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有性情也有眼光的新文化运动舵手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舞台上，有一个至今看来其人生经历、所作所为仍令人唏嘘的人物：
他一生狂放，青年时考取秀才；后留洋日本；创办《新青年》；执教于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发起并领导“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将中国踉踉跄跄地拉进现代史的大门。而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时，便建立起了一个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日文人所能企及。他注定了是一个反叛者。
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傅斯年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斗转星移之间，他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汉奸。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只知道他凄凉地死在了异乡。此人便是20世纪备受争议的狂人——陈独秀。
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蔡元培被当局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在社会上广罗人才。他的办学方针，是要“兼容并蓄，思想自由”。激进的也行，保守的也可以。
早在1916年12月，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合并的事情来到北京，住在前门的中西旅馆。此前蔡元培就对陈独秀有许多好的印象。在汤尔和沈尹默的介绍下，他亲自到前门小旅馆来找他。蔡元培去了几次，陈独秀都在睡觉，他告诉茶房不要叫醒陈先生，等们醒来再说。蔡元培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着。所以后来北大留下一段佳话：蔡元培请陈独秀是“三顾茅庐”。
蔡元培终于与陈独秀见面了。可是陈独秀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我没有学历、没有职务，而且我还要办《新青年》。蔡元培说，你没有学历、职务不要紧；你不会教学，你可以去当管理和组织工作，我封你当教授，当个文科学长，你要办《新青年》，你把《新青年》搬到我们北京来办。陈独秀说，我回去考虑考虑。
一番考虑过后，年届不惑的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和高君曼来到北京，住进箭杆胡同20号。
1917年1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每个月工资300块大洋。当时，北大教授并兼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工资是120块，而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则只有8块。那一段时间，是陈独秀一生当中最安定、最富裕的时期。他继续操办《新青年》，并在北大推行他的教育革命主张。此时的北大，几乎汇集了20世纪初中国文人雅士中新学与旧学的泰山北斗，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年轻的留美学生胡适此时正担任北大英文系主任。这些人凝聚在陈独秀周围，使《新青年》阵营空前强大起来，进入全盛时期。
新文化运动舵手
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精神界面临真空。当时中国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没有出现一个精神斗士能够奋臂一呼、应者如云的局面。陈独秀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式的人物，他把中国知识界最有想法、最有叛逆精神的人都聚集在自己的麾下，形成了一个很诱人的文化格局。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紧随其后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很快演变成一次全国性的文学革命运动。到1921年为止，仅在《新青年》上刊出的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和重要通信等，就达50多篇。除了胡适和陈独秀以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欧阳予倩、周作人、俞平伯等也陆续参与其中。
到1917年，《新青年》杂志流入、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文化。其中很多作者都是留洋过来的，他们把西方最时髦的、或者说他们认为最先进的一些理论，引进到了自己的思考里来。如胡适对实验主义（像杜威、詹姆斯的思想）的介绍；如李大钊对马克思的介绍；如周作人对古希腊艾利斯和日本文化的介绍；如鲁迅对他心仪的一些作家的介绍（像东欧一些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和日本的一些作家作品）等。他们所有的文章和创作的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无论是论文、随笔、小说、新诗，他们都瞄准了中国当下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如胡适、周氏兄弟、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都是要洗心革面的，想在传统的基础上转化成一种新的文化语序。陈独秀当时最有魅力的地方，第一，他敢于直面中国传统和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些棘手问题。第二，他虽然是一个很激进的人，但他在学理上很有包容的精神。
那一时期，在北大红楼陈独秀的办公室里，“狂士”们往来频繁，并且个个激情洋溢、极富个性。中国传统的狂士的东西，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笑傲江湖的一个思想者、一个斗士。他身上又带有中国传统的绿林好汉的那些元素。
而胡适就显得很儒雅、从容。胡适有时觉得陈独秀说话太过，他觉得中国的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当时，学理上最能说到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周作人。他俩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真正是从学理的层面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如今已经过近百年的历史，还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些文本。
鲁迅当时是一个天外来客，是一个奇人。他的杂文、随笔，包括他的小说，在《新青年》上别具一格。他完全是一种新的、独有的精神表达形式，有点像尼采那样横扫一切的特质。鲁迅跟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搭调——包括他弟弟。而陈独秀就是有这样的才能，他能把所有人的新锐观点提炼出来，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表述。他表现了一种方向感，在当时他确实是一个振臂一呼、中流砥柱的英雄人物。
从1917年移师北大时算起，《新青年》热热闹闹的聚会是常有的事情，而这其中却很少见到鲁迅的身影。鲁迅和陈独秀的交往，都是靠周作人牵线搭桥的；因为他俩都在学校里教书，又是嫡亲兄弟，平时见面比较多。鲁迅那时是教育部的一个小官员。鲁迅写小说，是在陈独秀等人的鼓励下写出来的。他觉得鲁迅写得很好，就不断地给周作人写信，让鲁迅继续写作。以致于1929年鲁迅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里面还感谢陈独秀。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写出小说来，陈独秀君对我的催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非常感谢陈独秀。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这篇被后世文学界和史学界称为“现代白话小说开篇之作”的文章，如一记重磅炸弹，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宣战的檄文。
那一期杂志的主要内容是谈反迷信的。于是，组了一大批稿子，颠覆中国的迷信思想。鲁迅却寄去了《狂人日记》。谁也没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就从他那儿开始形成，在他那儿成熟。鲁迅第一篇真正白话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直到如今也很难有人超越他。
陈独秀对于一种新的白话文的典范是有自己的期待的。他也清楚地知道，胡适的那些“尝试”的东西，不足以成为白话文的典范。甚至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也都不足以成为白话文的典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读到鲁迅的小说以后，感到非常的振奋和欣慰。
陈独秀是非常有眼光的，他很有方向感。他觉得，中国的文化应该是一种表现人的个性，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像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超越人的一般逻辑性的思维方式，经他这一介绍、推举，就让很多读书人，包括北大校园里那些后来变成作家、学者、社会各界名流的人，才知道文章应当怎么写，有什么样的一种参照。这些作者们把西方各种各样可作为参照的东西，都拿到《新青年》上发表了，形成当时的一种语境。作者们的思想是解放的，语言可以跨越，民族可以跨越，每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可以跨越。陈独秀要创建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新文学在陈独秀的倡导下很快成为一个潮流。在20年代的时候，小学课本、中学课本里面就用白话文了。这种新文化的力量实在是太大、太有诱惑力了！
陈氏的北大往事
有关陈独秀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浩繁的回忆录相比，他显得那么清冷、神秘、特别。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了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
当时，陈独秀所教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2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一些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在中学学过4年德语。
这个班由于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学生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3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一起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
陈独秀在办公室接见了学生，说：“你们来干什么？”3个学生代表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学生接着提出：“是否可以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他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学生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学生出门时，似有悔意。他拉住一个年纪较轻的学生，问道：“你是哪里人？”学生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学生留下后，陈先生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学生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学生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
果然，经过讨论，陈先生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一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于是得以解决。
陈氏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亦称得上是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俨然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大师小传】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自幼丧父，家境贫寒。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到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将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再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李叔同：劝诫学生还要加一鞠躬
李叔同是一位在文学、音乐、绘画、佛教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大师级人物。他为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堪称我国近、现代文化艺术的先驱，享有多项中国第一：第一个赴日本学习西洋艺术的中国人；第一个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茶花女的中国人，并主办春柳剧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介绍音乐知识的《音乐杂志》；讲学期间开设裸体写生课，成为在中国美术院校实行裸体写生的第一人；中国现代木刻的首创者；（中国）撰写欧洲文学史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