧。”
而女留学生则这么回答：“日本法律肯定不允许——会给顾客带来极其血腥的联想。”
这个段子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是这一次不知为何，突然感到非常恶心。我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躺在餐桌上，被开膛破腹，煮熟了的肠子和肺流了一腿。究其原因，也许是黄酒的后劲比较大吧，而且入口非常腻。
我撑着站起来，踉跄到古香古色的卫生间，扒着洗脸池干呕了两声。正在想吐又吐不出来的节骨眼上，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
“洗把脸就好了。”
我抬头，看见面无表情的董东风。他为我开了龙头，我大张旗鼓地狠抹几把，的确清爽了不少；这时愣了愣，觉得尿意又上来了。对于一个深知醉酒有多难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撒出去就没事儿了。
我脱了裤子哗哗作响，董东风则躲到狭长的厕所的另一头，耸着肩上厕所。作为一个七尺大汉，这人的举止显得过于文静了，乍看有一种突兀的反差，但接触长了，反而给人一种踏实、值得信赖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古人之风”。再去洗手的时候，我故意洗得很慢、很仔细，等他走出来。
董东风从兜里拿出半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两根来，都是断的。我赶紧掏出自己的让给他。他看看牌子，颇为欣喜地长吸了一口：
“我上学的时候也爱抽外国烟。”
“我和b哥是您的师弟……咱们几年前一起打过球呢。我还在诗歌节听过您朗诵。”
“哦？你的名字叫——”
“赵小提。”
“你是赵小提？”董东风像孩子一样在裤子上抹手，再一次与我相握，“我知道你。你现在还在写一些文化评论吧？影评剧评什么的？以前在文学社的诗歌刊物，我似乎看到过你写的……”
听到他说起我曾经写过诗的事情，我登时满脸通红、手足无措，恨不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倒不是自认为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写诗”这个往事本身就让我无地自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诗歌出了毛病，还是我们出了毛病？晕晕乎乎中，我像往常一样，说了很多对诗歌不屑的套话，诸如“那就是为了拍婆子”、“扯得我蛋疼”云云。而董东风则耐心地听我说完。
“写评论也不错。”他认真地说，“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评论，有些观点我很赞同，不过有一些就有那么点儿……”
“迎合对吧？”我也认真地说，“媒体拿了发行商的钱，我则拿了媒体的钱，我们都得把出钱的人伺候好。这是职业操守。”
“弄这个话剧也是如此？”
“这事儿呀，”我嘬嘬牙花子，“还不如在报纸上写软广告呢——您没看出来，这帮人一点准儿也没有么？我纯粹是陪人扯淡，骗吃骗喝。”
董东风突然爽朗地笑了：“那我更扯淡。那几个人到我家找我，说请我参加一个话剧方面的研讨会，没想到来了却是这副光景。”
“他们那是扯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呢。”
“何苦来，我又不是多大的腕儿。”
“不不，您的赫赫名声已然可以蒙骗不少——”
我想到姚睫，硬生生地将“女青年”这三个字憋了回去，心里也莫名其妙地一紧。董东风则温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劝我“去吃点水果”。回到包间里，却见b哥和那三个文化诈骗犯酒到浓时，又掀起了新的一轮高潮。一个家伙捶胸顿足，几乎嚎啕着说：
“真是个圣人——我跟你说，他真是个圣人……”
我一边落座一边问：“你在说谁？文怀沙先生吗？”
“文老固然也是……不过我说的是我们身边的圣人——”那厮突然目光炯炯地指着董东风，“董老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他语无伦次地嘟囔了很久，我也没听太清楚，只是依稀记得两个词，一个是“伉俪情深”，一个是“感动中国”。大概说的是董东风和他爱人的关系吧。这和“圣人”搭边儿吗？而那几个家伙越说越煽情，已经完全陷入了酒后的神经质，到最后居然集体起立，前仰后合地对董东风“膜拜”了起来。
此刻，作为唯一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我看到董东风的脸色已经很不自然了。他抿着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一幅想躲又躲不开的表情。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了，便突然拔地而起，装作撒酒疯，揪住为首那人的脖领子吼道：
“你丫烦不烦？你丫烦不烦？”
那厮挣巴着和我扭打起来，b哥等人赶紧上来劝架：“高了高了，都高了。”我顺便扬起一脚，踹到桌子上，两个盘子应声而落，吓得门外的服务员小妹“啊”地大叫。这顿饭就此吃不成了，b哥拉扯着我往外走，对老板说：“统统记我账上。”
“谢谢您没把房子给点了。”老板苦笑着帮忙搀我。
刚出门口，我马上长身而立，整理着衣服冷静地说：“我自己能走。”
在路灯下，我看到董东风沉默着对我点点头。我们互相笑了笑，就各自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