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高原上有一个着名的维多利亚山谷，是由于维多利亚女皇喜欢那里的风景而得名，那里确实风景如画：如西洋画而不是国画。西画与国画的区别似乎不仅仅是作画颜料、画布或纸张与技法问题，是不是双方的绘画的取材，双方的大自然也有了区别呢？看到中国的山河与植被，看到石头、松树、山岭，我联想到的确实是国画，而西方的树木也显然更入西画，我闹不大清。
我到剑桥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这次的经历很难忘。
剑桥是一个小镇，在细雨中若有若无，如灰如绿……不高不大不新的房子，不宽不大不拥挤的道路……好像和这阴霾的天气与寒冷的春天一道，打老年间就是这个样子。
……贵宾馆在另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木板楼梯窄狭弯曲，走在上面吱吱扭扭……打开一扇厚重的门，是一个黝暗的小过厅，按动墙上的电门，高高地亮起了昏黄的灯。再用那笨重的铜钥匙开开房门……褐黑色调，古朴的大写字台，曲背软椅，式样老旧的硬背沙发，墙上悬挂着一张带镜框的风景水彩画。更多的则是空白……
就在这个时候钟声响了。教堂的钟声悠远肃穆，像是来自苍穹，去向大海。我一时停在了那里，等待着，倾听着，安静着。
首先由书院院长带领做祈祷。然后进餐。服务人员也都有一把年纪。主人解释说，由于“疯牛症”的威胁，今天没有牛肉可吃，改吃羊肉。其实头三天我已经吃过牛肉了，如果该染上，恐怕本人已经是潜在的疯牛症患者了……一切陶冶性情的程序认真完成，并没有用多少时间……难得的是这种数百年不更易的坚持。这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吃饭的仪式，也许真是一种展现和怀念剑桥以及整个英国的历史、保持和(为什么不呢)炫耀剑桥及英国的光荣传统的典礼……一些人饭后很可能有约去进行另一顿晚餐……历史的必须之后肯定还有现实的快乐。当然，这种保守的庄严与珍惜的认真劲儿也令人感动……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古色古香的演示与咀嚼呢
……雨后的绿草如油，映衬于四面的苍茫的建筑，显现出一种生命的滋润与新鲜。我看到了我们下榻的那间房屋的窗子，也看到了房后的教堂尖顶十字架。我想起了幼年时读过的有关欧洲的一切……我假定绿草坪是欧洲的一道经久不移的风景……我的感动是一种不胜其美不胜其静，不胜其古老，不胜其空空如也，不胜其平凡而又妩媚的风格的感觉。按照徐志摩的描写，也许这里是应该有几条牛的，但我也没有注意到牛。我说没有注意到，是因为我是如此地融化于这剑河边的草地的静谧之美……
天也就这样黑下来了。楼里照旧杳无人迹。绝了。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虽说已是五月下旬，阴雨天仍然寒冷。好在房间里的暖气可以调节，拧一拧螺旋开关，发出咔咔的响动，一股子温暖就过来了。洗洗脸，用电壶坐开水沏上一杯红茶……书柜里码着的都是棕色皮面的精装旧书。时光似乎倒退回去了不少，我们与世界也两相遗忘，一种少有的随意与松弛抚慰着我们的心。
这时钟声又清纯亮丽地响了起来。满屋都是钟声，满身都是钟响。咚咚当当，颤颤悠悠，铺天盖地，渐行渐远，铿锵的铜声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嗡嗡余韵互为映衬，组成了晚钟的叠层堂室。我们放下手中书，我们谛听着饱含着爱恋与关怀、雍容与悲戚的钟声。我们的心我们的身随着这钟声而颤抖而飞翔而化解。我重又浸沉到那种……爱不自胜愧不自胜的心情中……
这是我写得比较好的散文之一。在一个与我们太不同的地方，得到了太不同的心情，感受，记忆，梦。你是你自己，你又有可能体验世界的其他角落的一切；你是中国人，当然，绝对的，同时你又有可能为英国与欧洲，为剑桥与苏格兰高原，为它们的古色古香的历史积淀而倾心，而感动得没有办法。
在英国我再次看了原版的音乐剧《猫》，伦敦是《猫》的出生地。看此剧时碰到了我国的舞蹈家贾作光。观看演出前巩（？）演出团体的老板请我吃了饭，又在这个疯牛症肆虐期吃了一回牛肉。老板对于把《猫》推向中国，很感兴趣。若干年后，此剧果然来到了北京上海，堂而皇之地上演。
邀请我们访英的陈小滢是曾被鲁迅痛批的陈西滢与作家凌叔华的女儿。凌叔华曾在英国居留，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她落叶归根，回到北京。九十年代初她病逝于京，我参加过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不论是陈小滢还是秦乃瑞，都对中国抱有极大的认同
从英国的希思罗机场飞往德国的科隆/波恩。机场的德国边防很费了一番脑筋，他们习以为常的是中国客人自法兰克福空港入境，一位女官员见到了我们的护照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找来了另一位资深一点的工作人员，与我交谈了几句放行。
这次赴德是由于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 1917-1985）遗产管委会的邀请。先是伯尔基金会邀请，被我方某机构认为不宜，因该基金会的政治倾向有某些问题。后改由伯尔的家属组成的管委会邀请，才成行的。原来想邀我来写作六个月，我说六个月恐怕不行，六个星期吧，乃改成了六周。
海因里希伯尔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1939 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来。他负过伤，当过俘虏，对侵略战争深恶痛绝。
最早传到中国来的是他的小说与电影《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也属于“反面教材”，我是在“文革”中接触到的。此小说骂西方的传媒。后来我读过他的《女士及众生相》，写一个普通女人在战乱与动荡中的不幸。书中一上来写女士对于孤儿院孩子们的大便的认真研究与保存档案，很有德国人的特点。龙应台就写过，德国的标准马桶，都留下了一个“平台”，让你的大便先停留在那里，供便主分析研究后再冲走。在中国的小说中，我写到大便就算是多的了，为此还受到过朱寨老师的善意劝诫。人们也常常引用鲁迅的话，意思是你不能欣赏大便，不能画毛毛虫之类。关于大便与文艺的问题，“大跃进”中更有绝的，《人民日报》副刊上曾经登过这样的文章，说是由于阶级感情的变化，过去以为大便是不能欣赏的，后来知道作为有机肥料，它是值得欣赏的。后来有另一文章出来，说是太过分啦。
伯尔对于西方社会有极火辣的批判，对于环境，对于道德，对于文化，他都极其关注。他的存在与获奖肯定有一种道德的冲击力。他被某些人包括我国的同胞，视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我常常在阅读张炜的时候想起伯尔。张的小说有一种对于地上的众竹（？）作道德审判的使命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被逐后，头一个得到的也是伯尔的接待。
