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一个老师就没那么厚道了，那厮是个搞语音学的，长得周周正正的，很像个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据说他刚召到第一个女研究生，就开始睡人家。睡也不要紧，关键是他还给钱，每次给完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陪老婆了。被他睡的学生可是一个热爱学术的有志青年啊，有一次把那些钱展成一个扇面，扇啊扇，扇了会子，就从六楼的窗户窜出去了，飘得满天都是钱。这事儿出了以后，学校居然也没处理那个老师，只是从此不让他召女研究生了。
当然，也有比较特殊的女学生，比如说我的前老婆。我也问过她：“你有没有喜欢的老师？”
她说：“还真没有。”
我说：“为什么？”
她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那时候就不喜欢正经人。”
他妈的，那个时候她居然把“叫兽”都看成了“正经人”，何其幼稚。照这么说，她喜欢上我这种社会渣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很遗憾，这种不俗的口味是很难持久的，到后来，她还是把我给踹了。
早知道就劝她找个“正经人”了。
而有了上述事件（尤其是挥金如土的跳楼事件）打底，再听姚睫来诉衷肠，就觉得很小儿科了。我甚至有些恍惚：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种含蓄的情节。那天，我看着熟睡的姚睫，抱着一袋包子吃啊吃，吃完了又从书桌上拿起她的书，浏览起来。除了几本小说、人文社科方面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关于美术和设计的画册。有一本《现代艺术面面观》非常有意思，其中有裸女被画成斑斓的动物图案，还有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将身体变形成一个抽水马桶，等着大家来尿。啊，这个姑娘还真是兴趣广泛。
直等到下午，她才醒了。醒了之后立刻喊饿，我抱歉地说：“包子已经吃完了。”
“自私自利。”她不见外地训了我一句，然后突然爬起来，敏捷地揪了一下我的耳朵。
“别调情。”
“我是看你疼不疼。医生说，虽然你们喝的假酒不致命，但十二个小时之后没有痛感，还是得送医院。”
“疼了疼了。”我揉着耳朵让她放心，然后和她出去吃饭。
在清华东门外一家东北人开的韩国饭馆，她吃了一份拌饭，我要了瓶啤酒看着她吃。吃完之后，她擦了擦嘴，端正地做好：“问吧。”
“问什么？”
“你不是特爱窥探人家隐私么？”
“我什么时候……”说了一半，我笑了，“这怎么算窥探呢？我可为你坐了三天牢啊。别的不说也无所谓，就说说你干嘛砸人家窗户吧。”
然后，我面前的这张桃儿脸就垂了下去，脖子无力地耷拉着。她像坦白一件丢脸的事儿一样说：“因为我喜欢上董东风了。怎么着吧。”
“怎么喜欢上的呀？”我笑咪咪地、几乎称得上猥琐地问。
“他也是乘虚而入。”
那个时候姚睫才上大三，刚过二十岁，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恋。她原来的男朋友是在大学认识的，和她一个专业，而且还算是半拉老乡。对方是成都人，因为饮食方面的喜好和她走得很近，家里大人给邮寄来泡椒凤爪、怪味豆之类的东西，俩人总是一起分享。吃来吃去，就吃到一块儿去了。第一场恋爱，姚睫自然谈得很认真，不过恰恰因为认真，也就忘了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人。比如说，那个男生官儿瘾很大，一心想当干部，姚睫便也加入了学生会，陪他一起上劲。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她男朋友还曾经揭发一个学生会副主席考试作弊，只不过后来经查是诬陷，闹了个臭名昭著，她也心甘情愿地跟他一起担骂名。可是“组织”这个东西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奇怪，恰恰因为诬陷事件，反而认为姚睫的男朋友是一个热心“靠拢”的分子，由此开始重用他。当上干部，又搞来一个“对口推荐”到海淀区团委的分配指标后，这个男生就率先变了心，在一次到秦皇岛“考察”的途中，和学生会的文艺部长搞上了——而那女孩的爸爸，据说是市里的一个“副厅级巡视员”。
姚睫还保存着几包泡椒凤爪，等着男朋友回来呢，谁知道他已经改换了口味，准备吃“咱老北京的挂炉烤鸭”了。这个结果自然很让人伤心喽，说成晴天霹雳也不为过。可是在讲的时候，姚睫却吐了吐舌头，对我说：
“现在居然没觉得太吃亏。”
当时还是精神错乱了很有一阵，好在没想到去死。有一天，她痴痴愣愣地在学校里面转，想着泡椒凤爪只能自己吃了，又想着男朋友和新女友出双入对的样子，竟有不知身在何方之感——走累了，就一头扎进了一个教室。人家正在上课呢，她咣当一声摔门而入，学生们自然“嘘，嘘”地抗议，还有人“吁，吁”的，好像在喝斥一匹小马。不过讲台上的男老师倒是没说什么，宽容地指指后排，让她坐过去。我的母校上课非常自由，甭管什么人，进来就能听。这恐怕是这些年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好传统了。
姚睫就趴在同学们后面，先是睡了一会子，醒来之后就开始哭。好在这时候已经快下课了，同学们回头看看她，议论了两句，纷纷离去。感到身边没有了人，姚睫索性放开嗓子，大声哭了起来，不过仍然一直趴着，有人捅她的肩膀，她也不理。
直到哭得眼睛都疼了，意犹未尽地抬起头来，她才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这个男人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她。她也不客气，接过来就擦，还擤鼻涕。擤完了说：“我给你洗。”
高大的男人说：“那肯定，我就这么一条。”
不用说，那个男人就是我们敬爱的董东风老师喽。也就是在那个瞬间，姚睫心里突然想：不如喜欢他好了。喜欢董东风，无疑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可以迅速忘掉过去那个操蛋男朋友；第二，董东风一定有太太，喜欢了也没什么可以“企图”的余地，刚开始就断了念想，将来也就不至于再难过一次。
于是，姚睫就拉开架势，有板有眼地喜欢起董东风来。她买了董东风的所有著作，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就连他发表在文化杂志上的小文章也不放过。她会出现在董东风每一节课的课堂上，早早地坐在第一排。每当下课，她第一个走上前去，有问题问，没有问题制造问题也要问。这样的努力持续了几个月，倒把自己变成一个文科生了。
姚睫对这种状态很满意。假如关系仅限于此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她成功地“利用”了董东风。而这利用又是对双方都无害的：女孩在学校、在这城市有了一个长久的念想，男人则浑然不知。姚睫清楚地知道暗恋的底线在哪儿，那就是，他在明，她在暗。这非常安全。
凭着画饼充饥的本领，她有信心度过变成一个成熟女人之前的那些年头。
不过事与愿违了。她对董东风的追逐过于勤勉了，而对方又怎么可能浑然不觉呢？终于，停留在心理范畴的游戏格局被轻而易举地打破了。
那是一次外校讲座，地点在著名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来听董东风讲电影的，都是各大军区选送上来的“文艺尖子”。对于那些轻佻的女文艺兵来说，这样的课程未免过于艰深，他已经放低身段，主动去聊《廊桥遗梦》了，然而学生们却只知道宋祖英。大家涂指甲的涂指甲，发短信的发短信，没有一个听课的，就把专心致志的姚睫凸现了出来。她仰着一张桃儿脸，瞪大了眼睛听。
局面就变成了董东风只给她一个人上课。她帮助他将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打发了过去，完成了两校之间的“军民共建”任务。董东风也在课程的后半段摆脱了困扰，重拾主流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对好莱坞、乃至被文艺兵们视为至高无上的“春节联欢晚会”大加鞭挞。很可惜，他的用词过于艰深了，女战士们根本听不明白他是在骂还是在夸。
下了课，当姚睫收拾书包准备离开的时候，董东风走过来，对她说：“每堂课都有你。”
姚睫说：“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听人讲电影。”
董东风说：“我的手绢你还没还给我呢。”
小女孩就此乱了方寸。这以后的过程也不是她能够控制的了。他们从面面相觑的师生变成了没话找话的熟人，而这个变化，自然是一场校园恋情的前兆喽。打那以后，董东风每次下了课，都会单独跟姚睫聊一会儿天，他们在校园里走一圈，有的时候还去“师生缘”咖啡馆（多操蛋的名字）喝一壶茶。姚睫也会给董东风打电话，汇报她最近读书和“观影”的心得。她流露出要考艺术学院研究生的想法后，董东风顺理成章地说：“我带你好了。”
作为一个预备役女弟子，姚睫也开始频频造访董东风的家。她礼貌地和“师母”打招呼，然后主动帮老师打扫家务。有段时间，她几乎称得上是董家的半个保姆了。
我听她讲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情节：“你们一起去过圆明园吗？”
“没有。”姚睫简短地说，“他只是告诉过我，上学的时候曾经翻墙进去过。”
然后，她开始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和董东风相处的场景。在路上，在饭馆，在宿舍楼前。很自然，同学们开始风言风语，说她和外系的老师“搞上了”，这倒让姚睫相当快意呢，起码可以气一气那个傻逼呵呵的前男友了。
然而在我听来，姚睫和董东风的“师生恋”仅仅停留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负责任地说，根本就没发过情。董东风只是春风化雨地说啊说，说文学，说艺术，兼说人生和理想，姚睫呢，她能做的也只是听啊听，听文学艺术人生理想。他们之间仅仅是嘴巴和耳朵的关系。
他对她最亲昵的举动，仅仅是一辆自行车冲撞过来的时候，拽了一把胳膊。
倒不是说我对“人民叫兽”这个群体有多么大的成见——我只是站在一个各方面发育均很健全的男人的角度，对董东风和姚睫的关系感到不可思议。多鲜嫩一“果儿”啊，水汪汪的大眼睛饱含着情意，难道敬爱的董老师看不出来吗？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解风情的人。
我又想起b哥等人在酒桌上说过的“感动中国”和“伉俪情深”。在讲那些大词儿的时候，他们无疑用了惯常的揶揄口吻——倒不是讽刺董东风这个人，而是在嘲讽所有看似崇高的事物。而在常年的冷嘲热讽中，我自己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操也怀有本能的怀疑。当年没把书继续念下去，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
如果董东风是为了他的太太而不敢越过雷池半步，那么他倒真是这个时代的异类呢。
那么我自己呢？我突然想到，当姚睫躺在床上，蜷着腿的时候，我本来大有机会对她做些什么的。不止那个时候，还有在圆明园，在后海“刷夜”的那些晚上，我也起码是可以动一动邪念的啊。可是我虽然满嘴流氓话，心里却几乎什么也没想，就连趁着姚睫打哈欠的时候亲她一下的念头都没有。
这个发现让我既惭愧，又欣慰。这是否说明姚睫是一个神奇的姑娘，她大大咧咧地傻笑着，就可以去除男人的歹心，净化他们的心灵呢？或者说，这是否说明我真的喜欢上姚睫了呢？
想到这里，再听她讲那些和董东风有关的事情，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凄惨了。
“还是说说你干嘛砸人家窗户吧。”我说。
“还不是因为他去新疆，说走就走。”姚睫说，“让我觉得心里很憋屈。”
“你可真是太傻了……把他们家玻璃敲了，他就能赶回来吗？”
“我又没指望他回来。”她像被逼到墙角一样，以负隅顽抗的表情道，“我就是心里憋屈，一憋屈就想搞点儿破坏。破坏谁？当然是他们家喽……不光砸玻璃，他们家渗水也是我弄的。那天我到他那儿还书，听说他要走了，就趁没人留意，把洗碗的塑料手套塞下水道里了。”
我不禁大笑几声：“多可笑，多可笑。你以为你才五岁吗？”
“早知道你会笑话我就不说了。”
“可不是笑话不笑话那么简单。”我强扳着自己的脸，正色道，“你知不知道这么干的后果？他们家可有一个病人。”
“我也后悔了。我给她做牛做马。”姚睫说，“我到医院伺候她去。”
“可别——谁知道你又干出什么来。”
“我不会了。”
“口说无凭。”
“反正不会了。”她郑重地指指自己的脑袋，好像在以一把手枪自杀，“我有点想通了。”
“怎么就通了？吃开塞露了？”
姚睫莞尔一笑：“不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