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的那年夏天，云南大学文史系特邀“国宝级教授”刘文典演讲。这一次，他讲的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红楼梦》，而是《关于鲁迅》。这也是他首次公开谈鲁迅。此次演讲大约进行了2个小时，听者挤满了教室，欢声不断，笑语连天。当年，刘文典和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同在北大文科教书，同为《新青年》写稿。最初“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有一次，刘文典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一听是2个小时。他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刘文典说：“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的云南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27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后来，全国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你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说：“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原来，刘文典有一次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于是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举手伸出了小指，纯属巧合。没想到，居然成了恶意挑事人的把柄。
对于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刘文典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此话一出，揭发者无词置辩。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为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为纪念刘文典诞辰110周年，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手整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四卷本《刘文典全集》。
【大师小传】
刘文典（1891—1958），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人文大师，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1919年五四前后，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1958年去世。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汤用彤：打通古今中西，授课一泻千里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他精通中国文言文和英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外语，毕生致力于国学和印度哲学研究，教学和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等。他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精考事实，探本求源；通过研究民族文化发展、沿变的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总结规律，展示经验和教训，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等。
听他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
汤用彤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和教育家，他对教学认真负责，课前准备充分，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凡是由他开设的课程，从头到尾，全盘计划，既广博又精专，范围兼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体现了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最高研究水平。
1920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单独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回国后，又一直在各大学主讲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增删后定名为《印度哲学史略》并出版，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重要著作。
王太庆教授回忆说：“他的讲授逻辑性强，语言平实。古代印度思想中，有很多成分在现代中国人看来非常可怪，他却能把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某些印度学者讲得还要明白。这是因为他严格掌握史料，善于发现问题，从梵文、巴利文原著中进行研究，用西方现代的逻辑方法整理，又顺着中国人固有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达的缘故。汤用彤当时著有《印度哲学史略》一书，内容深邃而行文简明，读他的书、听他的讲确是一种精神享受。”
在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期间，汤先生先生几乎讲授过哲学系的所有课程。其中，“西洋哲学史”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标志着“西哲东渐历史”的第一手文献原件。
据学生回忆，汤先生上课时，手里提一个布袋，穿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也很少写板书；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然后一泻千里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的语言，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他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讲到下课铃响起。听讲者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别想再跟上他的进度。因此学生只能埋头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在课堂上，除了汤教授的讲课声外，便是学生们记笔记的“沙沙”声。
1923年，汤用彤先生受欧阳渐之聘，兼任支那内学院研究部巴利文导师，讲授“金七十论”、“释迦时代之外道”两门课；讲义后来整理成文，刊于《内学》杂志。
南开的骄傲
1926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那时，汤先生年方3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辰。当时南开大学刚成立数年，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内外延揽人才。对于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材生汤用彤先生，理所当然在其收揽之列。1926年，汤先生正式接受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朝气蓬勃的青年，遇上蒸蒸日上的学府，无疑是一个相得益彰的组合。未来的大师在南开成长，南开也因大师而辉煌。
汤先生刚来到南开，便被委以重任。在现存南开“文科课程纲要”中，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汤先生亲自讲授；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伦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与此同时，汤用彤先生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汤用彤先生用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他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因此，汤先生的讲课，更像是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在讲到哲学家的某个观点或问题时，汤先生都要指明出自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个命题，尽量做到有根有据、客观真实。汤先生讲课从不轻易下断论，而是适时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鼓励学生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准确理解前贤往哲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解答问题。他十分注意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邓艾民教授回忆说：“他给我们全面、忠实地介绍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材料丰富而又不显得烦琐，分析清晰而又不流于空疏。即使自由主义习气很浓的同学，也舍不得缺课。”
虽然汤用彤讲课严格遵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分析、推论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汤先生看来，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而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
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汤先生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的“方法”。汤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
另外，汤先生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4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康蒲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基础上的观点。”
总之，汤先生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冯契先生回忆道：“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南开出此大师，实乃幸事！
1927年5月，汤用彤先生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汤用彤先生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走到了一起，对南开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半生执教北大
汤用彤先生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几部传世之作皆发表于北大期间，至今仍是哲学系和宗教学系的重要参考教材。由于他成就卓著和高风亮节，深得北大师生敬重与爱戴，因而“长期担任北大重要职务，起着文科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作用。因此，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和办学方针，对北大文科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对北大之特殊精神的弘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先生治系、治校特别看重两件事：一是“聘教授”；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才能来指导选课，然后亲笔签字。
20世纪30年代，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等常在一起聚会。熊、蒙二人常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梁、熊则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只有汤先生不喜欢争论，“每沉默不发一语”。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但每当两人之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时，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
1931年汤先生到北京大学后，每学期开两门课，中外并授，讲有中国佛教史、笛卡儿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等课程。1939年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共开了7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其中，印度哲学史是三、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此后隔年讲授一次。当时，必修课与选修课搭配合理，选修课的门类很多，学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汪子嵩曾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
1936年，我国首次开设魏晋玄学课。汤先生为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意为其幼子取名为“一玄”，可见他对开玄学课的重视。季羡林先生1946年到北大后，整整听了一年这门课，一堂课也没有缺过，并记有详细的笔记。他回忆说：“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是结合佛教思想并且比较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思想）来考虑的。他既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又以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玄学家们的著作，做出严谨、细致的解释和结论，从而“开创了魏晋玄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