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运用其科学的具有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分析中国国情，批判各种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潮，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同时也使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在实践的运用中显得生动活泼，精彩纷呈。
第一节 运用批判性思维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也是批判性思维客观性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正是运用批判性思维，把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以恢复，践行了批判性思维的客观性。
一、实事求是与批判性思维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本质、批判本性和革命本性。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正确处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对事物的认识，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反映，改造旧社会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它并不能代替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创造的科学体系，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也明确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能够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能够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我们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而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和“伟大的认识工具”，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实事求是是指一种求实的态度和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为之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进而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求实”是“求是”的前提，只有做到“求实”，才能从实际出发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事求是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前提，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实事”中，从这些“实事”固有的互相联系和不断发展变化中，去探求和把握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从而创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足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尊重人民群众和革命实践经验，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解决了中国人民独立的民族权利问题。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当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唯一可以借鉴的便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深知，在任何情况下照搬照抄别国经验都是不会成功的，必须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过程中，在指导制定特定阶段的某些政策时却又陷入空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某些论断的教条的、片面的理解，以及对国内状况的错误估量，使其在实践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错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毛泽东还始终坚持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所必须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表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采取批判性思维的态度，如果不按照批判性思维的科学方法去面对一切，一旦思想脱离国情，脱离迅速变化发展的实际，脱离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轨道，同样会造成重大失误，思想僵化。
二、批判“两个凡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
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如何评价深受亿万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当时，在对待毛泽东功过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利用党拨乱反正之机，把党的错误极端夸大，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给予了极为深刻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两种态度都不利于对毛泽东做出公正的评价，也不利于对“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因此，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后期的错误，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作为毛泽东长期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的认识非常深刻，最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完整口号。这个错误口号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路，使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两个凡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继续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严重阻碍着历史车轮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在彻底批判和纠正“两个凡是”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根本态度：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应当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不是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这里用“完整准确”来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表明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领导才能。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是否反对“两个凡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关系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奋勇担当起领导党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邓小平彻底地批判和纠正了对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僵化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深知：“两个凡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不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不揭露这个错误思想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就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党就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党的事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领袖也是人，都不是完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曾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人物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因此，对于领袖人物的爱护应是本质上表现为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在实践中检验我们的认识正确与否，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的思想、方针、政策、主意、办法等等，都应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也要由今天的实践来检验。邓小平给予“两个凡是”坚决的抨击：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批判为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尖锐地批判了把党的错误极端夸大，从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判，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的品质上。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要讲，但不能讲过头，讲过头，就是给毛泽东抹黑，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同时，要求我们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绝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也绝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意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因此，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关于“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的提问时坚定地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如果离开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观主义地决定问题，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为我们正确地认识、评价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在客观性方面的具体体现。
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支持和领导了理论界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批判“两个凡是”，歪曲毛泽东思想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两种观点之间尖锐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开辟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为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强调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