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民间消费的迫切性
自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在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发生后，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从此以后，国内经济学界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扩大民间消费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关的政策建议越来越多。大体上，政策建议者的主张包括：按照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要拉动经济增长，无非要靠“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现在，出口订单减少，外销市场疲软，看来近期内很难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了，能让出口维持以前那样的速度运行，已经很不容易，要让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做出更大贡献，那就更加困难。至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易维持下去，理由是：国内当前急需的是结构调整、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大量投资而顾不上细致地审查项目，又会像过去那样重复建设，结果，短时间内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却又会导致结构失调的加剧，某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又会重蹈覆辙，将来留下巨大的后遗症，使结构调整更加困难。同时，重复建设，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仅会加剧结构失调，还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使资源短缺现象更严重了。加之，大量投资会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导致货币流通量增长过快，其后果必定又是投资需求过大引发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宏观紧缩政策，使经济大热大冷，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对经济增长非常不利。因此，一定要认真汲取过去那些年的经验教训，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必须适度，适可而止，切不可患上“投资依赖症”，否则就会引发“投资冲动怪圈”的重复出现。
剩下的就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条路了。消费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消费需求，另一类是民间消费需求。通常情况下，政府消费的扩大要受到政府预算的限制，所以扩大政府消费并不是随意性的。这里所说的通过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指扩大民间消费，也就是扩大民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中国现阶段，民间消费怎样才能扩大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民间消费扩大的根源在于人们收入的增长、民间购买力的增长、人们购买意愿的增强，以及人们消费倾向的上升，即人们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上升。
因此，要扩大民间消费，必须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民间消费的影响
不可否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民间消费扩大的影响是明显的。这是影响民间消费能否扩大的两个基本因素。
首先分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民间消费的影响。
正在进行的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旨在促进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现有水平上逐步提升，同时要着手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使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最终由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格局，转变为鸡蛋形或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
为此，要认识到现阶段中国低收入家庭之所以贫困和缺少购买力，有不同的原因。对农村居民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仅靠在承包地上种植粮食或饲养少数家禽家畜出售为生。在农村居民中，不少人外出务工，虽然他们有可能得到一些工资收入，但工资仍是很低的。虽然最近几年工资有所增加，但生活费用也增加了，而工资的调整通常是滞后的。他们怎么不穷困？
对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最怕失业或成年后找不到工作，成为无业者。穷人家尤其如此。对他们来说，一旦失业了或长期找不到工作，在各种生活支出连年上涨的环境中，除了靠社会保障和亲友接济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们有什么购买力可言？
简单地说，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让城市居民中的失业者、无业者有工作可做，有工资可得，或有其他收入（如做小买卖，凭手艺赚钱），是增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基本措施。
城市居民中的务工者和从农村出来进入城镇的务工者，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工资偏低。而且同物价相比，总是物价上涨在前，工资调整滞后。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雇用农民工和城市务工者的单位通常是企事业单位，受雇于企事业单位的城乡务工者是单个劳动者，在工资标准议价时，前者是强势一方，后者是弱势一方，在市场中的地位和议价力量是不对称的；二是，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务工者多数人缺少专门的技艺，而只是简单劳动力，他们不可能凭自己的技术专长而得到较多的工资，这也是他们收入偏少的原因。因此，需要政府和工会组织出面，使弱势的单个受雇者得到照顾，并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消除拖欠工资现象，以及纠正对受雇者的其他不公平待遇。
在影响农民的收入方面，还应当从农产品销售和采购方面着手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是因为，单个农民作为农牧产品的销售方处于弱势地位，而采购农牧产品的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双方的地位和议价力量同样是不对称的，在议价时是不平等的。农民出售的农牧产品在价格上通常偏低，这样也就影响了农民销售农牧产品的收入。这也有赖于两方面的措施来补救：一是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牧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同采购商谈判，以增加农牧产品销售者的议价力量；二是需要政府出面替弱势一方说话，防止农民在销售农牧产品过程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进行改革的领域是宽广的。在这里，我们先回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学界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派是新古典学派，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坎南（Edwin Cannan），另一个是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他们都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要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的主要办法是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不要干预企业的行为，只需要企业采取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就行了。与此同时，当时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他的同事们向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要缓解瑞典的社会失业问题必须先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具体措施包括：大量修建平价房供出售，大量修建廉租房供出租，使人人有房子住；实行失业救济金制度；教育免费；公费医疗；实行养老金保障制度等。这些政策措施就是瑞典成为福利国家的开始。当时，凯恩斯经济学还没有出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1936年才出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开会讨论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方经济学界两派有关失业问题对策之争。新古典学派和瑞典学派究竟谁对谁错？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新古典学派是错的，瑞典学派是对的。新古典学派错在什么地方？要知道，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企业用于解决内部人浮于事的办法，而不可能用来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并未因此增长。
瑞典学派的主张为什么是对的？这是因为，瑞典学派的政策建议及其被瑞典政府采纳后所实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解除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生活安定了，人们敢于消费了，于是消费对于经济复苏和失业缓解起了较大的作用。于是在社会经济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即解除了人们后顾之忧以后：消费支出增长——就业增长——人们收入增长——消费支出再增长——就业再增长……
也就是说，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些人就业了，有了收入，用于消费，又增加了就业，收入再花掉，更多的人就业了。
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改善民生，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早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解除中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样是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对策。
三、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过渡阶段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和现在长时期内都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拉动为主（又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其中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如果现在就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消费拉动为主，消费的力量还不够。如果硬要那样做，经济增长一定滑坡，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到5%以下，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所以我们要从投资为主先过渡到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并重的阶段，再逐渐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的阶段。
不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例。战后，那里的经济百废待兴，需要大规模建设，投资不可避免地占重要地位。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消费一直是受压抑的。战争结束后，家家要重新盖房子，添家具，买汽车；又碰上新的家用电器普及了。战后，生育率普遍上升，20世纪70年代又赶上了年轻人的结婚潮、育儿潮，消费需求大为扩张。于是转变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重拉动经济的阶段。这种情形维持了二三十年。之后，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才转入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阶段。由此看来，今后中国在持续扩大民间需求的过程中，应由投资拉动为主先过渡到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并重，再逐渐过渡到消费拉动为主，才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可行的。
再说，扩大民间消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靠政府大量发放津贴补助，促成民间消费迅速膨胀，那种做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教训。
一次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即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位国王）在重新控制希腊全境以后，渡海东征，击败了波斯大军，灭掉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皇宫中积累多年的金银宝藏全部落入亚历山大大帝手中。这些金银宝藏是如何花掉的？一部分被分发给跟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讨十多年的退役老兵，作为他们的退役金、奖赏和结婚安家费；另一部分给了跟随亚历山大大帝的退休官员和现任官员，作为奖赏和慰问；还有一部分给了希腊境内各个城邦，作为它们帮助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出人出船出装备的恩赐（斯巴达除外，因为斯巴达拒不服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命令）。结果大量金银流入民间，造成了长达100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得到亚历山大大帝赏赐的人，想购买的无非是各种手工业品、食物、建筑材料、服饰等等，需求如此之大，供给怎么跟得上？到处都是货币追逐商品，物价持续上涨不可避免。历史上的这次教训，是有记载的。
历史上还有一次教训，发生在西欧一些国家。时间大 约是公元16—17世纪，个别国家甚至延续到18世纪初。当初，西班牙占领了拉丁美洲（除巴西由葡萄牙人占领以外），一些地方的金银矿被西班牙殖民者开采了，一些印第安王国被消灭了，印第安人王宫和印第安人城镇、村庄全被洗劫一空，大量金银财宝被运回西班牙，所以至今仍在大西洋底发现那时的沉船，里面载有金银财宝。金银运回西班牙后，便成为王室成员、贵族、官员、军官等家庭的私有财产，主要用于购买消费品。但西班牙工业不发达，供应不了那么多的消费品，于是西班牙人的金银很快就流入附近的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大量购买当地的手工业品和食品，引起了西欧市场上的物价大幅度上升，并且持续了200年之久。这就是“价格革命”。这个例子同样告诉人们：购买力突然增大而消费品又严重供给不足，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只有与购买力同步增长的供给，才能稳定地扩大内需。
四、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稳定性和易变性
一谈到要扩大民间需求，以及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不能不对消费品市场的两个基本特点进行分析。这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稳定性，二是消费品市场的易变性。
先谈消费品市场的相对稳定性。
第一，民间消费支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常性收入的影响，而经常性收入，无论是现期经常性收入还是今后稍长一段时间的预期经常性收入，都是已知的。人们通常根据已知的收入状况来安排经常性支出，所以消费品市场趋向相对稳定或者相对稳定性增长，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除经常性收入而外，还可能有偶然性收入，例如中彩票，获大奖，接受遗产和馈赠等等。但偶然性收入并无规律可循，难以预测。而且即使有了偶然性收入，多数也用于偶然性支出，不会影响消费品市场的大波动。消费信贷的推广，可能改变现期的消费支出安排，但总的说来，这不过是把未来收入用于现期消费支出，不会超过预期收入的范围。
第二，民间消费支出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消费品存量的制约。家庭大体上有一个消费品存量调整方案，这一调整方案是以家庭消费品的存量调整和家庭预期经常性收入为依据而实行的。在物价逐渐上升的条件下，为了避免损失，可能改变存量调整方面，如提前更新耐用消费品，或增加非耐用消费品的家庭储备数量，但仍不至于脱离经常性收入这一大框架。
第三，对任何个人来说，消费、储蓄和投资三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三者的目标不一样：消费是为了满足需求；储蓄或者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支出，或者为了未来的投资，或者只是为了保值、取得利息和备用；投资则是为了取得利润。三者之间可以转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储蓄可以略去不论，主要考虑的是消费和投资二者之间的转化，这种转化更有普遍性。以居民购买住宅为例，买房是为了住，这是消费行为；买房是为了出租或转售，这是投资行为。但只要居民买了住宅，不管以后是不是出租或转售，一开始总是以消费行为展示在市场上。因此，这基本上并不会超出个人现期经常性收入和预期经常性收入的范围，所以仍是相对稳定的。
第四，个人的消费习惯一般相对稳定。这种消费习惯很可能受到祖辈的影响、家族成员的影响或生活圈子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某种文化、习俗的影响，不会轻易改变。其中，生活圈子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大。一个人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职业的改变、年龄的增长，生活圈子也会相应地变化。但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消费习惯既不是轻易养成的，也不是轻易会改变的。由于一个人已养成的消费习惯不容易改变，所以有的研究者把消费习惯的坚持称为“生活的惰性”，这并非没有道理。
再谈消费品市场的易变性。
第一，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中国正在经历着双重转型，社会变化之大，前所未有。比如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不断迁往城镇，生活环境变了，结识和日常往来的人改换了，消费习惯也会渐渐变化，这就促使消费品市场发生相应的变化。又如，受教育的机会多了，知识和技术水平提高了，这同样会使消费品市场发生变化。
第二，消费者个人年龄的增长也使得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种类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同样与消费者生活环境的变化有关。比如说，农民如果住在乡村，年轻时同中年、老年时所购买的商品种类相差不大，而一旦迁到城市后，年轻时同中年、老年时所购买的商品种类的差别就会大得多。
第三，消费者的购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受到时尚、社会风气、广告宣传、新闻媒体的影响。一个人居住地点越偏僻，收入越低，年龄越大，受教育越少，受时尚等的影响也越小。而当他们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后，随着收入增加和交往增多，消费行为或可选择性就会发生变化。
第四，还应当关注商品售前售后的服务对一个人选择商品时的影响。在新商品的营销方式中，包括了新的服务内容。这对于消费者选择商品时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旅游消费的服务配套，服务质量越高，对旅客的吸引力越大。
第五，消费观念的变化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而影响着消费品市场。人们为什么会消费？最基本的消费观念就是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或刚性需求。基本需求是指人们对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的需求；刚性需求是指购买者认为非买不可的需求，包括上述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内，但范围比这要大一些。例如，与生、老、病、死、婚嫁等有关的消费支出，无论是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是住在城市的居民，消费者本人可以量力而行，但却是不可省略的消费支出，这就属于刚性需求。从工业社会以来的消费观念来看，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始终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攀比之风使消费观念发生变化，这种风气在乡村中有，在城市中也有。又如，炫耀之风同样使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炫耀促使消费者追求华贵，追求卓越，以表现自己不同于常人。
正因为消费观念在逐渐变化之中，所以消费品市场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仍具有易变性。
五、消费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在扩大民间需求的过程中，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经过努力，消费需求可以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消费品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下面分四个问题来阐述。
第一，欲望更替的作用。
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需求来自欲望，有欲望就会有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必须有支付能力，包括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欲望同支付能力相结合，就会使需求得到满足。
支付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状况。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后，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得以提高，以及由于中等收入家庭的人数及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量中的比重都逐渐增大，所以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逐渐增长，这就为扩大消费品市场创造了前提，也为人们欲望更替创造了条件。要知道，人们的欲望更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有赖于人们收入的增长，其次有赖于居住地点、居住环境的变化，依赖于个人消费习惯的逐渐变化，依赖于个人生活圈子的变化，等等。这样，新的消费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创造出来了。
第二，新商品和新服务的供给。
仅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和人们欲望的更替，对于消费品市场的扩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新商品和新服务供给的增长，因为这是对消费者的强大吸引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和人们欲望的更替，等于民间消费扩大的一种推力；而新商品和新服务的供给，则等于民间消费扩大的一种拉力。推力和拉力共同起作用，民间消费就扩大了。
新商品和新服务的供给依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作为。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企业最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状况、不同知识水平的消费者当前渴望买到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式样陈旧或缺乏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低，而只有跟上时尚和迎合消费者爱好的新商品、新服务才能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他们就成了最早的顾客。于是产生了示范效应，某种新商品和新服务就流行起来了。
为此，企业通过研发，不断进行市场调查，不断推出新商品、新服务项目，扩大销路，促进民间消费的扩大。经常有这样的销售方式，即推出和生产某种新商品（如家用电器）的厂家，以及销售该种新商品的商场，在展示该种新商品时，教导顾客如何安全使用，如何使效率达到最佳状态。这样就为该种新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创造了条件。这是营销方式的一种改革，是人们欲望更替带动了企业研发和推出新商品，是新商品的推出吸引了消费者，从而扩大了民间消费。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研究了上述营销方式时，提出了“生产者主权”概念。他认为，以前存在“消费者主权”现象，即消费者想买什么，企业就生产什么，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现在情况变了，从“消费者主权”变成了“生产者主权”，即企业往往先研发某种新商品，推出该种新商品，通过广告宣传或示范操作，让消费者前来购买。尽管加尔布雷思把这种情况称作“生产者主权”不一定恰当（因为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是真正的“生产者主权”，即国有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消费者就只能购买什么产品），但他毕竟指出了“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即新商品新服务供给增长能够扩大民间消费等新情况。
第三，消费层次的提升。
消费层次由低层、较低层、中层、较高层到高层的逐步提升，是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因素（如收入增长、居住地点和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圈子的变化、消费风气和消费时尚的影响、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的提升等）的影响有关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有一点需要作些补充，这就是消费水平是有惯性的，即由低层次的消费提升到中层次的消费，或由中层次的消费提升到高层次的消费，都比较容易些，因为消费者心理上和生活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而由高层次的消费下降到中层次的消费，或由中层次的消费下降到低层次的消费，则比较困难，因为消费者心理上和生活上往往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人们一般都有“宜高不宜低”的消费惯性。
消费层次的逐级提升之所以会使人们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容易适应，同人们收入增长有直接关系。人们会想，既然收入多了，提高消费层次那是很自然的。至于消费层次的下降之所以难以使人们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适应，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下降多数是强迫的、非自愿的。比如说，一个国家长期社会动荡、收入锐减、严重失业、剧烈通货膨胀，都会逼迫人们降低消费层次，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适应呢？有些人或有些家庭想维持原来的消费层次不变，也许靠积蓄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终非长久之道。
正因为消费层次的提升是人们可以适应的，而且人们的消费意愿增强了，所以民间消费的扩大也就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扩大民间消费的最佳时机。对政府来说，尽可能消除引起社会动荡的源头，避免经济运行中出现严重失业和剧烈的通货膨胀，促成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措施，十分必要。
一般说来，消费行为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了解了消费行为演变的规律，不仅消费需求可以被创造出来，扩大民间消费也就可以稳定实现了。
第四，对奢侈品认识的深化。
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奢侈和奢侈品的认识各不相同。这甚至被法律所界定。何谓正常消费，何谓奢侈消费，在不同的时代和群体中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并且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联系在一起。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结合起来，成为对消费行为的约束。
为什么政府常常参与对消费行为的约束，从而用法律对此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如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等等。政府也常常从道德规范方面作出规定，要民间遵守。如谴责某种消费行为，表扬某种消费行为，起着消费指导者的作用。大体上有三种考虑：一是考虑国力能否承担得起庞大的民间高档消费，避免有限资源用于高档消费；二是担心社会风气因此败坏，贪图享乐；三是害怕突出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此外，在封建集权时代，禁止民间逾越等级限制，也是当权者考虑的因素之一。
抛开最后一点（逾越等级界限）不谈，历代政府对民间奢侈性消费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仍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奢侈和奢侈品的界定却是会改变的。举一个我们亲历的例子来说，30多年前，妇女戴一条金项链或珍珠项链，用一种好一点的化妆品，夫妇或带子女到风景区去休闲度假，就被认为是奢侈了，过奢侈生活了。现在变了，戴首饰，用高档化妆品，对新买的住宅进行高档次的装修，饲养宠物，特别是到国外旅游，在国外大商场里购买手提包、名牌衣服等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只要不是用公款购买私人物品，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消费行为是应受谴责的。这不正说明奢侈和奢侈品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值得注意的则是：这些高价的手提包等在国外可以买到，在国内大商店里一样可以买到，为什么出国旅游的游客们一定要到国外去买而不在国内购买呢？据说，一是担心假冒外国品牌的手提包在国内销售，怕上当受骗；二是由于进口关税重，在国内商店中出售的这些进口商品比在国外购买还要昂贵，于是出国者宁愿在国外购买而不愿在国内商店里购买。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和对奢侈品认识的深化，为什么不根据实际情况而降低某些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呢？要知道，人们在国内商店里购买进口商品，扩大的是中国的消费需求，增加的是中国的就业，导致的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中国人到国外的商店去购买商品，扩大的是外国消费需求，增加的是外国的就业，导致的是外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降低相关的进口关税，促进国内消费的增长呢？
最后，我们应当记住，民间消费行为是市场调节的对象，但扩大民间消费需求，需要有政府调节的配合，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由政府来执行。当然，对民间消费行为的法律约束和对消费时尚、消费风气的指导，是不可忽视的。但消费者自身的选择权，政府应当予以尊重，对民间传统的消费陋习，政府应当及时劝阻。在扩大民间消费的过程中，一定要维持市场秩序，一定要保证消费品的安全可靠，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政府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