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这是我二零零五年写的感遇诗中的两句。
一九八九年秋我参加了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先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说是英国有友好人士怀疑，王某是否已经身亡。如果不是我回到北京，她本来要到烟台去看我。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一九八八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初，到八九年九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其中我十分高兴的有：国家图书馆新址的完工与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多明哥的访华演出，营业性歌舞厅的合法化，中国艺术节的开始举办，元宵节晚会的开始举办，一批文物保护措施的开始实施，文化市场工作的纳入工作议程与文化部市场司的建立。有一些工作虽然开了头，但争议仍然不少，经验远未成熟，例如一些剧团的改革。我深感愧咎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在研究阶段，远未完成。还有一些小事，虽然不大，也还起了一点保护作用与助人为乐的作用。如某西藏作家回原籍东北某城市的工作职位，如某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的被主流文学所基本接纳，某音乐家的党籍处分事，包括一些作家歌唱家的出国深造或定居等等。
问题是我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死相许、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这对于信赖和支持我的上下左右同志同事，都是一种辜负，是一种靠不住。当然我的情况我的方式也有好处，我的经历证明，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内，一个人的工作也是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或者是步步高升，或者是粉身碎骨，这样的极端模式或被称为专制体制下的模式早已经过时了。当然这更要归功于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废除终身制的提倡。我赶上了这股政治文明的大潮流。
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位同志先是担任了国家建设部部长，等到党的十三大与七届人代会后，他又改任了副部长，这也同样有极富教益的正面意义。
此后一位澳大利亚的议员，该国工党的一位学过汉学的领导人，与我交谈中特别提出，这一类的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应该记一笔的。
话虽如此，媒体的报道也都是很客气很文明的，但在中国还是有点怪气，包括外国对此事都有其他的报道和某些说法。西方一家广播里有澳大利亚汉学家、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白杰明的评论，白先生说，别人当然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王蒙能玩得转。或许白先生只能从技巧或手腕上说事。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则提到，王蒙道路坎坷。坎坷二字从俄国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为之鼻酸。拉丁美洲的一个学者寄给我一个小人偶，说是按照印地安人的习惯，这个小人偶可以与人交流，为人分忧，我不妨向它吐露衷肠。上海的李子云，特别提出，你从部长位子上下岗，一定要准备好三条，一是要有自己的业务钻研，二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三是自己的爱好娱乐。有许多作家同行、艺术家、文化行政干部、新疆的老朋友，包括身份不一般的柯岩同志到我家来看望我。江苏文化厅长马蓥伯专门带着该省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黄孝慈女士（她也曾在一九五七年落马）前来我家看望。他们编排的一出扬剧《皮五辣子》在演出后受到好评，马厅长说我在仪征看戏后提的意见对于他们改好此戏颇有助益。后来马同志到了北京工作，大约经过路线交底，成了专门批判我的大将之一。后来此兄由于将他所理解的“路线斗争”往上傻挂愣挂瞎联，反而自找了不素净。可叹。
我还要提到，来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郑重要求与我见面，我与团伊久磨等是在作协（当时还是沙滩的一个防震棚）会议室见了面。其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在文化部孑民堂与英若诚的会见，英说：“我与王蒙虽是一届，但不是一派。”这话使日本友人有点犯嘀咕。文化部的外事工作人员则解释说：“英部长是开玩笑。”（？？）我与团先生与佐藤淳子等则交谈得很好。
带领演出团体来访的朝鲜文化艺术部一位副部长，提出与我见面，并带来了张澈部长特致的问候。
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毕竟不同了，虽然仍然有许多意图，许多情绪，许多怀疑。有掘地三尺的寻找，有厚可等身的材料，有背对背的会议与动员，有如此这般的舆论，有明明暗暗的言辞。有一提起部原党组来的不打一处来的相当天真烂漫的、压也压不下去的火气儿。这增加了人们的新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