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正当王力临近毕业，准备向王国维集中请教一些问题时，突然传来王国维先生失踪的消息。这消息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研究院。学生们和王国维的家属纷纷出动找寻，遍寻不着，王力心急如焚。及至找到颐和园昆明湖畔，王力看到老师的尸体湿淋淋的，用一张破席裹着，不禁痛哭失声。他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研究院，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追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高度评价了老师的学问和为师之道。挽诗最后是这样写的：“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大师小传】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国学大师，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王国维世代清寒，早年屡应乡试不中，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在罗振玉资助下于赴日本留学。1902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刘师培：政治保守的文学史鼻祖
刘师培，中国近代横跨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清末明初时，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刘师培生命里程的最后3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为北大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成绩垂范于世；另一方面，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令人非议的角色，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近代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文学门身兼四科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在国史编纂处兼职，月薪280元。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3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3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2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6小时）；1919至1920学年，“文学史”（二年级，每周2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3小时）。
此时，北大中国文学门可谓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还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人，俱为一时之选。杨亮功在回忆刘师培先生的讲学风格时说：“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也回忆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是国文教员中担任科目最多的。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身兼4科，给所指导的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
兼职编纂处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以外，刘师培平时不经常出现在北大校园里。他自己曾这样形容道：“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等人为纂辑股纂辑员。
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文明史风俗类”与“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
“文学史”垂范后世
在北大的3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开设“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从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并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闾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6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3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7小时，黄侃4小时，刘师培3小时。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
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在研究方法上，刘师培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大师小传】
刘师培（1883—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他是刘贵曾之子、刘文淇的曾孙。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来到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
1904年秋，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参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1905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1907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