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粗略地浏览了一下1882年至1890年间我保留下来的有关福尔摩斯破案的记录和笔记，忽然觉得眼前有趣的素材实在太多了，居然不知该从哪儿入手选择。有些案情经过报刊杂志的渲染已经家喻户晓，也有些案件虽然未能给他提供施展出色才华的余地，但却成了那些杂志报刊争相报道的主题。还有一些案件，即便他也只是弄清楚了当中的部分环节，并且有很多分析还只是猜测而已。比如有这样一个案子，不但情节离奇，而且结局也相当特别。虽说此案的有些真相至今是谜，并且可能永远是谜，但我还是不禁想讲出来让更多人分享。
1887年，我们曾经手了一系列案件，无论有趣与否，当时我对它们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并保留至今。这些记录的标题里，有下列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团伙在一个家具店的地下室里拥有着一个豪华奢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苏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拉斯·彼得森巫法岛奇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我记得在最后这个案子里，当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两个小时之前这表的发条就已经被上紧了，因此说明死者在那段时间已经上床休息。这个推论最后成为澄清案子的关键。所有这些案子，今后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我将全部整理、简述出来。但其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案子会比我现在要执笔写出的更错综复杂、怪异荒诞了。
那时刚好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雨非常猛烈，狂风暴雨侵袭了一整天了。此时此刻，在伦敦这座人类用智慧和辛苦建造的城里，我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工作热情，不得不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它仿佛是被关在铁笼里还没驯服的猛兽，在拼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世界狂吼。疾风暴雨随着夜幕的拉开变得更加猛烈，风就像壁炉烟囱里发出的婴儿般的哭声，一会儿低低地饮泣，一会儿又大声狂啸。福尔摩斯心情抑郁地坐在壁炉的一端，正在编定罪案记录的索引目录，我则在另一边埋头阅读着克拉格·拉塞尔著的关于海洋的一篇精彩小说。此时，屋外的狂风怒吼以及倾盆大雨似乎也渐渐变成了海浪的冲击声，仿佛与小说的主题遥相呼应，融为一体。我太太当时回表亲家省亲了，所以这些天我又成了贝克街我那故居的房客。“嘿，”我抬头对我的同伴说，“门铃确实是在响，今晚会有谁来呢？你的朋友？”
“除了你，我还有什么朋友？况且，我也不希望总有人来访。”他说。
“那，应该是你的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那案情肯定很严重，否则这时候谁会愿意出来？也许是房东太太的朋友吧。”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很快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就有人来敲门了。他伸手把照亮自己的那盏灯转向客人就要座的那把椅子，然后说：“请进。”
进来一位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穿着整洁，举止落落大方，手里的伞不断有水淌下来，身上的雨衣闪闪发光，看来的确是冒着狂风暴雨过来的。灯下，他焦急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时我发觉他的脸色很苍白，两眼下垂。这种眼神往往是一个被巨大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表现。
“我应该说抱歉，”他边说边戴上了一副夹鼻的金丝眼镜。“希望我没有打扰您。我担心泥水会弄脏了您整洁的屋子。”
“把您的雨衣和伞给我吧，我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福尔摩斯说，“我猜你是从西南方来的吧？”
“对，我从霍尔舍姆来。”
“我根据你鞋上粘的泥土猜到的。”
“我是专门来向您请教的。”
“客气。”
“我确实需要您帮助我。”
“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久闻福尔摩斯的盛名，卡斯特少校告诉了我您当初怎样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中把他解救出来。”
“对，是那样的，有人诬陷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解决。”
“他太夸张了。”
“他还说您是位常胜将军。”
“我也失败过——有三次败给了几个男人，一次败给了一个女人。”
“可是，这完全不能与您无数次的胜利相提并论。”
“对，通常说来，我还算是成功。”
“这样说来，我这个案子您应该也会成功。”
“请把椅子挪过来一点，谈谈你案子的情况。”
“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
“来这里谈的案子都不普通，我这里都快成最高上诉法院了。”
“可是，我想问一下，先生，在您处理的案子里，有没有比我家族中发生的这些更神秘难解的？”
“您说的我很感兴趣，请先给我讲一些主要的事实，然后我将问您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细节。”福尔摩斯说。
他说：“我叫约翰·奥彭肖，事实上我自己与这件可怕的案子并没有什么联系，那是上代人留下来的问题，我将从事情的开头讲起，以便你们充分了解。
“我爷爷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我伯父伊莱亚斯，另一个是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卡文特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在自行车问世之后，他抓住时机扩大了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所以生意很好。后来他出让了工厂，从而获得了一笔巨款并过上了很富裕的生活。
“我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曾侨居美国，后来成为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听说他经营得不错，南北战争时，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并升为上校，隶属胡德部下。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离开部队，又回到了种植园。三四年后，大约是1869年到1870年的样子，他回到了欧洲，在苏塞克斯郡的霍尔舍姆附近买了一小块地。其实他在美国发过大财，离开那里是由于他讨厌黑人，也不赞成共和党赋予黑人选举权。他这人凶恶残暴，发怒时话语粗俗，性情十分古怪。生活在霍尔舍姆这几年，他几乎足不出室，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去过城里。他拥有一个花园和两三块地，可以天天在里面做运动，锻炼身体。他经常几个星期不出家门，但烟瘾很大，喜欢喝白兰地酒。他非常不喜欢社交，不交朋友，连唯一的亲弟弟也不来往。
“至于我，虽然他显得不太关心，但实际上我感觉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时，我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那时是1878年，他回国已经八九年了，非常希望我父亲能同意让我跟他一块生活。他也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疼爱我，清醒时，他喜欢跟我一起斗双陆，下象棋，还同意我代表他对家里家外的事情作决定。所以到十六岁时，我已经俨然是一个小当家了。我保管着所有的钥匙，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就可以。可是也有例外，那就是阁楼上的许多房屋中，有一间堆放着破旧的杂物，它成年累月都锁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我曾经好奇地透过钥匙孔向房内窥探，但除了一堆破旧的箱子和包袱外，并未看到其他任何东西。
“1883年3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这对他来说似乎不寻常，因为他没有任何朋友，账单从来都是付现款，从不用信函。他拿起信来十分诧异地说：‘从印度寄来的，邮戳是印度南部港口城市本地治里的，怎么会呢？’他急忙拆开信，信封里掉出五个干瘪的橘核，我刚要发笑，却见他张着嘴唇，瞪大双眼，脸就像死灰一般，我脸上的笑容也被他吓得僵在那里，只听他尖叫起来：‘K.K.K！上帝呀，真是罪孽难逃。’
“‘死亡！’说着他站起身回了自己房间，只留下吓得目瞪口呆的我。我拾起信封，在信封口盖里面，就是涂胶水的上端，发现了用红墨水写的三个潦草的K字。除了那五个干小的橘核，里面没有其他东西，究竟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呢？我上楼时，他刚好下来，一手拿着楼顶专用的破旧钥匙，另一只手是一个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子。
“‘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赢我也没那么容易。’他发誓一样说道，‘让玛莉今天把我房间里的壁炉升起火来，然后派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说的做了。律师来了之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里，壁炉里炉火烧得很旺，里边有一堆烧尽的黑色纸灰。那个黄铜的小匣子敞着盖放在一旁，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了一下匣子，非常惊讶，盖子上清晰地印着我在信封上见到的那三个K字。
“‘约翰’，伯父说，‘希望你能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我将把我全部产业，包括好的与不好的，都留给你父亲，即我弟弟。将来你会从他那里继承到。你如果能顺利地拥有它，那最好了。可是，如果事与愿违，那就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抱歉留给你一个有两重意义的东西，但我也不确定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现在就在福德姆律师指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
“我在律师指定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律师就拿走了遗嘱。您应该能想到，这事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其中的奥秘，却又没办法从这事带来的恐惧中脱身。虽说随着时间的流走，这种感觉会淡一些，况且我们的生活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可我还是发觉从这之后，我伯父的行为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喝酒比以前更厉害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也更加不喜欢去社交场所。有时候，他又像发了疯似的，拿着左轮手枪在屋里屋外横冲直撞，大吼大叫，嘴里说着他谁都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都不可以把他像绵羊似的囚禁起来。疯狂过后，他又慌忙躲进屋里，插上门闩并锁上锁，好像内心充满恐惧，无法再虚张声势地伪装下去一样。每当这时，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他脸上都会冷汗淋漓，仿佛刚从水盆里出来。
“噢，不能继续考验您的耐性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讲一下结局吧。有天夜里，他又发酒疯了，忽然跑了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在花园的一端，一个泛着绿色污水的坑里找到了他，他脸向下俯趴着。坑内的水不过两英尺深，没发现任何暴力痕迹。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为，陪审团断定他是自杀。但我知道他一直是个挺怕死的人，不大相信他会自寻短见。即使这样，事情还是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包括地产以及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请稍等，这是我听过的又一桩奇案。请把您伯父接到信的日期和所谓的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信，死在七周后的5月2日。”
“谢谢，请继续说。”
“我父亲接管霍尔舍姆那座房子时，我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长年上锁的阁楼。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毁掉了，匣盖里有个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下面还有‘信件、收据、备忘录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想，从这些文字上大概能推断出奥彭肖上校所销毁文件的性质。顶楼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和记载我伯父美洲生活的笔记本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这些零乱的文件中，有的记录着战争情况和他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事迹，另外就是战后重建南方时与政治有关的一些文字。当时，我伯父显然是参加了反对来自北方的那些政客的斗争。
“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还如意。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在桌旁吃早餐时，突然听到父亲尖叫了一声，只见他拿着一个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里竟是五颗又干又小的橘核。我平时一提到伯父的那些奇遇他总觉很荒谬，可今天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父亲吓得不轻，显得面无人色，神情恍惚。
“‘天哪，约翰，这是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心也沉重得跟铅块一样。‘这是K.K.K。’我回答。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叫道：“是的，是这些这字母，里面还写了什么吗？”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站在父亲身后面读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应该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其他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东西。’
“呸！这里是文明国度，不允许这么无法无天！’他大着胆子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说：‘从苏格兰的敦提市来的。’
“‘简直是个荒唐到家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文件、日晷仪有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去管这种无聊事。’
“我说：‘咱们应该报警。’
“‘这种事也要报警？荒谬！我绝不报警。’
“‘那让我去报吧。’
“‘不，不许你去，传出去让人笑话。’
“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和他争辩只会白费口舌，我只好走开，但心里很不安，总感觉有什么大祸就要来临。
“收到信后第三天，我父亲去看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那人在普茨坦山的一处堡垒当指挥官。他的出访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他离家就能远离危险。可我想错了，他出去的第二天，少校拍了封电报给我，叫我立刻赶去。父亲摔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附近有很多这样的矿坑。他躺在里面不省人事，头骨也摔碎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很明显，黄昏前他从费尔哈姆回来，因为不熟悉乡间小路，白垩坑又没有护栏，所以失足掉了进去。验尸官快速判定为‘意外致死’。我小心地检查了可能与他死亡有关的所有细节，但并未发现能支持谋杀意图的任何事实。现场也没有脚印或暴力迹象，没有发生抢劫，更没有出现陌生人的记录。可就算我不说您也明白，我的心情很难平静。我肯定，有人在他周围策划了什么阴谋。
“我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财产。您可能会问我干吗不把它卖了，答案是我确信是伯父生前的某些意外事件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灾难。因此，无论住在哪所房子，祸事都会威胁到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到现在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过得还算平静。我甚至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灾难已经远离了我家，它同我的上一辈人一起埋葬了。可没想到这种自我安慰早了一些。昨天上午，灾难又一次降临，情况与当年我父亲遇到的一摸一样。”
年轻人走到桌旁，掏出了一封揉皱的信，从里面倒出五个干瘪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K.K.K三个字，跟我父亲收到的一样，也有‘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的字样。”
“您采取过什么措施吗？”福尔摩斯问。
“没有。”
“没有？！”
“实话说吧，我觉得没什么办法。”他低着头，用消瘦而苍白的手捂着脸，“我认为自己好像是可怜的兔子遇到了毒蛇，似乎陷进了一种不可抗拒，异常残暴的魔爪之中。这魔爪防不胜防。”
福尔摩斯说：“先生，您得采取行动，否则很危险。您现在不应该哀声叹气，必须振作起来，否则没有什么能挽救您。”
“我曾去找过警察。”
“啊！”
“但听我说完之后，他们只是笑了一下。我觉得他们有了思维定势，认为那些信都是恶作剧，就像验尸官说的，我两位亲属的死都是意外事故，所以没有必要与那些前兆联系在一起。”
“简直蠢得不可理喻！”福尔摩斯挥拳喊道。
“不过他们派了一名警察，陪我一起住在那所房子里。”
“今晚他跟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们要求他就呆在屋里。”
福尔摩斯又一次愤怒地挥起了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