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天，费老安排有关人员带领摄制组如约赶到梁先生家。梁先生和长子梁培宽已在厅内等候他们。据说这是梁先生几十年如此的待客规矩。梁先生的精神很好，面目清癯，目呈威严，看上去与惯见的照片没有两样。他头戴一顶黑色小圆帽，脚下一双黑色圆口布鞋，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当摄像、灯光、音响都准备妥当后，梁先生手持讲稿，朗声讲起，开宗明义便指出：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拿孔子来说，他注重的是现实人生……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孔子的精神，是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的……宗教则不能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必恭必敬于眼前。宗教则必恭必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他宗教……”
这就是梁先生的风格。他最后说：“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中国有的就是伦理。‘上帝’一词，古书上有，但不重要；而伦理在中国特别重要。伦理内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对方为重’。这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
梁先生神态从容，侃侃而谈，令在场的人不由屏住呼吸。当时的情景，不禁使人回想起费孝通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是一位一生以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不唯上、不唯书、不唯经、不唯典？他是最认真求知的人，是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是一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
录制了约3小时，拍摄结束后，梁先生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并多次道谢。大家怕他累着，可他坚持要把他们送出门，目送他们离去。后来，录好的带子由费老带到香港，在研讨会上播放，得到热烈反响。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讲演竟成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的最后一次学术报告。
【大师小传】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其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有《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遂，经过几年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儒学。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4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开始卷入政治生活的旋涡中；曾在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创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80年代后期，以90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梁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要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今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钱穆：讲学坚持以史救国
钱穆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4）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原名钱思嵘，1902年入小学担任教师时才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儒学大师。尽管他的一生历经抗战国难、流落香江、定居台湾等颠沛流离，但他却凭借对学术的执著与狂热，自成一家之言，最终成为一代学界宗师。
钱穆毕生以发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弘扬国史，坚持以历史救国。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成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任教北大，成一家之言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虽然家境贫寒，却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18岁那年，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24岁的他由商务书局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此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及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校长。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重担，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在学者顾颉刚的极力推荐下，钱穆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时年36岁。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钱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成一家之言。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当时，在北大穿长袍上课的教授极少，陈寅恪却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便也效仿改穿长袍，后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钱穆不仅长于著述，也长于上课。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2个小时。钱穆每次都是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一句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频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钱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反而觉得“无锡腔”很有味道。
钱穆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后来50年代在香港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钱穆讲的中国通史，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这门课他先后上了8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2堂，每堂2小时。多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虽然这个时间是学生最容易疲倦的时候，但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绘声绘色，没有一个学生打盹或走神。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每一堂将近300人，坐立皆满，以至于学校不得不把小教室换成大教室。有的人一听就是4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6年之久。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与胡适并提，时称“北胡（适）南钱（穆）”。
北大学术空气自由，学生可任意选听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课程；教授的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可以自由地展开辩论。钱穆治学非常严谨，他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儿子就在他的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分寸，别引起误会。但他毫不避讳，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
当年，北大有三个知名的教授，被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当年，燕大发通知多用英文，或许是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原因。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可是他的英文不好，接到英文通知时感到很气愤，索性不缴。年底时，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
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钱穆却偏偏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的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除了学问好，人品亦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决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
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的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评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热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的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熹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他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胜地。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他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钱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这才是钱穆。
抗日战争以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齐鲁、武汉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长，依然是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寺完成学术代表作——巨著《国史大纲》。
创办香港新亚书院
1949年，大陆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然没有赴台，却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攻讦，被迫离开新中国的土地。后来，他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身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60余人，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理想。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其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