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面向世界，这是邓小平对世界经济、科技形势敏锐观察得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资金，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吸收世界各国教育的管理和发展的成功经验等等。这样才能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既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又放眼于世界，搞好教育的对外开放。这是邓小平教育战略思维的空间维度。
教育要面向未来，它是指要从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教育事业。这个命题本身就表现了教育的前瞻性思维。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使今日的教育能够适应和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是计算机的普及还是提高足球水平都必须“从娃娃抓起”。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说：如果“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邓小平还劝诫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在邓小平看来，如果一个领导者忽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是不能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教育的发展，并根据未来的发展需要来不断修订教育目标，推进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战略思维的时间维度。
总之，邓小平关于教育的“三个面向”的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它分别从立足点、空间、时间三个角度诠释了教育的战略规定和要求。当然，“三个面向”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体，它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在实现“三个面向”的过程中将现代化、世界、未来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战略理念。同时，“三个面向”的思想也树立了邓小平战略思维方式的光辉典范。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与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提出了重视发展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战略思想；他预测到未来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会不断增加，从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这完全符合批判性思维的前瞻性原则。
（二）邓小平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瞻性思维
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充分体现了他对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科学预见，正确地解决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辩证的超前性思维方式。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着眼于长远和全局，还是局限于一时一域，这是衡量思维方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邓小平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果断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的战略目标——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即著名的“三步走”战略。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呢？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个短期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是五十年至七十年。”在邓小平看来，“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在这里，邓小平特别强调制订切实可行的长期战略和长远规划，这也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条件。追溯过去的历史，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我们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多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最多也不过十年计划。然而，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所关注的，不只是五年、十年，而是把目光投得更远的20年、30年、50年、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长达70年的战略目标，是邓小平跨世纪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是我们的雄心与壮志。它既强调了人民生活要达到的目标水平，又描述了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远景，是社会生产力目标和人民生活目标的有机统一，是战略性目标与具体目标的有机统一。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了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宏伟征程。有了头两步战略目标打下的坚实基础，邓小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指日可待。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前瞻性思维
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起点在于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表现为以民族利益为重。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发展、稳定是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关键性棋，一步走好了，就会相互促进，全盘皆活。反之，如果有一步没走好的话，就可能影响全局和未来。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举措，不实行改革开放不行；中国必须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而在这三者之中，发展是目的，是关键。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就会造成误解，就会变得缩手缩脚，结果就会丧失时机，这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发展，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才能增加国家的实力，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邓小平甚至强调：“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我们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是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重要视角。改革是动力，改革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就没有以后持续的、稳定的、健康的发展。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搞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谈不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是空话。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的小道理。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用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我们在乎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能动摇，为什么要保持政策的稳定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只有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人民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由此可见，通过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邓小平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确保了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以及驾驭全局的能力。
（四）“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方针的前瞻性思维
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在外交策略上体现为“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战略思维，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它既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姿态。它既是在审时度势，找寻有利时机，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的外部保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开始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并在一系列的外交谈话中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要坚决地、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用两句话简要概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时又谈到，为了发展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强调：“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又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与此同时，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要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还提议：同美国结束两国间的过去，开辟新的未来。通过邓小平这一系列的讲话，我们再一次领略到邓小平“向前看”的大局意识、战略意识，感受到邓小平杰出的外交才华和思维的前瞻性。
邓小平关于国际关系中出现缓和趋势的观点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思维的前瞻性或预见性特征。1988年，邓小平多次谈及世界出现对话代替对抗，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潮流和新趋势。他在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中说：“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更具有科学的预见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其旨在促使我们一心一意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是自力更生，同时，通过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的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大发展、大繁荣，推进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理念，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前瞻性和个人风格的又一重要体现。
总之，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既有可靠的依据，又有符合逻辑的推理；既认真地审视历史、如实地反映现实，又辩证地展望未来。列宁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毛泽东也说过，如果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思维的预见性、前瞻性，是领导决策的本质要求，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也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养。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通过深邃细致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科学的准确的预见，处处折射出批判性思维的前瞻性特征，为我们树立了前瞻性思维的光辉榜样。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既体现了其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领导魄力，又体现了其运筹帷幄、深思熟虑、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邓小平比一般人看得远、看得高、看得深、看得透。他不愧为一名卓越的战略经济学家，不愧为一名伟大的预言大师。可见，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的前瞻性思维，对于我们新世纪、新阶段，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