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好讨论班，苏步青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摘抄资料；甚至利用假期东渡日本，回母校查阅一些最新的文献，共做了近20万字的笔记。同时，他要求参加讨论班的学生都必须阅读并报告国外最新的数学文献，定期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讨论时要互相提问、进行辩论。这种形式的训练，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4年暑假，学生方德植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定挠曲线的一个特征”，对法国数学家提出的著名公式作了重要改进，后来被国内外的教科书所广泛引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辗转内迁。苏步青于1940年2月抵达贵州，先后在遵义和湄潭恢复上课。这里虽然没有战火的肆虐，日寇的飞机却常来空袭，教学秩序不时被打乱。为了免受干扰，苏步青干脆把学生们召集到学校附近一个山洞里上课。他说：“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很广阔，这里就是我们的研究室。”就这样，学生们定期到这里听报告和讨论，按照确定的方向继续钻研。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和吴祖基等人，后来都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
春风桃李，门下芬芳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大调整。苏步青被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主持数学系工作。从那时起，他除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整理出版之外，还考虑到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必须培养出一批年轻的接班人，形成连续的学科研究梯队，这样才能让已经形成的传统保持和发扬下去。所以，他将有一定难度的研究课题压给年轻人，从治学态度和独立思考能力两方面观察他们，挑选出有前途的新秀。他从不顾虑学生超过老师，而是鼓励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这些人岁数大了，学问也老了。你们要有勇气超过我们，实际上有的已经超过我了。”
谷超豪是苏步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发现的青年数学家。从1953到1957年，刚30岁出头的谷超豪，在苏步青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在学术上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苏步青前面。苏步青为有这样的接班人而深感高兴，支持他去苏联进修，了解世界数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将来回国后开辟出新领域。谷超豪先后从事K展空间微分几何、无限连续变换拟群、偏微分方程以及规范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世界领先的成果，并于198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谷超豪的夫人胡和生也是苏步青的学生，在射影微分几何、黎曼空间完全运动群、规范场以及调和映照等方面都有所建树，1992年也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数学家。
十年动乱期间，苏步青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受了几个月的批斗。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追求。数学系有位青年教师私下偷偷研究抽象代数，苏步青知道后，大力支持，在这位青年生病的时候亲自上门看望，还逐字逐句修改他写的论文，帮助他将论文逐篇发表，有的成果还被国外的教科书所采纳。全国各地的一些数学爱好者写信给苏步青教授，询问数学问题的解答或讨教数学方法。苏步青总是及时给他们回信，把有才能的青年的名字和职业记录下来。“文革”结束后，苏步青向复旦大学一次推荐了14名青年，经过考试后录取了12名，他们成为“文革”结束后复旦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
鼓励青年，寄予厚望
苏步青从事数学教育近60年，一直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说：“要多读书，要精读，学了就用，用中再学，使学生尽快超过我。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被培养了出来，人家说：‘名师出高徒’，不，是‘严师出高徒’。高徒多起来了，就把我这个老头奉为‘名师’，那就是：高徒出‘名师’。”
有许多青少年没有读书学习，后来要学习却是困难重重，有些人受到挫折就妄自菲薄。苏步青却鼓励他们：“青年人，一时落后了，不要怕。后来居上，历来都有嘛。我欣赏《三字经》上说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个苏老泉，一直被耽误到27岁才读书，后来可是大文豪啊！名列唐宋八大家。年青人千万别自惭形秽。只要花出极大的努力，经受艰巨的考验，具备一定的条件，人人可做苏步青，而且超过苏步青。这是一定的。”
他鼓励学生热爱科学，要有献身的精神。他曾幽默地说：“学问主要在乎你喜欢不喜欢。如果真正喜欢的话，总是有时间来钻研的。你们瞧，为什么青年人再忙总抽得出时间来谈恋爱呢？这就是因为喜欢。”他鼓励年青人应该兴趣广些，不要生活太枯燥，索然无味；无论以什么为职业，都应当懂得各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基础很窄的人派不了多大的用场；兴趣太偏，对专业不利，所谓‘高而细，则易倒也’。”他曾经写了一首七绝：“历史长途走不完，高山外有更高山。直须磨尽皮和骨，养大儿孙好接班。”
在1987年的教师节，他感慨赋诗一首：“三秋回首感怀深，转瞬教师节又临。改革九州红胜火，铺基四化贵于金。为民服务倾全力，举国勤培惜寸阴。欲尽余微垂老日，树人犹是百年心。”
在80年代，个别杂志编辑和中学教师由于数学知识水平不够，向学生宣传任意三等分角的问题是一个几何还未解决的问题。于是，有些中学生发现了他们能三等分角的方法，这些学生寄给苏步青要求他帮助审稿，竟然有300多封。苏步青只好写信及写文章告诉这些数学爱好者，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这个问题是早已用近世代数的理论解决了。
90年代，随着经济的改革，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却向青年人侵蚀。以前聪明的学生要读数学，现在却反过来不想念数学了。而一些人还用“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的歌谣来表达“读书无用论”。一些领导不重视教育，许多大学经费短缺、生源匮乏。苏步青看到这些情形，沉重地表示：“现在，中国数学的危机到了。”对一些短视的年轻人，他希望他们认识到“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风物宜放长远量，不要追逐虚浮的享受物质主义。
【大师小传】
苏步青（1902－2003），原名苏尚龙，浙江省平阳县人。著名数学家、教育家。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浙大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微分几何学派”。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曾任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培源：单骑走联大，桃李满天下
周培源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推进科学技术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独自骑马去联大上课
1929年秋，27岁的周培源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之聘，从瑞士回国，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那时清华只有100多名教授，其中有3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学识才华、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与敬仰，被谐称为清华“三剑客”，周培源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5月4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西南联大的校舍在城西北，周教授的住处却在城外西南郊的一个小山村里，陆路相距19公里，走水路则要3个半小时。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他就买了一匹马，此马系云南西部出产的永北马，毛色枣红，骨骼粗壮，强健有力，并赠其佳名曰“华龙”——“中华之龙”。每逢一、三、五上课之日，他5点多钟便起床，喂好马，备上鞍，让两个女儿坐在马背上，自己牵马步行，把她们送到车家壁，然后独自骑马去西南联大。每周二、四、六不上课，他送过女儿，便驱马到山上吃草，当起了马倌。
周培源以马代步，驰驱在山村与学校之间。他精瘦的躯干凛然地骑在马上，颇有几分威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便戏称他为“周大将军”，这个外号在联大的教员与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十分喜欢“华龙”，课余为它添喂豆子和草料，上课还时不时偷偷地往院子里瞅它几眼。周教授如此“单骑走联大”，也真可算是当年昆明“一景”！
在一次骑马上课的途中，周培源的马突然受了惊吓，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一只脚挂在脚蹬子上，被拖着跑了很长的一段路。幸好一位路过的农民把马拦住，周培源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因学校有事，周培源回家时天色已晚，马迷失了方向，周培源连人带马摔到一条沟里。即使是这样，他依然风雨无阻，按时到校上课。
抗战期间，一心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周培源，放弃了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相对论，毅然转向应用价值较大的流体力学难题——湍流理论的研究。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发表于该年的《物理学报》上。也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1941年，周培源利用第二次休假机会，带领全家赴美，参加美国组织的战时科学研究。他先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研究湍流；在改进、完善1940年工作的基础上，于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的论文，立即在国际上引起行家们的关注。
由于他在湍流理论上做出了卓越成就，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做鱼雷空投入水的项目，终于使他有了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机会。二战结束后，该局解散，周培源被留下写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美国海军部划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
美国海军部还很快成立一个海军军工实验站，继续从事军工研究，并希望周培源参加。但他们要求，外籍人员必须加入美国国籍。周培源考虑当时赴美参加反战科研工作，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现在二战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就婉言谢绝。这是他第二次拒绝加入美籍。
1946年6月，周培源代表中国中央研究院，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会议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去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并当选为理事，同时还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10月回到美国。这时国内战事又起，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回国。可他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之树定植异国他乡，1947年2月与夫人携3个女儿毅然回到他日夜思念的多灾多难的祖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1年以后，周教授再次应邀赴英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理事会开会和会议宴请时，大会主席竟把他的座次排到最后和倒数第二。他深深感到，即使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从事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背后，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1948年11月7日，周培源从英国回到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后，周培源先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承担了大量学校领导工作和教务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周教授离开清华到了北大。
诲人不倦，为人师表，孜孜以求
周培源主讲理论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物理课程，由于课讲得生动有趣、富有深度和逻辑性、出题和解题思路也非常之妙，因而常能把学生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以致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些学生还能清楚记得他的第一堂课、第一次考试和第一次听他的学术报告的生动情景。
一位50多年前听过他讲课的院士说：“第一次听周老讲理论力学课时，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归结为两大定律？这一下把我们都难住了。然后，他一步步向我们解释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第一课，激发起我对理论物理学的浓厚兴趣。”
他的另一位学生说：“周先生经过多年积累，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力学难题，有时就以这些难题作为习题或考题让同学们做，目的在于训练同学们的思维方法，让同学们明白，在探索某一问题的科学解答时，首先要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否则你就会陷入误区。”
还有的学生说：“周老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但也不乏风趣，有时讲课就像讲故事，让你听得入神；并鼓励、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更为可贵的是，周老教了一辈子书，有些课程内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来；但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备课，写出新的讲课提纲。
据周老当年的学生兼助手回忆，周老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基本训练，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出自己看法的能力、明辨科学是非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经常强调“学生的基础打不好，以后就别提了”。并说：“读书不能满足读懂，而要能会用才算掌握。力学尤其如此。单做习题是不够的。应该接触实际，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他还特地把一位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科研岗位的学生约到自己的书房里，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3条建议：“第一，在毕业后的一年内，要把过去所学的主要课程，不管对现在的科研工作有没有用，都复习一遍。有些可能你从事的专业永远也用不上，但这些课程中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很可能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重要启发。这些都是基础，基础不牢就盖不了高楼。毕业后不抓紧复习巩固一下，过几年就会忘光了。到时候再补，不如现在巩固效果好。第二，搞科研就像打仗一样，开始实力不够，不能搞全线出击，一定要重点突破，抓住一点深入下去。科研不同于教书。它是创造性工作，千万不能搞万金油，样样通、样样不精是不行的。第三，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一定要勤奋。我这个人就很笨，但我勤奋，要以勤补拙。”
周老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他多年科研实践的总结，他的许多学生都按他的教诲去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学生们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周老如何指导他们阅读论文，如何指导他们选定论文题目，如何指导他们进行科学实验，如何指导他们撰写论文，以及如何逐段逐句地帮他们修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